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晓倩

摘要：自恋情结，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在杜拉斯和张爱玲的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她们的作品中表现出独特的风格和别样的生命力。而究其根本，这种自恋情结的产生却是由于自卑，相似的不幸的童年经历使她们迫切尋求心灵的慰藉和宣泄，因而投入文学创作，在字里行间讲述着与自身经历相似的故事，抒发着复杂多变的情感，震撼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心灵。

关键词：自恋情结；自卑情结；创作动机

“自恋”一词，究其词源，出自希腊语“Narkissos”，意为水仙花，源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那耳喀索斯传说。这一传说出自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美少年那耳喀索斯贪恋水中自己的倒影，难以自拔，且不为众神所接纳，最终偎影而死，化作水仙花。于是，那耳喀索斯便成为“自恋”的代名词。精神分析大师弗洛伊德将自恋定义为自己对于自我投注里比多的兴奋状态，认为人在婴儿时期就处于自恋状态，在正常的发展下，一个人终其一生都会有某种程度的自恋。如果将自恋情结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我们发现，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作家绝大多数本质上有着自恋情结。荣格指出：“艺术家无一例外的都是自恋倾向者。”

文学创作是作者个人化体验的结果。由于性格经历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每个作者的风格也不尽相同，正因为如此，世界文学的大花园才得以百花齐放。一千个作家笔下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是写秋天，杜甫写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写尽了秋天的萧瑟和凄凉；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写出了秋色的清新动人；在刘禹锡眼中，“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另辟蹊径，写出了秋天的明快和活力；而李白在《子夜秋歌》中写出“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的诗句，写的却是闺妇对边关丈夫的思念之情。由此可见，作者的性格和经历造成的表达差异，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阅读体验。自恋人格赋予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使作家获得了具有带有强烈个人烙印和风格的题材，而这种风格的独特性无法复制无法模仿，使他们和别的作家区分开来，独树一帜。同时，作家的自恋情结，使作家对孤独和痛苦等永恒的文学主题有着深刻的人生体验，从而激发强烈的创作热情和丰沛的灵感，很多天才便由此产生。具有自恋情结的作家把文学创作看做抒发自恋情感的唯一出口。这类作家以文字的形式倾诉自我的苦闷和对自我的欣赏，在作品中构建理想的自恋世界以得到解脱。

在他人的崇拜和赞美面前，女性的自恋倾向更加明显。西蒙·波伏娃曾说过：“人们有时会坚持以为自恋是所有女人的基本态度……但的确是处境使得女人较男人更容易转向自我，把爱献给自己。”这一点在女性作家的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张爱玲在《天才梦》里写道：“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视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杜拉斯更直言：“任何一个女人都比男人神秘，比男人聪明、生动、清新，从来也不想做男人。”

张爱玲和杜拉斯都是典型的自恋型女作家。探究她们自恋情结产生的原因，和她们童年成长的环境密切相关。童年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一个人心理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对于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弗洛伊德认为创作动机的形成与作者的童年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作家这一群体来说，童年经验是其在童年生活过程中获得的生命体验，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和动力。痛苦而不幸的童年经验，对杜拉斯和张爱玲的创作基调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杜拉斯幼年丧父，她的整个童年、少年都是在印度支那度过的。在这期间家庭的贫困压抑的生活以及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事件给她的一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她日后创作的不尽源泉。贪财偏执的母亲，粗暴堕落的大哥，软弱无能的小哥哥，以及母亲对大哥的偏爱和对她的漠不关心……在绝望中，一个少女竟然想要杀死大哥，以此来摆脱这种痛苦不堪的处境。杜拉斯在《情人》中写道：”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我真想杀死他，我想要制服他，哪怕仅仅一次，一次也行。我想亲眼看着他死。”“我爱我的母亲，她不爱我。”失落、绝望、耻辱、疯狂和万劫不复的伤痛，成为母亲留给杜拉斯一生的遗产。张爱玲家世显赫，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母亲也是南京晚清大族黄军门的女儿，但父亲不务正业，整日嫖妓、赌钱、抽鸦片，张爱玲的母亲几次离家出走，最后他们走上了离婚的道路。“我们的童年与青春时代，是由父母的迁居，分居，复合，离婚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后来父亲娶了后母，张爱玲受到后母和父亲的百般虐待，甚至被囚禁起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当得不到应有的爱后，她们把童年的创伤性经验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即自恋情结，在写作中去得到对自我的确认，以女性创作独有的方式来肯定自己，发掘自己，找到自己的独特性和存在的意义。在张爱玲所有的照片中，都有一种遗世独立的高傲。永远穿着旗袍，骄傲地仰起头，冷寂的眼神洞穿一切，目空一切，睥睨众生。舒婷在《致大海》中有这样的诗句：从海岸到山岩/多么寂寞我的影/从黄昏到夜阑/多么骄傲我的心，用来形容张爱玲真是再合适不过。而杜拉斯无疑也是自恋的，在《情人》中，杜拉斯谈起那个让她常沉湎其中，自我陶醉的少女形象：十五岁半，腰身纤细，一双金丝高跟鞋，奇特的男式帽子，两条长辫子，美丽的，叛逆的白人少女。杜拉斯迷恋这个塑造出来的美丽形象，迷恋自己的身体，追逐自己的欲望。即使到了晚年濒临死亡的时候杜拉斯仍极度的自恋：“我是个天才，现在我已经习惯了。”

