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慧+贾知洵

摘要：河北地区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在女作家的创作中也有典型的体现。文章从作家笔下的日常生活和乡土情结两个方面，对其小说中的河北民俗文化进行审视和观照，以期挖掘河北女作家所具有的深层次的民俗意识。

关键词：河北；女作家；民俗文化

“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 [1]它在特定的民族、地域、时代和社会生活中不断形成、演化，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语言和生活方式。小说作为一种表现生活容量大、叙事性强的文学体裁，与民俗的关系密切。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新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传统民俗悄悄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尚不断出现。置身于这一文化环境中，一些具有文化敏感的河北女作家立即作出反应，小说中的民俗叙事成了文化新风尚的展出舞台。

一、河北女作家的“日常生活”叙事

民俗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民俗文化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都在“日常”中有了深刻的体现。结合西方对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研究，可以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河北女作家小说中固化了的民俗。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兴起于20世纪，同许多新兴的事物一样，一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和反对，被认为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哲学观点，经过卢卡奇、胡塞尔、海德格尔、列斐伏尔、赫勒等许多理论家的努力，这个理论才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尽管理论家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不尽相同，所采用的评述角度也大相径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在现代化的社会中，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人的生活环境、状态、行为、观念等都应该成为哲学关注的命题，从而完成对人的本质存在的理解和揭示。

在河北许多女作家的笔下，河北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主要关注对象。铁凝便是一位有着市民情结、钟情于日常生活叙事的作家。

铁凝笔下的日常生活，关注的是庸俗、寻常的底层生活细节，她渴望挖掘这些日常生活背后的价值，理解小人物们的无奈与选择、理想和精神。从这个角度而言，与新写实是有些相似的，她需要找到的是写实与先锋之间的平衡，力求展现生活的丰富多彩。同时，诗化气质使得铁凝对有关政治的宏大叙事不感兴趣，她更注重从人性的角度来表现生活的原生状态。基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人性的复杂，铁凝作品中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方式。从物质方面来讲，吃得饱，穿得暖，平日有事做，闲暇聊聊天，家长里短，儿女情长这些琐事组成了日常生活的外在的形态；从精神层面来讲，日常生活即人们在形式之下隐藏的思想，这才是日常生活的精髓所在。日常生活看似简单，当生活每天被重复，人们一辈子沉浸其中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复杂，不仅与快乐相关，也与生命相连，于是，铁凝努力表现市民的文化心理，展现日常生活中人性的复杂。

小说《笨花》描写了冀中平原的一个小乡村的生活，民情风俗、日常琐事充斥其中，浓郁的乡土味和人情味扑面而来。西贝一家的生活琐事，体现了冀中地区特有的生活细节和气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笨花村的“投芝麻”：

秋天了，芝麻先被砍下来，捆成个子斜戳在房顶上晒。等芝麻梭子晒开了，要把芝麻个子提起来，头朝下用棒槌“投”，投时得铺个大包皮。要是起脊的房子，大包皮铺在哪儿？人又不能扛着芝麻个子房上房下乱跑，芝麻粒儿崩得到处都是。所以，就为了晒花投芝麻，笨花村的房子也必得是平顶。

大包皮，起脊的房子等，是笨花村的真实风俗，平凡的底层生活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作品中对河北民间风俗的描摹比比皆是，例如棉花地窝棚里的故事、为老人喝号的仪式、兆州县城的庙会等等這些都成了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中心情节。

《砸骨头》中表现了居士村男人之间的战争“风俗”，每当他们由争吵到扭打，由扭打到打得不知道怎么打得时候，就会想起砸骨头。即彼此投掷鹅卵石，直到二人眼花缭乱，天昏地暗，两人才停止，税款最终筹齐了，秋风吹拂着漫山遍野的荐草，好山好水，居士村应该是个富裕的地方。

作者对乡村的日常生活充满了认同感，《笨花》中有一段这样写道“尽管史书把这个远古的移民传说做了详尽的记载，但笨花人还是不打算以史为依据，他们坚信着传说和演义，固执地按照自己的信念，解释着那些细枝末节。”这是一种基于乡村自身精神框架上认同的精神，一种乡村的哲学。它本色、质朴、淳厚而可爱，乡村这个话题在作者笔下获得了被言说的意义。

同样，何玉茹也一再地表达了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反思。乡村的支离破碎、城市的面目全非，这些变化给底层劳动者带来的生活变化和精神影响，物质的贫困依然没有改观，思想被推动径直向前，理想不得实现，欲望不得满足，是活生生的现实。铁凝渴望摆脱这种被日常生活控制的状态，这是一种士人心态，徜徉与山水之间，远离历史与政治，寻觅自由与安逸，将自己从烦恼中解脱出来，是士人们的毕生追求，作者的确是感同身受。何玉茹毕竟生活在当代，虽然喜欢逃避烦恼，追求自由，感伤抒怀，但是也没有忘记迎接挑战，进行批判。

