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明和教育的发展

吸引我不断参与其中

《世界教育信息》：尊敬的许教授，非常荣幸能够采访您！您是国际著名的比较教育学者，同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能否谈谈您是如何走上比较教育研究之路的？同时，是什么激起您对中国教育和文化的研究兴趣？

许美德：我想结合我个人的生活、学习经验谈一下。我本科就读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专业是西方古典文学，学习了古希腊文、古拉丁文、哲学等课程。学这个专业，源于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教了我一些拉丁文，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于20世纪60年代大学毕业，那时有很多想法，但不一定很实际，认为不一定要立刻找工作。我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那时，我有一位亲戚在香港办一所基督教小学——恩光小学，我还认识了几位在中国内地传教的加拿大同胞，他们之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工作过。我很尊重他们的工作，并且决定离开加拿大去访问他们、了解他们所做的工作。1967年6月，我在香港考察之后，决定先留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因此，我那时在香港找了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现在想起来，仍觉得当时做这个决定很不容易。在那期间，我学习了多种语言，包括拉丁文、希腊文、法语等，之后学了粤语，不仅学了口语，还学了汉字。在学汉字的过程中，我感觉到了中国文字的优美，加上我本来就对做学问感兴趣，就想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的文明、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化等。也是基于这种对中国文明的极大兴趣，在香港待了大约11年之后，我决心申请去中国内地，因为不深入其中，就无法对其进行很好的了解。1978年，我成功拿到了去往内地的签证，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内地的情况。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很多人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提出中国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在香港执教期间，为了获得相应教育证书，我在香港大学修读了教育相关课程，对于其中的一门课程特别感兴趣，那就是比较教育。在香港，我感受到了三种教育制度的不同之处，即中国传统教育、英国的教育和加拿大的教育。1976-1978年，我产生了两个愿望。一是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要开放，教育一定很重要。我是一位英语教师，同时懂中文，可以在中国教英语，进而能够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二是希望自己成为一座桥梁，把中国的文明介绍给其他国家，哪怕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我已经感受到她的价值。

中国那时已开始招聘外教，但主要集中在高校，中小学几乎不招聘外教。在高校任教，必须获得硕士学位，而我当时只拥有本科毕业证书。因此，1978年9月，我就去英国伦敦开始攻读硕士学位，选择的是比较教育学专业。由于以后想去中国内地任教，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就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询问是否有到中国某所大学任教的机会。不久，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告诉我复旦大学要招聘英语外教。经过和复旦大学的领导商议，我定于1980年春节后去复旦大学任教。1979年9月，我的硕士课程結束并开始了博士课程的学习。1980年春节，我到了复旦大学，主要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我的学生有的已经30多岁，很多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回到学校有很多经验和想法，而且求知若渴，特别难得。

最初，我本来想写与复旦大学历史和发展主题相关的博士论文，后来觉得了解20世纪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更有意义，因此将复旦大学的历史与发展作为其中一个微观分析视角。从辛亥革命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学受国外的影响较大，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苏联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面临较多冲突和困难。例如，中国和苏联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可两国之间的冲突很大。进而，我就考虑中国能否在开放的同时避免这些冲突。因此，我的博士论文主题最终定为“中国大学一百年的文化冲突”。造成冲突的政治因素很重要，但除了政治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我想通过了解其中的文化因素，探索适合中国文明的发展模式，进而促使中国更好地走向开放、中国的大学更好地走向国际，这也是我开展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

