摘要：王君正导演的《女人·TAXI·女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部女性意识突出的电影，讲述了女出租车司机张改秀偶遇失业女植物学家秦瑶并帮助她讨回公道的故事。电影赋予了流动空间与固定空间不同的象征意义：流动空间是女性暂时的庇护场所，固定空间则是男权秩序的代表。导演对叙事空间的把握使电影褪去了说教的色彩，形成了形式与内容的整体感。本文以其空间叙事结构为对象，分析导演是如何通过对电影叙事的探索来表达女性主题的。

关键词：空间叙事；女性主义；男权秩序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59-02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独特的精神建构时期，女性文学的批评和创作继“五四”后再次崛起：一方面是受到西方众多现代思潮的影响而诱发，一方面是承接了五四运动中萌发的女性意识与女性精神。九十年代，女性文学的创作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影响了电影的选题与创作与制作。这期间不乏女性意识突出的电影作品，王君正导演的《女人·TAXI·女人》便是其中一部。《女人·TAXI·女人》脱胎于另一部未能上映的电影《鸣笛罚款》，讲述了女出租车司机张改秀偶遇失业女植物学家秦瑶后帮助她讨回公道的故事。《女人·TAXI·女人》关注女性的社会定位，对男女关系和女性之间的感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由于电影风格的“曲高和寡”、主角（女性知识分子）“小众”的现实情况、审定时对打斗戏份大幅度的删改、商业片冲击等多种原因，《女人·TAXI·女人》面世后未能引起较大的反响。学界对该片的研究较少，仅有的若干篇论文停留在情感化解读的层面上，未能揭示作品的创作价值和借鉴意义。

《女人·TAXI·女人》探讨女性的困境与出路，赋予了流动空间和固定空间不同的叙事功能，呈现出独特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叙事结构。本文以其空间叙事结构为对象，分析导演是如何通过对电影叙事的探索来表达女性主题的。

一、女性的并置与流动空间的庇护

两位女主角（女出租车司机张改秀和因丑闻而失业的植物学家秦瑶）在叙事结构中形成两个不对称的并置人物。刚休完产假的出租车女司机张改秀重回工作岗位。不管是对付男工友的群攻，还是应对各类乘客，她都表现得游刃有余。她不仅能接受大尺度的玩笑，还能在玩笑中占领上风。当她用洗车的水枪追着男工友们四处躲避时，女性生理上天然的弱势和矜持在她身上毫无体现。张改秀用“真刀真枪干出来的”等粗俗的语言对付着男性的调侃，在这个男人占有绝对数量优势的工作场所中自由地操持与传统女性角色不匹配的话语。另一位女主角植物学家秦瑶与张改秀形成了鲜明对比。辞退的“判决”迫使她离开了工作场所，毫无目的地漫步在大街上。她彷徨在落满黄色枫叶的路上，被动地、温柔地充当起了小孩们捉迷藏的道具。在张改秀四声高音鸣笛和大声责骂的刺激下，她的情绪没有明显的反应。她看似平静，实则心不在焉。两位强弱态势不对称的主角并置地放在了故事发生的流动空间——行驶中的出租车内，形成不平衡的状态。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看来，从不平衡状态走向平衡状态是故事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之一。两位女性的强弱对比诱发了她们之间的互动，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知识分子身份使女主角秦瑶表面看上去强大，实则软弱。当秦瑶回母校找女教授征询意见时，张改秀被她在学校里的风采和旁人的赞誉所吸引，产生了由衷的钦佩。这种对强者的钦佩驱使张改秀一改先前不屑的态度，自告奋勇地为秦瑶的“出征”保驾护航。却不料，秦瑶想要展示研究成果的举动接连受挫。当午间来临，秦瑶心灰意冷地走向了郊区那座遗弃的植物研究所，张改秀这才明白眼前的高级女知识分子在工作和生活面前的无能为力。而后当张改秀在哭泣的秦瑶口中得知事情的缘由——给上级/导师写的暧昧书信落入上级妻子手中，便决定帮助这位看上去强大实则弱小的女性。当秦瑶由强的假象恢复弱的本色，她与张改秀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出租车内形成了女性同盟般的默契。

故事发生的地点以行驶中的出租车内为主，若干固定的建筑空间为辅。当秦瑶走进了出租车，张改秀由“敌人”转变为女同胞，并站在同一阵线帮助她躲开了陌生人的挑衅。那些所谓的目的地——固定的建筑空间，则无一例外地将秦瑶关在门外，包括她姑妈的家——由传统文化中最为稳固的血缘关系产生的固定空间。张改秀正是借助出租车空间上优势，才顺利地帮助秦瑶对抗上级妻子——一位因守护自己的利益而维护男权秩序的女性。也正是在女性的庇护空间中，上级妻子操持的政治和伦理话语——男权社会的产物，才会显得疲软无力，失去应有的功效。行驶的出租车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流动的庇护空间。

