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纾现象在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奇特的现象。林纾虽不懂西文，却被大多数学者称为翻译家。通过对“翻译”二字的分析，作者认为，林纾的“翻译”是语内翻译和文本改写的过程，另外，“林纾翻译”决不能忽视他的合作者们。“林译”中“译”重在模式，是译化模因的突变。

关键词：林纾；语内翻译；林译；译化模因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116-03

本文重点探讨翻译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一个奇迹式的人物---林纾，“林纾的翻译”是否颠覆了“翻译”或是“翻译家”又或是“译者”的概念呢？“林纾翻译”在当时是否也是一种翻译进化的表现呢？为什么没有传承呢？CKNI中国知网上，关于“林纾”的论文一万余篇，大多数的论文都把林纾称作“翻译家”，也有很多学者在探讨林纾的翻译策略，那么问题随之而来。因为我们知道林纾的翻译方式都是与别人合作完成的，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承担的是到底是“翻译”工作还是“加工整合”的工作呢？林纾是翻译家吗？“译者”或“改写者”是否更为合适呢？ “林译”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 “译”呢还是一种“模式”？

一、关于“翻译”、“译者”

谈到林纾，大家都会提到他的特别之处，不懂外文，却翻译了大量的作品，是个高产的翻译家。在CNKI中国知网上进行搜索，与林纾同时代的严复，论文多达近7万篇，而以“林纾”和“翻译家”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仅有5264篇论文，以“林纾”为关键词搜索，论文大约在16772篇①。最早的一篇论文是汪惠萍写于1982年的《不懂外文的翻译家林纾》，后期的很多论文大都围绕“林纾的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翻译作品赏析”等进行论述。随着西方理论的发展与引进，林纾的翻译现象也被众多学者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西方理论进行解读，操控论与多元系统理论最为常见。2012年，何辉斌发表的《总想当保守派的革新派---翻译家林纾新论》，还原了林纾生活的年代，从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解读林纾和他的翻译。然而，林纾的“翻译”符合的翻译的标准吗？

通常情况下，我们所理解的翻译，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大都是指在信息准确、表达通畅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活动。根据这个定义，翻译活动必须要涉及两种语言，至少一种是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另外一种是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翻”“译”单字本身也必然涉及两种语言的转换。翻译活动的过程需要从源语言出发，通过信息的重新编码组合成新的目标语言。国内外著名学者对“翻译”也作过解释。王克非[2]认为：“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张培基[3]对翻译的解释：“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英国的翻译理论学家Bell[4]提出：“翻译是把第一种语言（源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用第二种语言（目的语）重新表达出来，尽量保持语义与文体方面的等值。” 从上述的这些定义来看，翻译的行为活动必须要包含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文本。所以从严格意义上看，林纾的“翻译”不能被认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因为林纾的“翻译”并不涉及两种语言，整个活动集中在目标语一种语言上，这个是极其重要的原因，另外，林纾的“翻译”手法主要是通过对原文的口述，用中国的古文笔法的方式进行记录。所以从翻译的传统定义来看，林纾的工作不能算作是“翻译”，仅仅是对目标语进行了二次加工整合，用其他的表达形式对目标语言进行了润色与加工。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布拉格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在《论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论述了语言符号的问题，[5]并从符号学的观点出发，把翻译分为三类，即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语内翻译是指同一種语言中用一些语言符号解释另一些语言符号，就是人们所说的“改变说法”。语际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解释，即用另一种语言的语符来解释一种语言的语符。符际翻译，就是通过非语言的符号系统解释语言符号，或用语言符号解释非语言符号。雅各布森把翻译完全置于符号学的框架内进行研究。林纾参与的翻译工作没有涉及符号和语言之间的转化，所以不是符际翻译；而林纾本身不懂外语，自然不涉及两种语言的转化，所以林纾的工作也不是语际翻译。林纾的译介工作是通过和他的“口译者”合作完成，换句话说，与林纾合作的伙伴们，他们的工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语际翻译，是将西文小说翻译成了中文，而林纾本人凭借扎实的文学功底，在原有信息进行润色加工。如果要说林纾的工作也是翻译，笔者认为只有雅各布森理论中的“语内翻译”可以很好地解释了林纾的工作部分，因为语内翻译并不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而是在同一种语言内进行同义的转换。由此可见，从翻译符号学角度看，林纾的工作是符合语内翻译特征的，活动发生在一种目标语中。林纾是将听到的口述白话文落笔翻译成文言文，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林纾的工作是语内翻译，是一种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翻译。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说，林纾的“翻译”是一种广义上的翻译，而非狭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翻译。

