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11-0012-02

一、 “新乡绅”的内涵

有研究将《古船》中的赵炳、《羊的门》中的呼天成、《农民帝国》中的郭存先等这一类村干部形象称为“新乡绅”①，因为以上人物依托于根植在国民性中的宗法观念，形成了类似于传统乡绅的封建家长地位，在基层权力体制中部分地再现了传统乡绅的社会角色，通过政治权力和民间权威的结合构筑并维护着乡土社会的原有秩序。在社会政治学领域，将农村所形成的新利益群体——乡村富人称为“新乡绅”②，因为他们在掌握着农村社会财富的同时，也日益掌握了农村政治权力。由于他们在政治经济地位上与传统的乡绅存在一定的相似性，逐渐被称为“新乡绅”。

比较之下，前者强调的是国家权力与宗法意识的结合，后者突出的是经济优势。笔者认为“新乡绅”的“新”应表现在这一群体本身已经成为了国家科层制管理体系的一份子，代表了国家权力，而作为乡村共同体的成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又不得不借用传统资源才能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乡村权威的代言人。当然，在市场经济迅速到来的新时期，致富能力被纳入基层政权考核的范围之内，单就这一点来看，充其量只能将其称为经济能人或者乡村精英，将之称为“新乡绅”还是有点勉强。

二、“新乡绅”的形象书写——以呼天成为例

笔者认为比较传统乡绅承担的乡土社会功能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角色担当，《羊的门》中呼天成的形象更符合这一名称的定义，因为他是凭借自身的道德权威与人格魅力，辅以雄厚的财力支撑，成为了呼家堡的领导人。从表象上看，呼天成对呼家堡的改造恢复了传统社会的礼治结构，而他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传统乡绅社会角色的替代者，用民间戒律和道德教化（“礼”）维持着呼家堡当代形态下的社会秩序（集体体制）。呼家堡的男女老少默认甚至心悦诚服地接受呼天成的个人意志对乡村生活的渗透和控制，“几十年来，呼家堡人早已经习惯了这种只有一个声音的日子，如果这声音突然消失的话，呼家堡人倒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③，于是研究认为“村民的盲从和崇拜”使呼天成的形象日益神圣化，并将其推向“救世主”的王座。

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乡村面对城市化的冲击日渐空心化，基层政权仅仅有经济优势还不能完全起到整合乡村秩序的作用。在乡村走向凋敝时，不仅需要经济能人带领大家共同致富，也需要强人收服人心，把人留住。呼天成运用“借脸”、“斗私”、“举手”等一系列镇心的策略，建立起不容挑战的权威。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呼天成带领村民继续发展集体经济，坚持走在共同富裕之路上。村民崇拜呼天成不假，但很难说是“盲从”，如果村民没有在他的治理下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也就不能说村民對呼天成是“盲从”了。村民之所以拥戴呼天成，是因其身上兼备儒道思想的自我规训与现代社会所需的发展眼光。

（一）以传统儒道思想修身。

在以宗法伦理来自治的乡村中，其“人治”方式靠的是以德服人，是以教化的方式使村民自觉自愿遵从，而不是依靠简单的强权或冷冰冰的现代法制压制，此所谓“内圣外王”。只有真正做到了“内圣”，使自我成为一个道德标杆，“外王”的实现才成为可能。为此，呼天成处处从“立德”做起，不断锤炼自身的“克己”意志。

呼天成住的是果园深处一座破旧的草屋，“门板上黑污污的，带着雨水留下的陈年污迹”，屋里是一只“破旧的洗脸盆架”，“一张旧办公桌，还有几张简单的床铺，一些木椅之类”；睡的是用百种野草结成的“呼家堡绳床”，吃的是一种最普通的手工擀面……这些在高度一体化的呼家堡虽然颇显另类，但它所彰显出来的，并不是呼天成的特权架势，而是他的“克己”形象和“利他”精神，具有一种自觉的“内圣”化的伦理追求。这种“内圣”化的自觉追求，更体现在他与秀丫之间的关系上。作为一个落难的逃荒女，秀丫被呼天成救活后，送给了光棍村民孙布袋。不料，喂养几天之后，秀丫却成为全村光鲜嫩白的小美人，出于感恩与崇拜的心理，秀丫对呼天成充满了好感，多次深夜潜入呼天成的茅草屋里。在与秀丫的交往中，呼天成有时也会在心里说，“我这个支书不做了，我就拼着这个支书不做，也要干一回男人干的事情！”但理智最终还是战胜了欲望，呼天成一步步控制了自己的情感，也扼杀了自己的欲望。秀丫的存在，实为一座欲望的炼炉，彻底地熔解了他的一切感情欲念，为他向权力目标的逼近打下了坚实的道德基础。