1984年，我回到伦敦完成博士论文写作。那个时候我很想再回到中国，因为我很喜欢中国，有很多的朋友在中国，而且参与中国开放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可有朋友劝我回加拿大，因为那时我离开自己的国家已有17年，而且我的父母、家人都在加拿大。因此，1984年我决定先回加拿大，并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做博士后。很巧的是，那时加拿大和中国签了一项开放协议，加拿大国际开发署随即开始支持中国的发展。那时，美国没有做这个事情，加拿大与中国建交比美国早9年——加拿大于1970年与中国建交，美国是1979年与中国建交的。1983年，加拿大和中国签署了一项国家级的协议，提出要给中国提供援助，而且主要集中在教育方面，特别是高等教育领域。知道这件事以后，我觉得自己非常适合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懂中文、去过中国多所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情况比较了解，也写过相关论文。因此，我一边进行博士后研究，一边参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相关工作。1982年，世界银行也开始给中国提供资助，支持中国发展，且贷款比加拿大为中国提供的资助多，包括多个不同项目，涵盖综合性大学、工程大学、职业院校、省级师范大学等。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也请我帮忙。因此，从1983年至1989年，我一直在从事相关工作，参与这两个机构和中国大学的合作，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后来，我被调到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工作。期间，有2年在北京，即1989 -1991年。那时，虽然中加两国的关系不如之前，但加拿大政府还是决定保留文化、教育交流项目，因此我能继续参与推动两国的学生到对方国家学习、交流的工作。当时，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再“闭门”，但是邓小平提出要保留“开放”这个方向，不断推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比较教育变成了一个理论框架，可以用于分析中国教育和国外教育的交流过程，进而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哪些方面可以互相学习、可以和谐相处，哪些方面可能会引起一些冲突等。自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国选择借鉴一些合适的、能够与中国的精神与思想相符的发展模式，即开放但不完全仿照某一国家的做法。

二、见证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实现与走出去

《世界教育信息》：您从20世纪60年代就来到中国，能否跟我们描述一下您所见证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许美德：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我目睹了中国大学的很多变化。在课程方面，中国高校开设了很多新学科，如管理科学等，且不断面向国际化。加拿大与中国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管理科学学科方面的，当时大概有11所加拿大大学和中国的大学在中国联合开设了最早的MBA课程，培养相应人才，帮助中国的公司走向国际舞台。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在校园建设方面增加投入，新建了很多校园、教室、教学设施等。同时，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大学。中国大学有一段时间不太愿意扩大招生规模。到1999年，中国下定决心扩大高等教育招生，招生人数在6～7年内从300万上升到3000万。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过程，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促进了平等，如使得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另一方面提升了人们的受教育水平，改善了中国产品的质量，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除此之外，中国高等教育还有一个重大转变，即孔子学院的发展。一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主要是吸收国外先进教育思想、赶超国外先进教育水平，但大概从2004年开始，孔子学院不断得到发展，中国不再仅仅是被动地学习国外，而是会将自身介绍给国外。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吸引留学生的第三大国家。

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想要了解中国，想知道为什么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这么成功，没有哪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速度比中国快。当然，不是没有问题，但仍然很了不起。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教育的投入，没有教育的投入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学者要对这些情况进行思考和总结，并将有益经验介绍出去。我认为中国这几十年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思想、家庭的团结、人民努力向上的精神等；二是政府有力的领导，政策推动力度大，全国能够齐心协力去做一件事情。当前，有些学者比较追求排名，我认为应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思考怎么将中国的经验介绍出去，思考并解释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过程。例如，现在中国在非洲开展了很多项目，包括孔子学院、大学间的合作、中小学支持项目等。中国的大学应重视对外援助方面的发展，但很多大学对此不够重视，而是将过多精力放在论文的发表等方面。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很值得研究，很值得参与。

《世界教育信息》：当前，孔子学院引起了一些争议，对此您如何看待？

许美德：我特别欣赏孔子学院，当然会有一些问题，特别是西方国家对此有一些怀疑，即怀疑中国利用文化传播来进行政治控制。我想，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孔子学院不够了解。孔子学院在东南亚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是比较顺利的。我认为，中国作为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没有文化外交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中国的文化外交和西方的不一样，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主要是通过政府机构，如大使馆来推动文化外交，由政府提供奖学金、培养外教等。中国政府则将这项工作委托给了大学、非政府组织等，如孔子学院就是通过国外的一所大学和中国的一所大学开展合作的这种模式发展的，且由汉办外派管理人员和教师。这是一种民间的文化外交，可以说比西方的文化外交模式更开放。问题肯定会有，但我认为整个过程是很好的。我个人这么多年一直被中国的文明所吸引，现在能够看到中国这种真正的文化外交，我很高兴。

