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育东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东广州 510055）

孙中山与国立广东大学的经费筹措

孟育东

（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广东广州 510055）

孙中山历来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1924年2月，孙中山命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在各个方面关心国立广东大学的发展，尤其关注国立广东大学的办学经费问题，通过建立专门机构、委派富有筹款经验的人员，争取庚子退款，要求广东革命政府控制区域各县协款，制定《国立广东大学劝捐章程》，以及移拨部分固定及临时税捐充作国立广东大学经费等措施，为国立广东大学筹措经费。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关注，国立广东大学较同期广州其他学校具有了相对充裕的资金保证，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孙中山；国立广东大学；经费筹措

孙中山历来重视教育，注重人才培养，这和他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孙中山少年时期追随其兄孙眉在檀香山的求学经历对其影响深远，“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传西校，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1]。1890年，孙中山认为郑藻如“为一邑物望所归，闻于乡间，无善不举”，乃向其进言：“多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每户百家，设男女蒙馆各一所……又于邑城设大学馆一所。”[2]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国家富强必须人尽其才，却遭冷遇。孙中山从改良走向革命，决心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同时也将人才培养与革命活动紧密结合起来。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三次建政广州期间仍然非常重视教育及人才的培养。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饬令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3]1834，6月9日，任命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1924年6月21日，孙中山派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为代表向广东大学师范、法政、农学三院毕业生致训词：“学海汪洋，毓仁作圣。大学毕业，此其发轫。植基既固，建业立名。登峰造极，有志竟成。为社会福，为邦家光。勖哉诸君，努力自强。”[4]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参加庆典者有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各军总司令，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德国代表白仁德等，孙中山因忙于北上准备事宜，特派胡汉民为代表在典礼上致词祝贺，并亲书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辩、笃行[5]，成为后来中山大学的校训。

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经费问题。国立广东大学由高师、法大、农专三校合并建立。高师属于国立，经费由国家保证；法大和农专属于广东省立和广州市立，经费由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负责。但实际上因为广东包括广州为各路军阀分地占据，教育经费难以保证。表1所示为广州1913年到1921年间的广东省教育经费预算决算表。[6]从表中可知，在此期间教育经费实际决算基本上远低于预算。究其因，“不为政客所提取，即为军官所借用。所以政变一次，即学校停顿一次，政变愈烈，即学校停顿愈甚”。

表1 广东省1913—1921年教育经费预算决算表 （单位：万元）

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办预算为60万元，以后每年经费为80万元。但现实情况为三校合计不过50余万，且复时时缺欠！为了解决国立广东大学的经费，孙中山想了各种办法来解决。

一、建立专门机构、委派富有筹款办学经验的人员负责筹办

（一）委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

国民党早期的重要干部中，能办学者有之，能筹款者亦有之，但既能筹款又可办学者不多，邹鲁就是其中不可多得的一位。1923年3月7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因政府未发给经费举行罢教。孙中山在接见学生代表时指出：“广东省库的确罗掘俱穷，由于军队复杂，各属征收机关，又未能解款前来，军饷尚无法筹措。”[7]表示暂时无法解决教育经费问题。1923年11月，广东省立中上七校（是指广东省政府管辖的七所高等和中等学校，即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省立宣传员养成所。前三所是高等学校，后四所是中等学校）教职员因政府欠薪五个月，决定停课三天与政府交涉，要求至少发薪一个月方允复课。政府则以当次军事倥偬后方筹饷急如星火为由予以拒绝，双方陷入僵局[8]。1923年11月27日，孙中山命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邹鲁兼校长。以广东全省田土业佃保证局所有收入拨为该校经费①分别见《大本营公报》第39号、第40号、第29号。。1923年12月2日，准邹鲁辞广东财政厅长及大本营筹饷总局会办以专心教育②分别见《大本营公报》第39号、第40号、第29号。。邹鲁临危受命，在较短时间内筹款解决了罢教风波，获得了孙中山的肯定：“你办高等师范数月，成绩很好，现在广东教育，还没有完整的计划，我想把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等三校，合并起来，组成国立广东大学，你可即去准备。”[9]104

1924年2月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两道命令，一是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二是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10]433-434。为了支持邹鲁的筹备工作，2月9日，孙中山训令广东省长廖仲恺：“照得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三校业明令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在案，除饬令该筹备主任即日将各该校接管，从速筹办成立外，仰该省长转饬各该校遵照。嗣后所有用人行政，悉由该筹备主任办理。以归划一，而促进行。”[10]452除了行政上给予邹鲁极大的支持，孙中山也给了邹鲁极高的待遇：“给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月支薪俸六百元，筹备期内支交际费三百元。”③分别见《大本营公报》第39号、第40号、第29号。

