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方志文献“官修”特性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汉朝至清代，我国官修史书格局逐渐形成、官修史书传统确立。作为方志文献三大基本功能之一的教化功能，其本意应该包括社会评价功能、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方志文献教化功能实现机制的构建，能够推动方志信息化建设、推进方志法制化建设，强化方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提升方志工作人性化、服务化、智慧化水平。

[关键词]方志文献；教化功能；方志工作；智慧化一、官修史书沿革与传统形成

自两汉始，官修史书出现，《东观汉纪》就是东汉王朝召集官员在东观编修而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修史书蔚然成风，国家也设有著作郎从事国史之修撰。北齐时，设官办机构——史馆，供官员专门从事编修史书之用。隋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文帝明令禁止私家编修国史，国史修撰活动只允许在史馆内进行，并且派驻官员监督。隋朝起，修撰国史成为统治王朝的皇权、特权、专权，修史事业在统治力量的带动下生机勃发。唐朝时期，官修史书活动受到朝廷重视，史馆迁于禁中，开始选拔名士任史馆史官，史官直接受朝廷宰相节制，史馆史官制度形成，官修史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皆成书于唐史馆，而《诸司应送史馆事例》更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史馆征集史料和史官开展修史活动。史馆设立与史官制度的出现，确定了我国接续修史、不断修史的传统，并且逐渐成为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有力工具和手段。随着专制制度的加强，宋王朝官修史书制度有了深化，主要表现为各级地方机关设立架阁库和中央设立金耀门文书库，并且在史料文献收集、整理、保管、鉴定、销毁、查询与利用等方面有着十分详细的法律规定和禁令，架阁库制度的形成使得史馆组织更加完善、修史制度更加完备。宋时普遍化的史館组织已经发挥了相当的存史资政作用，官员新任一方，便可到架阁库取阅方志文献资料了解地方风情民俗治理要害等作为参议资讯。契丹建辽时，设国史院编修国史，对保密工作十分重视，沈括《梦溪笔谈》记载“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公元1125年，女真族灭辽建金，金承袭辽制设国史院监修国史，并且规定架阁库管须通晓女真文、契丹文和汉文三种文字，最低限度也要通晓女真文和汉文两种文字，实现了不同文字版本方志文献资料的翻译与流通。公元十三世纪后叶，蒙古族建元朝，元朝统治“遵用汉法”设立实录院、国史院，并且十分重视对方志文献资料的收集，《元史》卷一《张柔传》载“柔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1）和秘府图书”，但元时书吏“俸给极薄”且“不得不行诈徇私，以为生计”，导致出现了“盗官府文卷作故纸变卖者杖七十七”的刑罚规定，形成了元代方志文献资料严格保护的刑事法律处罚制度。同时，元最高政务机关中书省设立有架阁库、蒙古架阁库和回回架阁库，由通晓蒙语、回语、汉语的管勾和典吏担任管理职务。元末农民起义，朱元璋集团所攻之处令守城元将献方志文献档案典籍等投降并给予优待，起义过程中设立照磨所负责收集、整理、保管起义资料。公元1368年明王朝统一帝国后，在各中央机构设立了架阁库和照磨所，全国形成初具规模的地方架阁库体系（现有名可考的有三百余处），并设有收藏元朝图籍的大本堂、储存全国人丁户籍税赋册籍的后湖（今南京玄武湖）黄册库、保存有皇帝册封官员诰封底薄的古今通集库及收藏皇族玉牒、历代皇帝实录、圣训的皇史。其中，黄册库建造库房东西走向，前后有窗，便于通风和日晒；古今通集库规定每年六月初六对所有方志文献进行晾晒以防虫蛀霉烂；等都体现了对文献资料的谨慎保护。满族建清朝帝国，皇太极于公元1629年设立具有内阁性质的文馆，而后才设立六部确立国家机构组织形式，皇太极先设文馆并且要求其“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记国家政事，以昭信史”。清代康雍乾时期编修史书盛况空前，每修一书即设一馆，每书修竣必有奖叙，于是省有《通志》、府有《府志》、直隶州厅及县市镇也都有志，形成每六十年修志成书并报送史馆的定制。（2）