二、河北女作家的乡土意识

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长河中，对乡土感兴趣的作家不在少数，从五四时期的鲁迅、叶绍钧、朱自清，到当代的叶兆言、汪曾祺，无一不对乡土倾心向往。河北的女作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片土地，也怀有浓浓的喜爱之情。故乡的山水景物、风土人情，都与她们血脉一体，使她念念不忘，并将这种喜爱之情，幻化为优美的文字，将河北的小乡村怡人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

何玉茹不是一个风俗画特色的作家，她没有陶醉在山山水水，碧柳垂阴中不可自拔，而是敏锐地感觉到了乡村的变化。新时期，正是中国经济由沉睡到苏醒的关键转折时期，当城市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候，乡村也没有等闲视之，加快了变革的脚步。在这样一个新旧意识相冲突的时期，何玉茹看到现实的乡村与回忆中的乡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现代物质文明来袭，一切都已物是人非，生活也变得愈发复杂起来。人们接触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和一种新鲜的生活方式，贫穷不再被欣然接受，它成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阻碍，浮躁的情绪、动荡的心理，占据了人的内心，离开乡村成了有理想者不二的选择。小说《素素》中写道：“真正让人们动心的是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对农村一无所知的人，他们操着好听的普通话，一副见过世面却又单纯无知的样子，那是在农村长大的人身上永远找不到的。”素素渴望城市的生活，渴望与城里人谈恋爱、交朋友，甚至不惜颠覆自己曾有的审美观，认为长相一般，在众人堆里不起眼的江文，也具有了绅士之美。

但是同时，在何玉茹看来，乡村的景色永远是心中最美的净土，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们，充满了自然清新的气息。素素“被江文拉了手一边往里走一边想，城里人就是和村里人不一样，处处都要计较，处处都是有提防心的，而村里人是只要高兴，上当受骗也不会在意的。”

《杀猪的日子》写到：“架上的猪身变成了两半，两扇排骨也已扒下来装进主人带来的筐里，接下来，就是将那两半猪身一条一条地割下，扔进主人的筐里，连同挂在架上穿了铁钩子的那块，也最后地一扔，就算宣告了这一幕的结束了。我喜欢的，却恰恰是这结尾的部分，它没有了猪的反抗，它只剩了麦叔手里的刀子，那刀子就像我爸手里的钢笔，轻快而又自如。”在这里，杀猪带给作者的喜悦溢于言表，这是一种技艺，是乡村生活的生动再现，也是民族文化长久沉淀的体现，生活在乡村的人们，在浓郁的民俗氛围包裹之下，获得了极大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然而现代物质文明使乡村走向了变革，作者将宁静美好的乡村与变化的乡村形成了一个对比，以更高的眼光，在作品中人物不断外涌的背景下，批判外部带来乡村失落。复杂的乡村情结溢于言表，爱它的美好，痛它变得不再美好。何玉茹的小说正是通过乡村之变对现代文明做出了反思。

《爱看电影的女孩》中写到了高中毕业的农村女孩黄玲玲为了精神上的解脱和寻求，从农村只身来到了城市，同学白丽平像一条桥梁为她与城市之间疏通了道路，使她先认识了百货店的华子，又认识了电影公司的叶北岸，又与书店的童珍偶然相遇，而这其中，电影始终是她不可缺少的内在的驱动力量。因此，就构成了一位少女的一段独特的情感、心路历程。她对电影的爱，对朋友们的爱是不言而喻的，但她时时感受的陌生、孤独以及存在的不稳定也是真实的，她渴望的能够真正与她的心魂贴近的东西，或许永远只是一个电影般的虚幻的远景。独处存在的不稳定也是真实的，她渴望的能够真正与她的心魂贴近的东西，或许永远只是一个电影般的虚幻的远景。

离开故乡，是为了找寻物质富足，离开之后，又怀念不已，然而思念不会化为行動，家乡依然遥不可及，这就是何玉茹笔下对故乡的描写所形成的怪圈，也是对现实深刻的揭示，体现了其小说的独特的社会价值所在。就像一个预言一样，小说中人物的境遇在现实社会依然被重复着。每年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在城市的底层艰难前行，但是很少有人会选择重回故乡，尽管他们觉得城市的生活远比不上故乡那么舒适惬意。在何玉茹看来，不愿重回故乡有三个原因，一是人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繁华，不愿重新走向贫困，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取得，物质的满足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当在外漂泊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之后选择重回乡村，面对的是大家的白眼和质疑，连自己的父母都怀疑她是不是在外面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才选择回家乡来避难。第三个原因，乡村已经不是过去的模样，农田被吞没，意识在转变，即使回到家乡，从前兴致极高的聚众赌博、喝酒猜拳，现在似乎也没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何玉茹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对这种现象进行精神层面的审视。不仅揭示身处美丽的故乡，人们还要选择离开的现象，而且找寻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字里行间中展现的是作者对乡村文明的热爱和与现代物质文明保持的距离。从离开乡村的这些人来看，物质文明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何玉茹真实地体现了离乡之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义凛然的精神，和有乡不能返的无奈，从更深层次诠释了河北文化的现实延续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

作者简介：张志慧（1979–），女，内蒙古赤峰人，文学硕士；河北北方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