林纾的翻译既然是广义上的翻译，那么林纾本人自然可以被称作“译者”。

皮姆在《翻译史研究方法》提出[6]，译者是在翻译历史发展中占主动地位因素。他认为，译者拥有特殊的文化身份，他们既不属于原语文化，也不属于译语文化，而属于两种文化相交的中间地带，从属于第三文化―――交互文化。译者作为协调者积极协调双方的文化关系，为双方的对话和交流进行协调。根据皮姆的理论，我们可以判断林纾的合作者们，毫无疑问是译者，他们活动在西文、中文两种文化之间，从属于第三文化。而林纾则是位特殊的“译者”，并非从属于第三文化，而是完完全全的译语文化的代言人。林纾的“译”也并非潜意识改写，而是有意识改写。美国当代翻译理论家Andre Lefevere提出了“改写”理论（the theory of rewriting），[7]这是一种潜意识的改写，即译者想方设法使自己的译文忠实于原著，但由于“在译者本人的头脑中先有、先在、先识的前理解构成它已有的视域，这个视域与其他读者或译者的前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每个译者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他认为别人的理解与自己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前理解就是一种潜意识状态的。而林纾的改写是有目的地进行，即对原文适当地增添、删减和改变原文的内容。所以与其说林纾是在翻译，不如说林纾是在进行有意识的改写。

通过以上论述，笔者认为不懂外文的大翻译家林纾是一位从事语内翻译的改写者。

二、关于“林译”

既然林纾的翻译并非狭义上，传统意义的翻译，那么“林译”是否和“严译”、“傅译”一样呢？笔者认为“林译”和“严译”、“傅译”，从本质和内涵上来看，是完全不同的。“林译”的说法一方面会让人误解林纾的翻译和“严译”、“傅译”一样，更重要的是，会让人忽略掉和林纾合作的译者们的存在。“林译”往往会被人理解为“林纾一个人进行的翻译”。CNKI中国知网上有大量的论文出现，例如《林纾的翻译》、《林纾的翻译和时代》、《林纾翻译动机再分析》等等。论文大多会分析林纾的翻译策略，却忽视了合作者的重要作用。

我们通常认为“合译”是指多人的合作翻译。根据译者分工、合作方式的不同，张德让[8]把合译分为四种：“（1）主译加润色的主配角色；（2）口述加笔译的互存式；（3）“化整为零”的承包式；（4）大规模合作的立体式。”显然，林纾和其合作者属于口述加笔译互存式。笔译者不通晓原语，口述者不擅长译语的书面表达，必须相互依赖，缺一不可。

当然与林纾合作的“口译者”多达20人，也很难一一对应每一部作品的参与人员，而且历史久远，只能靠他们留下的历史资料进行研究。而林纾就好像是脉络的主体，把众多的文学翻译作品联系起来，所以“林译”的说法较为简单明了，常被学者们使用。但是笔者认为，即使使用“林译”的说法，也应该把“林译”和“严译”、“傅译”中的“译”作区分。“严译”和“傅译”中的“译”重在内容，而“林译”中的“译”重在模式。

三、“林译”的“译”模式

“林纾”的合作模式，是无法再现的。合作者们看懂原著的比例是多少？里面有没有带有主观性？内容上是否进行了增减，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可以了解到的就是这种合作模式，而合作模式本身拆分了翻译的整体性。虽然合作模式区别于翻译本身，而且无法还原，但是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合作模式中的参与要素进行分析。

模因（meme）这一概念最早见于生物学家Dawkins1976年出版的《 The Selfish Gene》一书中。[9] Dawkins希望 meme这个词类似于gene能描述文化现象的进化。模因通过模仿和复制在人的大脑里之间相互传染而进行传播，也就是通过一个过程，从一个人的头脑跳入另一个人的头脑。芬兰学者Andrew Chesterman于1997年出版了《Memes of Translation-the spread of ideas in Translation Theory》，是最早把该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的学者，Chesterman借助模因系统，分析了各个时期的翻译思想和理论，认为模因是文化翻译的基本单位，模因的内在运行机制决定了翻译的具体操作。比利时著名的控制论学者Francis Paul Heylighen则提出文化模因得到传播需要经过的四个阶段：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10]

与文化模因的构建过程类似，译化模因也是这样一个由同化、记忆、表达并最终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对于译者来说，首先有作者编码好的源语模因，然后译者作为受体根据自己已有的认知体系解码作者的源语模因，并同化到自己的认知体系中。然后，译者又担当起主体的角色，把同化了的模因用目标语模因重新进行编码表达并传播给读者，读者则对译者重新编码的模因根据自己的认知体系进行解码，然后再进一步传播给其他人。[11]具体过程如下：