汉朝至清代，我国官修史书格局逐渐形成、官修史书传统确立。“盛世修史”（3），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建设以来，尤其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建设进入法制轨道以来——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颁行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条明确规定“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表明了当下对“修史”这一中华文明传统的沿袭和传承，并且在法律上明确了地方志的编纂定制。第八条“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名称冠名的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分别由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按照规划组织编纂，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编纂。”强调了官修史书的权威性和确定性，申明了“官修”的唯一性和独立性。史书“官修”这一显著特征成为探讨和研究史书的重大前提和重要背景，任何涉及到史书的观察、研究和分析都不应脱离“官修”这个根本前提和基本视角。而史书的“官修”性是史书的重要属性并且成为其根本性质的主要构成因素，在分析研究方志文献资料过程中决不可否认史书“官修”特性、决不可忽视方志文献的“官修”视域和“官修”视角、决不可忽略方志文献的意识形态表达、传播和教育功能。

二、方志文献的性质与基本功能

通说认为，性质是指事物本身不同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是一种本质性的体现，它与属性相区别，属性是指事物的基本特征、特点，两者不可混淆。关于方志文献的性质，汉朝司马迁认为方志是“博物之书”，唐代颜师古、清代戴震等认为方志属于地理书，清代章学诚认为方志乃“一方之全史”，黎锦熙认为“方志为物，史地两性，兼而有之”且“兼而未合，混而未融”（4），刘伯伦认为地方志是“一方信息全书”，于希贤根据方志的“官书”“官修性”认为“方志为政书”，刘辰根据地方志在地域疆界上局部记述的特点总结出地方志是“国情分区书”也即“地情书”，等等。《当代志书编纂教程》根据方志发展实践和现有方志科研成果概括总结出了“地理书”说、“历史书”说、“史地两性”说、“辅治之书”说、“信息书”说、“资料性著述”说、“地情书”说、“百科全书”说、“一方古今总览”说、“资料书”说等十余种观点，比较具体细致地把握了方志文献属性范围。方志界普遍认为“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资料性是志书最基本的属性”（5）。无独有偶，《条例》将地方志定义为“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将地方综合年鉴定义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最终把地方志、地方综合年鉴的内涵明确为“资料性文献”。但资料性作为基本属性或基本特征，代表了方志文献的显著性或表征性特征，资料性并没有全面、整体表达出方志文献的根本性特征、本质性体现也即根本性质。《条例》所下定义也只是对方志文献进行一个总括性、描述性的概念构建，如果我们认为资料性就是方志文献的根本性质和完整表达的话，这是一种片面性认知。从方志文献的内容角度分析，方志文献的属性是保存性、资料性的；从方志文献的演进过程分析，方志文献的属性是历史性、发展性的；从方志文献的结构构成来看，方志文献的属性是系统性、建构性的；从方志文献的基础功能角度分析，方志文献的属性是教化性、资政性的；从方志文献的时间标段看，方志文献是时代性、历史评价性的；从方志文献的空间地域看，方志文献是地区性、局部性的；从方志文献的指导思想角度分析，方志文献是政治性、意识形态性的；从方志文献的编修手法看，方志文献是实录性、纪实性的；从方志文献的资料来源看，方志文献是综合性、开放性的；从方志文献续修传统看，方志文献是继承性、传承性的；从方志文献的精神特征分析，方志文献是民族性、文化性的；从方志文献所表达的利益诉求角度看，方志文献是集体性、国家性的；从方志文献集成效果看，方志文献是成果性、传播性的；从方志文献的导向性角度分析，方志文献是指引性、先进性的；从方志科研进展来看，方志具有科学性、学科性；从方志工作机制角度看，方志具有规划性、政府主导性；从方志工作实践看，方志具有行业性、事业性；从方志发展趋势看，方志具有持续性、永久性；等等。很显然，资料性不足以概括出方志文献的根本性质，关于其根本属性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和探讨。