为了战胜自身的欲念，呼天成还练了一套《达摩易筋经》的功法。《达摩易筋经》在呼天成身上起了两个层次的作用，一是使他成功地控制了肉体欲望，他以此战胜了自己，保住了他神的地位，二是使他对人之道产生深邃的理解，使他认识到人活于世依靠的到底是什么，那是两个字“忍”和“韧”。《达摩易筋经》可归为道家和道教的著作，它可以使人进入无欲状态并悟道，这是老子修德理论的目的。而炼内丹，通过意念和身体的特定活动来锻炼和改变人的生理品质则是道教的重要追求。就个人实践层面看，呼天成的作为成了老子理论的一个范例，老子说：“圣人欲不欲。”④又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⑤呼天成可以说是老子思想的不折不扣的遵奉者，是老子标准中的强者和圣人。

（二）以现代发展眼光构建呼家堡。

无疑，呼天成在呼家堡建立起了现代礼治秩序，权威主义伦理与王权意识成为这个独特王国意识形态的支柱。然而不可否认，这一切又都是建立在呼家堡极具现代化色彩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呼家堡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建立起了有着先进技术设备与科技水平的大中型企业，使村民步入小康生活。村民从住房到饮食等各种物质生活条件都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大同世界，似乎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所追求的理想社会。

凡是现代社会所必须具备的组织形态，从村支书到村委，呼家堡同样完备无缺。更重要的是，呼天成按照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管理呼家堡。他建造了地上新村和地下新村，每家每户住的房都是一样的外形与摆设，人死后就埋进地下新村，像现在墓园的样子，竖着同样的墓碑，不同的只是编号。因为呼天成懂得，辈分与姓氏牵扯的宗法伦理足以消解任何权威。他还制定了“十法则”，又叫“呼家堡法则”。法则一是关于村歌，每天早上五点半，村歌一响村民们就必须起床到广场上做早操，迟到者要被扣半个“政治分”。还有临时干部法、婚姻法、请假制度等，每种法规都有具体的考量办法和奖惩制度。 “十法则”从思想、行为等全方面规范了呼家堡人的生活，且与分红挂钩，所以十法则就成了一种必须遵守的制度。

除了以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管理呼家堡外，呼天成还特别注重利用现代科技进行革新。呼天成利用自己的人脉成功地将呼家堡所产的面粉打入北京市场，使“呼家面”成为全国的畅销品牌。但“呼家面”能成为系列化的产品，主要得力于呼天成专程从省粮食学院请来的董教授。呼天成不计成本、力排众议坚持邀请董教授从事科技实验和革新，仅实验费就花了几百万，还有送董教授房子、解决教授儿子上大学问题。在呼天成的坚持下，董教授终于搞成了项目，当年“呼家堡”的年产值便首次超过了一个亿，呼家堡的每个人便都成了领工资的人。

以上表明，呼天成虽然深深地扎根在那块“绵羊地”，以宗法伦理牢牢地维系着社群结构，但他又以开放的经济眼光，始终与社会的物质发展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三、“新乡绅”的危机

呼天成克己奉公，他和呼家堡每一个工作的人拿一样的工资，生活非常简朴。不仅严于律己，呼对涉及“贪欲”的人和事也毫不容情，绝不允许有人污染了呼家堡这块净地。但是，在他经营和维持的现存秩序中，隐隐地面临危机，一个来自外部——他经营的人场中最强大的人脉开始了代际替换，而其他人会随着呼天成的离去而慢慢淡化没有呼天成这个人的“人场”；一个来自内部——村里的青年要外出发展，尽管青年的外出受到全村人的谴责与阻挠，但呼天成并没有强性阻拦，透出一份无奈。这危机已经暗示出随着呼天成的离去，呼家堡这片净土也将很难维持现状了。