二、空間的隐喻：性别与权力

重视空间是中国叙事的传统。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指出：“在中国文学的主流中……空间感往往优先于时间感。从上古的神话到明清章回小说，大都如此。①”这一传统在《女人·TAXI·女人》中，则体现在不同空间中男性与女性对事态的强弱不同的把控能力上。

在行驶的出租车这一流动空间内，张改秀一副领地主人的模样，将出租车用婴儿照片、塑料奶嘴等一系列物件布置成产后女性特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张改秀似乎具有绝对的权力：把控着进出人群，果断地拒绝男乘客想要雇佣自己的请求，戏谑地对付着男乘客赶火车的急迫心情……在应对秦瑶上级的妻子时，张改秀用玩笑的方式轻松地对付她暗示的政治错误，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男女问题不能只由女性来扛。她抛出了一个可能两败俱伤的因果关系：曝光婚外情惩罚了女方，但也说明男方有作风问题，作风问题会影响男性的官职，男性的官职如果卸除，那么，在官职庇护下的妻子将同样失势。这一因果关系刺激了上级的妻子，使其缴械投降，交出了指控秦瑶的证据——暧昧书信。张改秀占据权力斗争的上风，似乎只限于出租车这一流动空间内。先前在秦瑶上级的寓所中，张改秀对上级妻子的提问显得畏首畏尾，毫无后来对战中的风采。流动空间是秦瑶获得庇护的场所，也是张改秀发挥女性权力的主战场。

固定的建筑空间内充斥着男权秩序的影子。不管是科学院，还是男上级居住的寓所（含工作间）里，两位女主角始终以被动的方式应对空间内的变化，遵循空间内的秩序。当秦瑶鼓起勇气想要宣讲自己惊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作为对辞退处理的反攻时，她落入了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各个科研机构以开会等工作秩序上的安排异常巧合地回避了她的反攻，使她找不到宣讲对象，也看不清局势，无计可施。女教授用来指引秦瑶的那张写满各个科研机构地址的白纸，并没有给她提供帮助，而是成为了她四处碰壁的佐证。在张改秀的鼓励和陪同下，无路可去的秦瑶找到上级以期解决由两人关系引发的问题时，却只能在他固定的居所得到沉默的回答。有意思的是，妇女联合会——代表和维护女性的组织，却成为了上级妻子用来攻击秦瑶的武器，其所在地成为审判女性的固定空间。

“现代妇女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首先得力于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在社会生活中，女性通过受教育，依赖于现代科学知识和意识获得了和男性平等对话和共同发展的可能性。②”然而，现代教育和现代科学知识并未使秦瑶获得权力对等的待遇。仅作为论文附件的暧昧书信虽与科研成果相比微不足道，却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证据，断送了女性通过知识成果实现个人价值的希冀。那些代表现代知识的固定场所，因秦瑶一次错误的书信表白，纷纷关闭大门并驱逐她以作为惩罚，而男性当事人却毫发无损，拥有女性难以企及的豁免权。

三、秩序内外的男性与空间的关联

男权秩序内的男性和秩序外的男性对女性表现出的态度截然不同。电影有两位具有典型意义的男性：一位是秦瑶的上级兼导师；另一位则是两位女主角在妇联偶遇的寻找女性的男知识分子。男上级的出场是在自己居住的寓所里。当进入男上级的寓所时，秦瑶忘却了“讨个公道”的打算，而与上级开始了研究上的“对话”。知识仿佛是麻醉剂，让她暂时忘却了被驱逐的事实，沉醉于作为被指导的学生和下级。当研究上的“对话”停止，需要面对现实问题时，两人陷入了各自的沉默：秦瑶的沉默是希冀男上级能给予帮助，就像在研究工作中获得帮助一样；而男上级的沉默则是他为了保全自己在男权秩序下的权力和利益而主动选择的失语。男权秩序赋予上级以地位、身份和生活待遇，也把他镶嵌到了社会制度和家庭伦理中的特定位置。婚外感情并不能动摇他所处的特定位置，但为女性申辩便有可能得到重罚——失去社会地位、身份及待遇等。