方志文献的功能是指方志文献所发挥的有利作用、发挥的功效效能。一般说来，学界对方志文献功能有“存史”“资治”“文化与教化”“决策”“借鉴”“兴利”“信息”“载物”“科学资源”“爱国主义教育”“旅游与窗口”“使人明智”“编修国史之用，天子治国之用，官吏鉴览之用，攻守韬略之用，国计民生之用，社会风教之用”（6）“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藏往知来”等认识。常璩对方志文献功能有过概括，其著《华阳国志·序》有言“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同时，方志文献有“辅治、致用”功能，新官到任及上司巡查之时须“以志呈阅”；亦有“下车首以郡志为问”“为此郡之吏者，不可无此书”之记载。（7）方志界认为，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教化”三大基本功能，“存史、资政、教化三种基本功能有着一定的关系，存史功能是前提和基础，资政功能是途径和支撑，教化功能是手段和目的”。（8）在谈论功能时，我们不能单单就功能谈功能走本本主义，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审视方志文献功能。基于教化功能领域和视角，方志文献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教化功能——即意识形态传播与教育；从读志用志角度分析，方志文献具有社会评价功能：从地方政府管理与社会发展管理过程来看，方志文献具有社会整合与社会矫治功能；从方志文献的文化软规范角度审视，它具有社会控制功能；从方志文献三大基本功能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为基点，我们在利用史书过程中可以实现其社会预测功能，所谓“以史为鉴”。关于方志文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教化功能以及社会评价功能是有一定争议的，有学者认为孔子修纂《春秋》時定下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基本原则，即在史书修纂过程中要做到如实记载、述而不评，且在汉朝班固修《汉书》时确立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形成了方志文献编修的实录传统（9），方志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提出方志文献“去政治化”观点。但是，无论是实录原则还是“去政治化”观点，这里讨论的都是方志文献的编修手法、编辑策略以及行文方法，与方志文献的性质属性讨论并非相同领域、同一层次。我们知道，人类活动自有图腾崇拜时便产生了不自觉的社会评价活动，当出现文字符号、系统记录史实的著述时人类社会便进入了崭新的自觉社会评价时期。社会评价活动以历史和社会形态为基础，方志文献的社会评价性同样以历史和社会形态这个大背景为基础，脱离社会历史性谈论方志文献的属性功能都是虚妄没有根基、演绎没有根据的。即便《春秋》之编修是直述的，但也有“是非明辨、褒贬精当”的评价语言；即便《汉书》编修坚持实录原则，也有“不虚美、不隐恶”的社会评价原则；即便宣扬“去政治化”的学者们，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社会评价活动，其“去政治化”诉求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评价观点和社会评价期待。另外，方志文献自身有着“如实地、客观地指出它们的是非、功过、得失、起伏、成败、盛衰，以及经验教训等，作出公允的评价和科学的解释，以还原其本来面目”的编修要求。（10）我们认为，“正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本质意义与地方志书‘官修的特殊性相一致，地方志的作用、功能发挥要与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保持一致，才使得地方志具备马克思主义社会教化的功能和作用，这是地方志不同于其他‘官修资料的地方……地方志的‘依法修志原则决定了地方志具有法律政策背景，代表国家和全体国民意志，远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官修介绍性资料。”（11）可见，方志文献在发挥其教化功能过程中有着独特的实现路径和发展形态。

三、方志文献的教化功能

方志文献作为“最全面、最丰富的文化的宝库、艺术的画卷、文明的结晶”（12）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典藏和总集合，由此可见，方志文献具有文化的基本功能。“教化与文化密不可分，文化即是人文教化，是以人文为内容、以教化为手段的活动。过程的观点看，教化是人类社会某种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社会规范被广大社会成员所认可、接受并且贯彻行动的动态性过程。在阶级社会里，教化的内容依照具体的统治阶级要求而不同，教化的最终目的都是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利益、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的。教化也可以作‘同一化的理解，社会成员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和社会规范的行为遵照均是一致化、同一化，这里也体现出了教化的含义。然而，在中国大语境下谈教化不能不考虑其本应该具备的特殊含义，即马克思主义社会教化。”（13）从方志文献性质属性上分析，方志文献之教化功能主要是意识形态教育功能、社会评价功能以及社会预测和社会控制功能。从方志文献教化功能的基础构成来分析，社会评价功能是教化功能的根本前提，而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是在社会评价功能基础上来实现的；过程的角度分析，社会评价功能是起始，其他教化功能则是后发结果；从价值接受的角度来看，社会评价功能是主体进行价值识别的认同阶段，而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则是价值思想贯彻和践行阶段。