（一）人场的代际替换。

别人經营商品，但“呼天成从不经营商场，他经营的是‘人场”——“可以说，在省、市、县三级干部中，有一大批‘人才是他一手托出来的。”这种隐秘而特殊的“人场”，以其特有的权力网络，为他垒筑自己的显赫地位奠定了强大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呼天成对“人场”经营的方式，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而是情感和伦理的长期灌输。他对待落难时的老秋，几乎是舍身相助；他发现孙全林是一个很有“灵性”的青年，便热情相推；他看到下放知青邱建伟的心志，便力排众议保护他；他发现知青冯云山有着过目不忘的才能，便积极介绍他入党……当这些人从呼家堡走出去成为身居要职的领导之后，在传统道德的感召下，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呼天成感激不已，甚至上演了一场没有主角出席的“呼伯”六十大寿的盛宴。而逢年过节，呼天成从来不忘给那些老领导送去一点土特产，“在这里，呼天成奉送的是一份回忆、一份念想、一种叫人忘不掉的情分”。

（二）集体铁板出现裂隙。

过着集体主义生活的呼家堡是呼天成“花了四十年心血熔炼”的铁板，是他的荣誉，然而在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这块铁板出现了裂隙——有人想脱离集体进城生活。

要出走的青年叫刘庭玉，至于出走的具体原因，文中却没有详细交代。刘高中毕业后，呼送他去当了消防兵，“在城里学爬墙”，后来回来了。“他没把这孩子当回事儿，回来把他分到面粉厂”。从这句话中，也许能窥探一二青年要出走的原因：刘性格腼腆，接受过教育又在城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术，是一个可造之材，但是回来后却没有用武之地，只能被分配到面粉厂干活。也许是城里的生活给了他自由的意识和寻求个性的渴望，所以他回来郁郁不得志，并选择在呼天成六十大寿时来了这么一手。

获悉此事后，呼天成先是十分震惊，“许多年来，虽然也有人搞鬼”，但“没有人敢公开地和他对着干”，这一次他感到遇上了真正的对手。当刘庭玉根本不向呼天成告别而走时，他愤怒了，呼天成的愤怒中隐藏深刻的危机：刘庭玉走掉不要紧，但惧怕众人集体倒戈。最后，呼天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认为有人要走，“说明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并仁义地告诉刘父，要是刘在外面混不下去，随时可以回来，或者遇上什么难处也可以找他。这场出走使呼天成感到失望与危机，他质问自己：难道真是老了？

是的，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乡村正承受着城市化的猛烈冲击而日渐空心化，基层政权仅仅有经济优势还不能完全起到整合乡村秩序的作用。呼天成靠着礼制秩序、权威伦理、王权意识同经济现代化结合打造出集体主义的呼家堡，实现了“共同富裕”的生活理想。这是否就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之路？结局流露出作家在对待这一现实问题上既困惑又依恋的矛盾心理。透过刘庭玉的出走，已经暗示出随着呼天成的离去，呼家堡这片净土也将很难维持现状了。

四、结语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政权的退出，导致了农村的碎片化和原子化倾向，单独的农民个体既无力对抗基层政权的不法行为，又无力对抗市场带来的风险，农村迫切需要农民的集体合作，也需要有致富能力的村干部起带头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也是富人，乡绅控制即是富人控制”。强调“新乡绅”的作用，并不是将农村简单回归到传统社会一个个孤立的“土围子”状态，新乡绅之所以能够治村，关键不在于其所拥有的财富，而在于其所拥有的道德权威和人格魅力，就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说的“权力—文化网络”，基于对乡土社会的关注和热爱，乡村新士绅阶层可以成为农村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供给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导者。只是“新乡绅”个体所具有的道德权威与人格魅力需要整体环境即文化网络的培育才能延续，否则在现代这样一个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时代很难起到整合乡土社会的作用。

注释：

①刘畅：《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新时期小说中的当代"新乡绅"形象》，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

②杨国勇、朱海伦：《"新乡绅"主政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 6 期。

③李佩甫：《羊的门》第348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6。

④《老子》第63章，转引自汤晨光：《<羊的门>和道家思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4期，2012年10月

⑤《老子》第33章，转引自同上。

参考文献：

[1]李佩甫：《羊的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6

[2]马戎、邱泽奇：《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社会学人类学论丛（16）》，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秦晖：《传统中华帝国的乡村基层控制》，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刘畅：《乡村政治文化的嬗变——新时期小说中的当代“新乡绅”形象》，《南方文坛》2010年第6期

[5]杨国勇、朱海伦：《“新乡绅”主政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 6 期

[5]汤晨光：《<羊的门>和道家思维》，《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3卷第4期，2012年10月

作者简介：王梅花，中国现当代文学，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