（二）成立管理广东省立中上七校经费委员会

孙中山指定广州省河筵席捐和九龙拱北海关厘台费为广东省立中上七校的经费，并成立了管理广东省立中上七校经费委员会（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后改为中上四校经费委员会）负责教育经费的管理，邹鲁在被孙中山任命为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兼任该委员会主席。由于当时广东境内客军林立，各种税源被瓜分殆尽，广东革命政府资金极为短缺。邹鲁及委员会对指定给七校的经费管理非常严格，派专人负责征收，如遇到征收困难或刁难则呈文给大元帅孙中山请求解决，因此中上七校的经费相对充裕和稳定，这在当时是罕见的[11]。1923年6月，广东省立宣传员养成所并入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后改为广东法科大学。1924年初，孙中山命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4月，管理中上七校经费委员会改称管理中上四校经费委员会。直到1925年8月，国民政府为统一财政迫使管理中上四校经费委员会将原来指定作为教育经费的省河筵席捐及九拱厘台费交还政府，管理中上四校经费委员会也随之消失。不久中上四校的经费就难以为继。

（三）教育经费独立政策的设立

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孙中山的授意下通过的国民党政纲政策中，就规定了增加教育经费并保证教育经费独立的政策，这为国立广东大学获得足够的筹办经费提供了政策及法理上的基础。

二、争取庚款为国立广东大学经费

20世纪初，出于国家长远考虑，美国开始向中国退还美国庚款之“溢款”（超出美国所受损失之数目）部分，用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及发展在华教育福利事业。在美国的影响下，其他辛丑条约签约国也纷纷仿效，和中国协商退还部分庚款。对于庚子退款的用途，国内各界反映不一。北方直系军阀吴佩孚主张用此款筑路办实业，取得收益后再用于办教育。教育界则主张全部用于兴办教育事业。广东教育界普遍认为“广州以西南中心的资格，加以为南方政府建立地的关系，应取得一部分”。[12]

孙中山很早就考虑利用庚子退款兴办教育。1920年1月上旬，孙中山与唐绍仪致函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报告李煜灜赴法国运动退还庚子赔款以兴办教育的情况，指出：据李煜灜所述，法国政府乐于用退还赔款在法国建立中国大学。中国于海外自建大学，于教育前途，为利至溥……此为国家根本大计，诚不宜忽[3]1221。1924年1月30日，孙中山在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指示廖仲恺在大会宣言中加入了庚款拨为教育费等内容，并依法征得联署，印成书面提案向大会散发[3]1826-1827。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提出：“各国庚子赔款，定为教育经费，系吾党政纲。争庚子赔款一部分为广东大学经费，系本会之决议案。”[13]1925年5月，国立广东大学学生以帝国主义者及北京政府对于广东大学多方藐视，恐一时不能达目的，故组织了庚款运动委员会[14]，对争取庚款出力颇多。

苏联公使加拉罕对广东革命政府的要求表示赞同，孙中山派广东大学校长邹鲁任处理俄国部分庚款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5]260。后又委托邹鲁代表广东革命政府参与美英法日等国协商退款问题，但大多无果，只有与法国的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效。1924年争取到法国庚子赔款管理会拨来庚子赔款20余万元作为国立广东大学经费，“一部分向国内外购买图书仪器，此外复时时添购，学校设备，日渐充实”[9]105。1925年4月成立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国庚子退款的使用，中方委员计7人：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广东大学、中法大学各派代表一人；法国方面委员一人，由法国驻华公使或其代表担任[16]。后来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构成发生过三次变化，国立广东大学（后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始终是委员会成员之一。在1926至1951年期间，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多次资助国立中山大学，具体数字待考，仅在1936年就获得法国庚子退款约10万元[17]。

三、要求广东革命政府控制区域各县协款

1924年5月，因国立广东大学即将开始招生，所需费用“所差甚远，统计非有四十万元，不足以敷开办之用”。而国立广东大学的设立对于广东而言“则子弟得以深造，蔚成人材，是亦应有负担之责”。因此，孙中山命令邹鲁在广东革命政府控制区域根据“各县之大小，定担任之多寡”，制定了各县应协款的数目（见表2）。[15]256-258

根据各县行政区域大小及实际财政状况，最多者如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县为2万元，最少者如感恩、陵水、昌江、连山、南澳等为300元。摊派总额为40万元，实际收入为33.5万元[18]27。孙中山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为国立广东大学筹款，极大地支持了国立广东大学的发展。

四、制定《国立广东大学劝捐章程》为国立广东大学募捐

1924年4月，孙中山命邹鲁制定了《国立广东大学劝捐章程》，并将此章程作为训令发给了时任广东省长杨庶堪[15]256。虽名为“劝捐”，事实上难逃摊派之嫌，但在当时战争频仍、财政日绌的情况下也是无奈之举。章程内容如下：