然而，在笔者看来，杜拉斯和张爱玲不是因自恋而自恋，而是因自卑而自恋。不幸的童年，使她们把丰沛而敏感的爱从别人转向了自己，以此维护自己心理的平衡。在张爱玲青春期的时候，要捡继母穿剩的衣服穿，那时的她是自卑而敏感的。她在《童言无忌》中写道：“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而在《情人》中，我们也看到了杜拉斯自卑情结的影子。越南殖民地对于当时很多梦想着发财的法国人来说可能意味着成为富有的大庄园主，而对于出生在那里的白人女孩来说，特别是对于没有父亲，缺乏家庭温暖的杜拉斯来说，只有内心的一点身为白种人的骄傲，贫困是围绕着一家人的所有矛盾的焦点所在。“情人事件”是杜拉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羞耻记忆，杜拉斯在这一事件中尝尽了痛苦的滋味，贫困和难堪的生活在杜拉斯心中留下了自卑的阴影。不禁想到一部经典作品中的人物——林黛玉，她们何其相似。黛玉何尝不是因为寄人篱下的自卑感，才选择用清高孤傲的外衣来掩饰自己，而她们的武器是相同的：写作。

从心理学上讲，自卑不仅能摧毁一个人，使人自暴自弃，还可能使人奋发图强，通过另一种方式补偿自己，由补偿作用来解决原始缺陷和追求优越之间的矛盾——极度的自恋。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有两个：一是外界刺激力，一是内部驱动力。简单来说，创作动机就是作家想进行创作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中包含着作家意欲表现的内容，它使作家寝食不安，必须进行创作才能恢复正常，其实就是一种强烈的倾诉和表现的欲求。对于杜拉斯和张爱玲来说，自恋情结便是她们的创作动机。张爱玲和杜拉斯是典型的自恋型女作家，她们与某些普通作家不同的是，文学创作是其因自恋而不得不做的行为，自恋情结便是其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从张爱玲和杜拉斯的作品中，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在自恋与自卑之间徘徊的状态。《金锁记》中的七巧迷恋自己年轻时的美貌，守财奴式地死守住自己的财产，并为此无耻又理所当然地破壞女儿长安，儿子长白的婚姻，直到自己死去；《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面对众人的鄙夷，奚落却自我欣赏着，抢了宝络的风头，夺走了范柳原，不顾一切去寻了他，在他和他的朋友面前依旧保持着孤芳自赏的姿态。在心理学上，自恋是一种补偿心理的外在表现。阿德勒认为，人对某种缺陷的补偿是自卑的重要内容和表现。我们同时能看出这些作品中人物的自卑心理。《金锁记》中的七巧没有独立的条件和能力，只能依靠男人，而她的男人虽出身富贵人家。却是个病恹恹的瘫痪者，她的出身和所嫁的男人因而也成为他人的笑柄，纵使有出色的美貌，却总是自卑着，终日惴惴不安，因此造成了她牺牲一切追求金钱的扭曲和性变态心理；《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离过婚，没有经济来源，寄住在他人檐下，受够了亲人的鄙夷和侮辱，她不得不用高傲和矜持将自己保护起来。而杜拉斯笔下“情人”形象的变化，揭示了杜拉斯自恋与自卑交错的复杂心理。杜拉斯少女时的初恋只是为了金钱，家庭的贫困，被排斥于当地白人圈子之外的低下地位，使她不得不通过与中国情人的交往换取财物。这些让人难堪的生活细节造成杜拉斯心灵深处的极度自卑。成名后，出于强烈的自恋心理，她将自己的初恋逐步修饰完美，同时也营造出一个美丽而虚幻的自我。“情人”的形象由《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矮小、丑陋、猥琐的诺先生，变为《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中高大英俊，自信优雅，具有男性魅力的崭新形象；同时，初恋的金钱色彩也逐步消减，自己和情人之间变成了纯真的爱情，像所有平凡而甜蜜的恋人那样，一见钟情，山盟海誓。在这些美化了的自我形象中，杜拉斯得到自恋式的满足。“情人”形象的变形其实是杜拉斯心灵欲望的变形，她用文字构筑的美丽世界宣泄自己的自卑，爱上了自己塑造的理想状态的自己，形成自恋。

结语：

杜拉斯和张爱玲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两人的生命体验和所处环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她们都以极大的勇气透视了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关注自己作为女性的生命体验，解释了人在欲望深渊中的困惑和苦恼以及生命与生活的紧张关系。张爱玲和杜拉斯写的是自己，却又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时间长河中多少个女子或孤芳自赏或苍凉或绝望的生命体验，是共通的，世界的，永恒的。如果把她们比作花，那她们无疑是临水自照的水仙花，俯身在文字的碧波中，望见的不只是自己，更有蓝天白云，乃至世间万物。

自恋情结对于张爱玲和杜拉斯的创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自恋情结，就没有她们独特的写作风格和卓越的文学成就。我写故我在，是自恋型作家的真实写照，写作对于她们来说，不是为了取悦读者，而是与自我的灵魂对话，是存在的意义。写作如同爱一样，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颓败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只有把写作看做生存基本条件的作家，才能坚守住内心的孤独，在这纷纷扰扰的名利社会中，不媚俗，不随波逐流，从一切束缚和羁绊中解脱出来，直抵文学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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