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照曦

摘要：在王安忆的笔下，颠覆了以往男性“伟岸”而女性“柔弱”的定位，男性不再是社会、家庭和女子的依靠，而女性则变得坚韧勇敢甚至取代男性变成家庭的支柱，男性却自私懦弱甚至是道德沦丧。本文通过对王安忆小说中男性形象分析和归类，在详细分析作品的基础上探究王安忆笔下男性形象的深层内涵。

关键词：王安忆；男性形象；女性观

纵观王安忆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塑造的形象鲜明、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而相比之下，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则暗淡很多。王安忆塑造的女性形象彰显着女性的独立意识，同时也在追求着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共同进步与发展，在塑造看似暗淡无光的男性形象的同时，也倾注了作者对女性价值的认可以及对男性的关注。

一、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形象分析

王安忆塑造了一系列丰富多姿的女性形象，而相较之下，其笔下的男性形象缺少了男子汉的气概和伟岸的英姿，男性形象的存在更多的是为了突出女性的重要性。 其笔下的男性形象涉及各行各业各地位各阶层。下面，笔者将对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形象进行分析与探究。

（一）怯懦且逃避责任的男性形象

在文学作品中，人们期待的男性形象应该是刚毅坚强的、伟岸强壮的，是女性和家庭生活的支撑和依靠，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是王安忆向读者刻画了这样一群男性形象，他们内心怯懦、临阵逃脱，他们不仅不承担相应的家庭和社会责任，还一味地逃避，让家人和爱人伤心失望，甚至让本应被自己保护的女性站出来承担一切，这种懦弱自私且毫无责任感的男性形象与传统文化中的男性形象相去甚远。

王安忆在《荒山之恋》中将这种软弱无能的男性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纤弱敏感，对女性有着强烈的依赖。这样性格的男主人公，他注定要寻求女人的呵护和包容，无法成为女人的支撑和家庭的支柱。但是在找到这样的女人之后，他却没有禁住金谷巷女孩的诱惑，最终出轨背叛了婚姻和妻子。但是即使是面对婚外情，他也是被动的。他既无法抛弃自己的妻女，也无法离开金谷巷女孩，因此在矛盾中苦闷挣扎，甚至连最终与金谷巷女孩一起自杀的举动，也是被动的跟随，即使殉情也是毫无悲壮，更多的是逃避对婚姻和家庭的责任，逃避现实的批判。这个男人身上毫无担当可言，他对女性的强烈依赖，让他俨然成为了女人的附属。

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形象缺乏作为男性应有的强大的内心，不论这些男性有着怎样的外貌和家世，但他们的内心是脆弱的，同时也缺乏责任感，始终蜷缩在女性的保护之下，逃避爱情和家庭的责任。

《长恨歌》里的康明逊，外形俊朗儒雅，家世显赫富足。他与王琦瑶相识并逐渐转变为情人，甚至私定终身。但是康明逊实际上是个软弱胆小的男人，他不能独立自主，不敢放弃自己的荣华富贵而与王琦瑶勇敢地追求幸福；在得知王琦瑶怀了自己的孩子之后，康明逊更是没有勇气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与义务，最终选择狼狈逃跑，留下王琦瑶一个女人自己照顾抚养孩子。康明逊的形象是缺乏责任感的，他逃避了作为男人和父亲该有的责任，是与其风度翩翩的外形完全相反的，也与柔弱却坚强的王琦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男性形象不再拥有男人的坚定与可靠，不再承担男人的责任与使命，他们被赋予了一种弱者的色彩，相反女人成为生活的强者，这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男强女弱的定位。

（二）堕落自私的男性形象

王安忆的小说中还塑造了一种更加让人唾弃的男性形象，他们粗暴、残酷，有着卑劣的人格和自私自利的人性，他们是道德的弱者，是堕落自私的代表。《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米尼》中的阿康，《长恨歌》中的长脚，《桃之夭夭》中的郁子涵都是这类卑劣、堕落自私的男性形象的代表。

《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是一个自私自利、卑劣无比的人物形象。在他人生遇难时，他不仅没有勇气承担，还再三地寻求妻子的庇护；婚后调戏女学生事件是妻子的勇敢和无畏保护了他；文革时期是妻子的不离不弃温暖着他，她把叔叔视作生命，然而叔叔却把功名视作生命。叔叔没有感念妻子的真情和贤惠，甚至在成名之后认为这段婚姻加剧了他的不幸与屈辱。为了彻底摆脱过去那段屈辱的历史，他抛弃妻子。在与小米的关系中，他把小米当作是发泄欲望的工具，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婚姻的不忠、人格的卑劣及道德的沦丧反而在他的作品中被掩盖，他将自己的苦难经历夸大以获得同情，把自己粉飾成了书中的英雄，足见叔叔成功的人生下隐藏着多么粗鄙丑陋的本质。

如此堕落自私、令人唾弃的男性形象，在小说《米尼》中展现得更加彻底。男主人公阿康虽然拥有着斯文俊朗的长相和较殷实的家境，但却是偷盗惯犯。在与上海知青米尼相爱结婚之后，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恶性，反而因此入狱。而米尼没有放弃他，艰难地抚养着两人的孩子。为了生存，米尼也走上了偷窃的道路，而出狱后的阿康没有因为米尼的等待而感动，反而背叛婚姻；离婚后米尼与阿康相遇，而阿康竟然丧心病狂到介绍米尼给自己的狱友皮条客平头认识，这最终导致了米尼一步步走向深渊，走向那阴暗、丑陋、毫无廉耻的世界，走向了娼妓的堕落之路。到最后米尼希望在香港开始新生活的时候，再次入狱的阿康供出了米尼，他自私又阴险地希望米尼和他一样堕落。这部小说中，米尼作为女人，是坚强的、刚毅的，对爱情是忠贞的，而阿康则不仅毫无责任，反而阴险地陷害自己的妻子使其完全沦落，阿康是一个完全没有道德的、堕落自私的男性形象。