国立广东大学劝捐章程

第一条 凡捐款本校者，悉照本章程办理。

第二条 凡捐款本校，其奖谢如左：

一、捐十元以上者，登报鸣谢。

二、捐一百元以上者，除登报鸣谢外，并列入校碑永垂纪念。

表2 各县应解大学筹备处数目 （单位：元）

三、捐赀至五百元以上者，除登报鸣谢、刊碑纪念外，并将捐款人姓名载入校志。

四、捐赀至千元以上者，除依照第三项办理外，并将其十二寸相片悬之礼堂。

五、捐赀至三千元以上者，除依照第四项办理外，并由本校送赠匾额。

六、捐赀至五千元以上者，除照第五项办理外，并将其姓名名一校室。

第三条 私人结合之团体捐赀者，得比照第二条之规定分别办理。

第四条 遗嘱捐赀者，悉照第二条各项之规定。

第五条 按照第二、第三、第四各条捐赀在二千元以上者，除依各本条所定办理外，并由校呈请大元帅给予匾额。

第六条 捐赀至一万元以上者，除依照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各条办理外，将其姓名名之校中之一堂。捐赀至二万元以上者，除依照前项办理外，并请大元帅褒辞。捐赀至五万元以上者，除依照前项办理外，并由校镌刊石像。捐赀至十万元以上者，除依照本条第一项办理外，并由校镌刊铜像。

第七条 凡独立捐赀建造校内堂舍者，除将其姓名名之所建造堂舍外，并查照上列各条分别奖谢。

第八条 以动产或不动产捐赀者，准折合银元计算。

第九条 凡劝捐得千元者，比照捐一百元之奖谢，劝捐得一万元比照捐一千元之奖谢，馀以例推。[15]257-258

此外，孙中山带头捐二万元，广东省长廖仲恺也捐了二万元。其他广东政府机关及个人捐款较多的有：广州市公安局、盐运署、驻粤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各捐了一万元，广州市政务厅捐了五千元，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捐了五百元。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委员邹鲁、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于7月7日晚上邀请巨贾富商军政要人到省署赴宴，当场募集七千一百元。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组成劝捐队，走上街头劝捐七日得款七千余元。共计募得款项约九万元[18]27。

五、移拨部分固定及临时税捐充作国立广东大学经费

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前后，经孙中山先后指拨为其教育经费的固定税捐计有：九拱厘费、广州省河筵席捐、广东契税带征费、广东各属筵席捐、广东田赋附加费、广东进口洋布匹厘金、广东士敏土厂余利、广东舶来士敏土附加学费、盐税拨充学费、士敏土厂附属花县英德石矿照费、农产品沽出费等；临时税捐有租捐等。

小结

国立广东大学在孙中山的大力支持下，1924年到1925年间共计收到教育经费约250万元[19]，如表3所示。

表3 1924-1925年国立广东大学教育经费概算表 （单位：万元）

正是有了相对充裕的经费保障，国立广东大学的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其影响迅速扩大。当时的舆论普遍认为“广大成立，虽在国立各大学之后，然而规模之大、进步之速，实为全国国立大学之冠……经费方面，因为中山先生鉴于政潮未定，特指定种种税收专归广大，由广大自行征收，以图教育经费独立，而免受政局影响。……因此在全国各国立大学困于经费的时候，只有广大能为长足的进步。”[20]

[1]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34.

[2]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2.

[3]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广大毕业纪盛[N]．广州民国日报，1924-06-23（7）.

[5]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第一日[N]．广州民国日报，1924-11-13（6）.

[6]陈宗岳．广东教育行政改良刍议[J]．新教育，1922（5）：23.

[7]大元帅接见高师学生[N]．广州民国日报，1923-03-18（6）.

[8]中上各校罢课之决期[N]．广州民国日报，1923-10-31（6）.

[9]邹鲁．邹鲁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10]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中上六校发薪与复课问题[N]．广州民国日报，1923-12-05（6）.

[12]国立广大经费运动号[J]．农声，1924（1）.

[13]力争赔款为广大经费[N]．广州民国日报，1924-07-11（6）.

[14]广大组织庚款运动委员会[N]．广州民国日报，1925-05-18（6）.

[15]孙中山全集：第十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6]葛夫平．法国退还庚款与兴学——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研究[J]．近代史研究，2011（3）：15.

[17]刘稚旖．法国退还庚子赔款始末[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6：43.

[18]黄义祥．中山大学史稿[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19]国立广东大学概览[M]．广州：国立广东大学，1925：17.

[20]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5年7月至12月）[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703.

Sun Yat-sen and the Funds Raising of National Canton University

MENG Yu-dong
(The Memorial Museum of Comrade Mao Zedong Sponsoring the Peasant Movement Institute，Guangzhou，Guangdong，510055)

Sun Yat-sen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duca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in his life.In February 1924,he ordered three colleges merged as National Canton University.Sun Yat-sen was always concerned about it in all respects,especially in raising funds.Because of his concern,National Canton University has developed quickly in contrast with other universities.

Sun Yat-sen；National Canton University；raising funds

K 26

：A

：1007-6883（2017）01-0067-05

责任编辑 黄部兵

2016-06-23

孟育东（1974-），男，河南修武人，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保管部文博馆员，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