方志文献的社会评价功能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指方志文献编纂者根据统治阶级需要（阶级社会语境下）和社会群体需要（经过选择的主体需要），按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标准和社会发展标准选取社会事实事件记载成书，因而使得方志文献本身就具有社会评价性；另一方面是指受众通过方志文献把与社会发展演进过程中的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社会事物之间形成价值关系体现到社会群体意识中来的，因而使得方志文献与受众产生互动性，使受众逐渐形成符合统治阶级标准和社会发展标准的共同价值认同并作出个体的社会评价行为。社会评价功能主要体现为确立和巩固社会评价基本价值——秩序，并且在基本价值基础上进行自由、平等、公正、民主、人权、法制等价值观传递与塑造。方志文献是系统的自觉社会评价载体，体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和统一性、社会性和稳定性、权威性和权力性以及民族性，方志文献所反映的社会群体需要是社会主体的共同需要，群体意识的共同性使得方志文献具有了受众个体意识的共识性和共同基础，使得方志文献具有代表一定群体的特殊利益、立场和情感。

随着方志文献社会评价功能的理性化、科学化和系统化程度加强，其意识形态教育功能和社会控制功能便体现出来，方志文献所具有的思想性是其社会评价活动的群体心理沉淀，意识形态教育就是把这种群体心理沉淀进行规范的社会整合并预期生成规范统一的社会价值观。当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教育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必须有坚强的精神内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牢牢把握方志文献发展及其规律与国家社会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机制发挥出方志文献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尚和文化育人、文化强国的目标。这就要求方志工作者具有整体的政治素养、道德修养、职业素质、编纂业务能力和文字驾驭水平，提升方志文献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打造精品方志文献。方志文献作为社会传媒载体是社会规范系统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一种隐性的、间接的、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具体而言，方志文献能够调节社会关系，巩固社会规范防止其退化、弱化、残化，借助文化的基本功能实现对社会制度外部性问题、负向价值、缺失性等进行规范、消解和补偿。

四、方志文献教化功能实现机制

方志文献教化功能实现依托于方志文献的信息化建设和方志文献的传播与使用，教化功能实现机制的建构也应以方志文献信息化和“读志用志”工作实践为重心，并且以发现和扫除阻碍方志事业发展的各种错误思想和片面认识、方志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消极现象和破坏活动、方志工作机制中的各种积弊和陈滞为首要治理目标和前导，通畅方志信息传播和方志事业发展路径。教化功能实现机制的构建至少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发展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当前方志工作的现实指导。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教化功能是作为方法的手段和作为终极目标的目的的统一，这种统一性体现了教化功能深刻的哲学含义，摆脱了局限的功能主义范围论述，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的光芒和魅力。如果对于方志文献教化功能认识不全面、不彻底就会产生片面性的认识错误问题，特别是方志编纂工作者产生的认识误区和态度偏见，会极大阻碍方志文献教化功能的发挥。方志工作者必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教育的发展趋势以及最新动向，掌握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时代要求促使意识形态教育发生的新变化，学习考察意识形态由显性教育到隐性教育的转化过程，充分认识到隐性意识形态教育在方志文献马克思主义社会教化功能发挥中的重大作用，充分理解方志文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教化这一本质特征，增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促进隐性意识形态教育与方志文献编纂的融合，以提升方志文献的思想性和马克思主义社会教化功能。