这一翻译过程涉及两次编码，两次解码，以上是一个完成的翻译过程及其首次传播。从上图可以看到，如果译者不通晓作者的“源语模因”，就无法进行正确的解码，与此同时，如果译者不精通读者的“目标语模因”，也无法进行更好的编码从而起到有效的传播。所以译化模因的传播主要得益于译者对“源語”和“目标语”的理解和运用。

而林纾并不通晓西文，没有合作者的加入，整个过程是无法进行的。林纾的“译”模式体现在“合作”二字上。虽然译化模因的过程也是一个同化、记忆、表达、传播的过程。但是在过程中又增加了一次编码、一次解码。而这一次的编码和解码尤为重要。林纾的解码与编码过程区别于他的合作者。林纾的解码、编码发生在同一种语言下，可以看作是对同一种语言的“再加工整合”，具体过程如下：

从读者的认同角度来看，林纾和合作者的翻译模式是非常成功的。在上图中，林纾作为受体也好，主体也好，从未与源语本身有任何的接触，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连接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使源语的模因成功地转型为目标语模因，在读者群中进行了有效传播。在当时，林纾和他合作者翻译的小说是非常受欢迎的。当然，这一现象本身还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争相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进步的知识分子纷纷主张向西洋学习，以振兴中华。严复等人已开始翻译西方政治、科学和哲学学说方面的著作，而林纾翻译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他希望用文学作品来启发民智。在当时国内还没有一部外国文学译作。在这种形势下，林纾与合作者翻译的小说，像《巴黎茶花女遗事》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和等级观念的罪恶，引起了封建礼教束缚下的中国青年强烈的共鸣，必然会大受欢迎。模因的变化表现在林纾的部分。林纾本人的编码、解码只发生在同一种语言中，是对目标语进行了加工整合。林纾作为目标语的代言人，不必像钟摆那样，徘徊在两种语言文化中，而是在目标语中，尽情地发挥“译者”的能动性。

模因理论从本质上讲，是探讨进化的理论。翻译模因库中有大量的翻译模因，每一模因既是对以前模因的复制和继承，但又存在一定的“突变”。模因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变异，在变异中得到发展。在翻译模因库中，大多数翻译模因对翻译理论的进化和发展有所裨益，从而促进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有些翻译模因，无助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最终必然消亡。林纾的合作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模因的“突变”发展，很难复制。所以在林纾之后，并未再出现类似的合作式翻译，即使有类似的模式，也很难达到林纾和其合作者们的高度。林纾和其合作者翻译的小说，在读者群中反响巨大，影响深远，这种模式是否可以认为是“模因进化”的表现？但是如果认定是“进化”，那为什么没能传承下来。这也值得学者们做进一步的研究。虽然林纾的合作模式可谓昙花一现，但是对中国的翻译事业确实做出了巨大贡献。林纾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颠覆了传统的翻译理念。

四、结语

林纾现象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传奇。通过对“翻译”两字的考察，并非要否定林纾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突出贡献，而是希望学者们不要忽视与林纾合作的译员们，更加重视对译者们的研究。另外，笔者认为“林译”的说法是片面的，“林译”中的“译”区别于“严译”、“傅译”，而重在模式。“林译模式”可以通过译化模因来解读。译化模因是一个由同化、记忆、表达并最终进行跨文化传播的过程。“林译模式”是译化模因的突变，增加了林纾在同一目标语中进行编码、解码的过程。现代文学的翻译，是否可以通过译化模因来重新复制“林译模式”，只能通过翻译实践来验证了。

注释

①CNKI中国知网的搜索数据，全部截至2016年2月15日

参考文献：

[1]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率[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者，1988：301-302

[2]王克非. 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J]. 外语与外语教学（4），1997：49

[3]张培基. 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9

[4]Bell， Roge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91/2001：5

[5]Jakob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 Venuti（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67：113-118.

[6]牟瑩莹.译者（们）---翻译史的创造者[J]. 海外英语，2015：125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5

[8]张德让.合译，"合一"[J].中国翻译（4），1999：25-28

[9]Dawkns R. The Self Gen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Heylighen F. Selfish Memes and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J]. Journal of Ideas， 1992（4）：77-84

[11]徐赛颖，翁晓梅. 模因综观下论翻译[J]. 宁波大学学报（3），2007：49

作者简介：潘晓颖 （1981-），女，汉族，辽宁大连，博士在读，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