三、中国教育“走出去”：

将更多的中国教育文明介绍给国际领域

《世界教育信息》：对于中国教育的“走出去”，您有什么建议吗？

许美德：中国在30年内由一个闭塞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经济改革、社会改革等都取得了巨大进步。高等教育也在7年之内实现了大众化。在这种情況下，中国的学者一方面要将中国的教育文明介绍给国际领域，另一方面应思考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的发展对中国改革所作的贡献。很多国家都希望获得像中国这样的发展成绩，但是往往做不到，所以很需要中国的教育学者去解释中国的教育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教育，及其发展过程。

很多学者批评中国的教育是应试教育。但是，在我看来，中国教育的发展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很多、很明显，但政府会考虑如何解决问题。因此，中国的很多课程改革值得研究。例如，我特别欣赏华东师范大学的叶澜教授提出的改造学校的办法——生命-实践教育，具体做法是整所学校考虑怎么把课程、学校环境根据其本身的特点进行改造，而不是学外面的模式，然后一步一步改造学校自身，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思维、自己的精神。我认为，这就是根据中国自身文明经验来对学校进行改造的做法，很值得介绍给全世界。其实，中国有很多良好的教育经验值得介绍给世界，如良好的师生关系等。当前，我花费很多时间编一本全英文的学报——《中国教育前沿》（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每年出版4期，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希望通过这本学报将中国的教育实践、教育理念、教育成就等推向国际领域。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一些人可能外语很好但不一定了解中国的教育，而了解中国教育的人，外语不一定很好，希望更多的学者同行加入。

《世界教育信息》：您在会议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国的师范大学发展模式，能否具体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许美德：西方国家很多人不太了解“normal”（师范）的含义。19世纪末，基于现代化需要，中国开始设立师范学校，现代的学校需要现代的教师。日本之前也设立了多所师范院校，后来受到美国的影响，将之取消了，之后设立了教育大学。师范院校不受传统西方大学影响，不是专门化院校，非常重视跨学科，可以培养一些新的学科和人才，我认为这是亚洲特色。在大学排名方面，很多人追求综合性大学，我觉得中国可以推出另一种模式——师范大学。师范大学的类型在全球是不完全一致的，有很多特点和好处。

四、期待中国的大学

多思考自身职责和任务

《世界教育信息》：当前，中国正积极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对此，您有什么具体的看法和建议？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您有何期待？

许美德：对于这项新政策，我还不是特别了解，在这里仅根据我有限的了解谈谈我的认识和看法。在我看来，之前“211工程”大学和“985工程”大学的申请机制很不一样。“211工程”大学要先由学校申请，再经过审核，我认为是比较公平、公开的过程，每所学校都有机会申请。根据该机制，我们可以预料到哪些学校可以入围，而也有一些学校是我们没有预料到但经过自身努力提升到相应水平而入围的。“985工程”学校最初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然后发展到9所，且其中6所为工科性质的大学，只有3所是真正的综合性大学，即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京大学。之后，这些大学变得越来越综合化。后来，很多大学努力加入“985工程”大学行列，数量增长到39所。我个人认为，这个过程不太公开。因此，我认为，“双一流”建设的关键在于“谁决定”的过程，即能否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选拔机制。我觉得这个意愿很好，加拿大也是这样，因为很多小规模的大学不可能进入“211工程”“985工程”等类型的大学行列，但其可能有几个领域或某个领域特别杰出、特别优秀，应该给这些学校一些机会，使其得到承认、得到支持。

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我觉得不应一味地追求一流大学，应该思考应为社会作出什么贡献，包括给国际领域做出什么贡献。现在，中国的经济、社会等方面已经发展得很成功，应该考虑自身应承担怎样的职责和任务。由于一味地追求排名，一些学校所开展的帮助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等的项目可能被忽视或不被承认，因为这些不被列在大学排名指标中。盲目地追求大学排名可能使得大学脱离服务本地、本国、国际有需要领域的任务，这是我所担心的。希望中国的大学多思考自身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而不是“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