男权秩序外的男性愿对女性敞开心扉。两位女主角在妇联接待室里偶遇了一位对着空座椅说话的老年知识分子男性。他来妇联是为了寻找失散三十年的恋人。因为当年学术意见的分歧和所持学术派别的差异，他与恋人成天吵架，并因此产生了隔阂。他们涉及的学术领域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的介入与审判先后分别将这对学术恋人驱逐至东北和西北参加劳动改造。尽管过程中两人相互寻找过，却没有见着面。时隔三十年，当生命进入收尾的阶段，他来到女性的空间——妇联，寻找他失去的那位女性。在电影里，妇联的接待室除了这位男知识分子，其余全是女性。她们交流着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和现实中女性应有的婚姻观念等，却没有人提及当下女性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出路。两位女主角在她们热烈的讨论中无所适从，只能沉默的游走于其间。当她们随着男知识分子离开固定空间——接待室，转而走向流动空间——楼梯上和芦苇丛中交谈时，男知识分子开始吐露心声，向两位女性讲述自己“小写”的生命故事和抒发个人专属的情感。他表示要找回恋人好好生活，再也不和恋人吵架。这暗示他把自己的学术执念和政治意见排列在女性的后面，愿为女性离开男权秩序的优待。这是他回归男性天然属性的举动。

男权秩序对女性有压制，对男性亦有严苛的要求。在与这两位男性见面的过程中，两位女主角的话语会随着空间的变化出现差异。在固定空间中，她们寡言少语，甚至沉默；在流动空间中，她们说话自然，自由地表达思想。与她们的表现相对应的是，男性在固定空间中表达个人想法的语言被限制或者禁止，而在流动空间中则可以自由表达个人的情感诉求。

四、叙事结构的表意与主题的诠释

《女人·TAXI·女人》独特的空间叙事结构加深了电影的意义厚度，展现了女性困境的历史属性。在以男性主导的封建社会里，家庭的建立与女性的流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女性离开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是绝大多数新家庭产生的前提，也是绝大多数女性的命运轨迹。她们从一个固定空间流动到另一个固定空间，扮演被安排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完成被赋予的社会使命，却鲜有成为自己的主人。现代文明用“男女都一样”的政治话语为女性烘托出一个男女平等互助的氛围。在这个氛围里，女性获得了前辈们不可企及的、与男性似乎相等的学习机会和发展空间。现代知识似乎成为了二十世纪末女同胞们实现自我、成为强者的利器。电影对此提出了疑问：现代知识是否真的为女性带来了新的希望——获得平等的话语权和生存资源？知识利器在故事中犹如一道男权秩序施予女性头顶的“封印”，女性对男权秩序的顺服或挑战会引发“封印”的开启或密闭。当秦瑶想要通过宣讲研究成果证明自己的能力，对辞退自己的组织进行反攻时，“封印”触发——科研机构所在的固定空间对这位挑战男权秩序的女性关上了各种可能进入的门，与封建社会以违背伦理（男权秩序的另一种具象）为由驱逐女性的方式如出一辙。

行驶中的出租车为女性提供了流动的庇护空间，似乎象征了现代文明在男女关系上的进步，实质上却只是男权秩序对女性劳动力有需求而采取的、有限度的松绑。正是社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张改秀走上了工作岗位，并赋予她在出租车内的权力。然而，现实生活中，张改秀依旧需要借助女性的“天然”优势才能攻克生活的各种难题。出租车内，她态度硬朗；离开出租车，她以柔化刚。在严厉的警察、刁蛮的客人，甚至是自己的丈夫面前，张改秀仍旧需要展现女性的柔弱，以此来克服工作中的失误，获取男性的谅解和呵护。此外，张改秀在出租车内的权力并非绝对。当她与秦瑶面临上级妻子的挑战和威胁时，张改秀仍旧需要动用男权秩序的规则来完成漂亮的击打。当张改秀笑话秦瑶是弱女子时，她认定的“强”也不过是深谙男权秩序伦理逻辑的能力，而不是来自女性对自身潜力的认知与开发。

尽管现代女性已经获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但男权秩序的绝对权威和对女性力量的遏制并没有改变。获得知识加持的现代女性享受着知识带来的力量感，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同样处于男权秩序绝对权威施加的困境下。這是女主角秦瑶最终意识到的现实，也是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虽然该电影和同时代女性文学创作有着同样的情况：“女性文学创作……多少有些与中国民众文化现状尤其是底层女性的文化真实相疏离③”，但其对叙事空间的把握使主题的诠释褪去了说教的色彩，同时也造就了形式与内容的整体感。这是该电影创作价值的所在，具有借鉴的意义。

注释：

①（美国）浦安迪著，陈钰译﹒中国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47

②于东晔﹒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D]﹒苏州：苏州大学，2003：p13

③万莲子﹒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01）：p57

参考文献：

[1]（美国）浦安迪著，陈钰译﹒中国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于东晔﹒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D]﹒苏州：苏州大学，2003

[3]万莲子﹒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误区[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01）

[4]任一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简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一版

[6]邓颖玲﹒叙事学研究：理论、阐释、跨媒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8]崔海妍﹒国内空间叙事研究及其反思[J]﹒江西社会科学﹒2009（01）

作者简介：邱代东（1983—），男，四川达州人，硕士，广州工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文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