王安忆塑造的这一系列男性形象，解构了男性神话，我们能看到男性身上软弱、自私和虚伪的一面，他们不再是传统书写里刚健强壮的样子。

（三）平凡中庸的男性形象

尽管王安忆塑造了一系列人格丑陋的男性形象，但她也精心刻画了一些平凡普通的男性形象，如《长恨歌》中的“摄影师”程先生、《富萍》里的舅舅和残疾青年、《文革轶事》中的赵志国和《尾声》的文工团团长老魏等等。这些男性来自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结局，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平凡，因为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和地位、没有潇洒出众的外貌和左右历史进程的能力，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百姓。

《小鲍庄》中所描述的小鲍庄是一个以仁义著称的农庄，主人公捞渣虽然年纪小，却深受村庄淳朴民风的影响。他从小仁义，懂得尊老爱幼、礼貌谦让，常常助人为乐和关爱他人。捞渣仅仅是一个少年，却给予孤寡老人鲍五爷亲人般的照顾和人间最暖的温情；他是一个弟弟，却可以将家里唯一的读书机会让给哥哥；他本身也是一个孩子，却可以关注到小朋友的感受和内心；对于小动物，他也满心呵护。作者将人性的美好赋予到这个少年的身上，让他承担起这个仁义农庄真正的仁义。

王安忆笔下还塑造了一类男性形象，他们的行为处事处处展现着“中庸”思想，推崇不偏不倚、合乎情理，他们保持中正的人生态度。如小说《启蒙时代》中的嘉宝爷爷，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外乡人，他靠自己的勤劳和双手创造了一个大家庭，在自己的大房子里力求公平安排每位家人的住所；在文革时期，也没有被摧毁意志，处变不惊，时刻保持着中庸思想。

作者塑造的这一系列来自生活中各行各业、性格迥异的男性形象，虽然平凡普通，但是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可替代的闪光点，有着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品质，王安忆没有全盘否定男性，没有将作品中的男性与女性放置在对立的、水火不容的位置上，更多的是尊重女性以及理解男性，不断地寻找如何能够实现男性与女性发展的和谐，如何能够实现社会的发展不再以传统的男性、男权社会为中心。因此当中国的批评界把王安忆的作品当作女性主义作品来解读的时候，王安忆本人表现了极大的排斥感。王安忆在访谈中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我确实很少单单从女性的角度去考虑东西，好像并不是想在里面解决一个女性的问题，我没有这样想；其实我写的这个男性还是很好的，所以你说我是偏向女性主义的，我就不能同意了。”[1]

二、王安忆笔下男性形象塑造的深层内涵

（一）王安忆笔下男性形象的存在意义

王安忆的小说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往往被置放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男性屈于女性之后，是女性形象和主题延引出来的晦暗不明的存在，他们的存在意义更多是是因为女性的存在而存在。王安忆身为女性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和关注，她笔下的女性书写，有着对人性的挖掘和对性别不平等的抵抗。王安忆曾说：“女人生下来就注定是受苦的，孤寂的，忍耐的，又是卑贱的。光荣的事业总是属于男人，辉煌的个性总是属于男人。岂不知女人在孤寂而艰苦的忍耐中，在人性上或许早早超越了男人。[2]”为了表现女性在人性上的美，以及在人性的某些方面超越了男性，她选择用男性作比较来凸显女性，如《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被懦弱的康明逊抛弃之后坚强的承担起独自抚养女儿的重担，展现了她人性美的一面。

（二）王安忆笔下男性形象的象征意义

王安忆认为，自己笔下的男性与女性书写是有区别的，其女性是作为纯粹人的书写，而男性则是有所指向的，即“凡我写的男人，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人出现，他一定作为一种象征出现的，比如代表权力、政治、社会、代表某个时代的典型，而把女性往往作为一种纯粹的人去写。” [3]也就是说，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形象有着独特的象征意义。例如《长恨歌》中的李主任就是权力和金钱的象征，王琦瑶在他面前唯有听命；老克腊则是代表旧上海怀旧型小人物的典型。

王安忆在塑造男性形象的时候，往往有着对于传统的男权社会的批判，同时她也不是以极端地批判男性、褒扬女性的方式进行书写，而是不断寻求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突破，以及表现男性在社会中的困惑。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形象，无论是自然的本性、欲望还是人格品質，都被作者刻画得丰满且立体，都是作者细致观察和体验的结果。不可否认这些形象是存在着局限性，但是作者在不断完善其笔下男性的形象，不断丰富其经验阅历，而其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也更加饱满和鲜明。

三、总结

王安忆以女性独特的视角，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并将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思考融入著作中。王安忆笔下的男性形象不再是传统书写里的“英雄”或“太阳”，他们在女性光环之下晦暗的生存。尽管如此，她在进行男性形象塑造时，并没有停留在对男权中心的颠覆或者局限于对女性个体的关注，她超越了两性的狭隘视角，打破了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窠臼，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以及每个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希望两性和谐共处。王安忆的创作中展现了一种和谐女性观，女性建立真实的自我不是对男性中心文化进行彻底的颠覆，而是在此基础上做力所能及的改善，忽视传统是徒劳无益的，这体现了她开阔的视野和高远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马春花.“我是女性主义者吗？”――由王安忆的性别表述兼谈中国的女性主义[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2]刘璐.对自我的寻找与建构――论王安忆的小说创作.[硕士][D].河南：河南大学，2010.

[3]孙惠欣.论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意识[硕士][D].吉林：延边大学，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