第二，方志人才政策与方志人才建设。基层方志人才通常会面临现实复杂的主客观问题，在主观方面，容易与其他政府实权部门盲目攀比工作成绩导致心理失衡、方志工作文字性强且需长期伏案工作易产生枯燥感、懈怠感以及经验式思维推理得出方志部门人才升迁机会少和个人发展空间狭窄等问题；在客观方面，方志部门人员年龄结构不平衡、业务工作模式传统单一、必要的办公经费紧缺以及编修史料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并且缺乏高素质、高能力、高水平新生力量补给。方志部门必须革新以往使用方志工作者的用人思路和方法，代之以养人才、开发人才为导向的方志人才使用观，从行政命令式、压任务式的使用方法转变为“以用代养、以养助安”式的方志贤才使用策略。新时期用人策略已转变为以“安人”为人才使用的主轴和中心，方志部门也应顺应时代变化之趋势，及时调整使用方志贤才之策略和方法。“曾式安人法”描述了诸如真诚沟通、合理待遇、适当关怀、合适工作、适时升迁、尊重不排挤、事业养人等现代社会安人的有效方法。（14）各省级方志工作部门可以建立基层方志人才库，定期、不定期抽调一批采取轮岗、双向兼职、短期借用、项目合作（15）等形式增加基层方志人才的交流与使用。并且，要有计划的培养出一批批品德良好、能够完全胜任方志工作、积极投身方志科研、积极推进方志实践创新、勇于奉献不怕吃苦、甘于坐冷板凳不怕寂寞的方志才俊。

第三，提升方志工作创新能力和水平，优化方志行政管理，加强方志科研服务与管理，推动传统方志部门由人才资源密集地向地方智库、智慧型机关转型。积极主动推动方志工作者参与方志理论创新与地区政务调研，更大范围融入到社会现实生活，提高方志服务现实的能力和本领。探索增设史志科研领导，逐步构建除方志行政领导、方志业务领导之外的第三级领导范畴——方志科研领导，积极革新方志部门“行政、业务、科研”三维一体的领导结构模式，重视方志科研工作的意义和地位，强化方志业务理论与创新科学研究。同时，要积极构建现代方志工作模式，优化环境、疏通途径和减少内耗，使方志工作适应时代化、现代化发展需要，逐渐形成以方志信息化为主导、以方志品牌化为方向的发展态势，通过采取项目制、流程式、活动制、阶段式等新型管理策略和方法，丰富方志工作模式和形式，扩大基层方志人才发挥自身优势的场所和范围，并且以构建智慧型方志部门为方向，积极探索革新和优化基层方志工作的方式方法。

综上所述，科学制定方志文献教化功能实现机制能够扩宽方志工作视野、增强方志工作认识、提升方志工作品位、拓展方志工作领域，能够更好地推动方志信息化建设、推进方志法制化建设，强化方志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提升方志人性化、服务化、智慧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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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巴兆祥.方志学新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19]史念海，曹尔琴.方志刍议[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注释：

（1）金实录乃金国史院编修国史。

（2）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比照统计，我国保存下来的八千五百多种共计十多万卷的志书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清代纂修。

（3）历史表明，《史记》、《资治通鉴》、《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代表中华传统和中华文明的璀璨巨著其修纂时期均是盛世。

（4）欧阳发、丁剑：《新编方志十二讲》，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22页。

（5）曹子西、朱明德：《中国现代方志学》，北京：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6）张慧珍、张海澜：《试论方志的实用性》，山东省情网，http：//www.infobase.gov.cn/intro/fzlt/42.html，2011-07-18。

（7）欧阳发、丁剑：《新编方志十二讲》，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27页。

（8）张晨：《地方志教化功能研究》，《福建史志》，2011年第5期，第57-59页。

（9）陈新汉：《论社会评价活动》，《学术月刊》，1994年第7期，第39-45页。

（10）欧阳发、丁剑：《新编方志十二讲》，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78页。

（11）张晨：《地方志教化功能研究》，《福建史志》，2011年第5期，第57-59页。

（12）欧阳发、丁剑：《新编方志十二讲》，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31页。

（13）张晨：《地方志教化功能研究》，《福建史志》，2011年第5期，第57-59页。

（14）曾仕强：《从管人到安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頁。

（15）刘秋增：《山东史志事业发展规律探索》，山东省新闻出版局，2009年版，第379页。

作者简介：张晨（1984-），男，山东枣庄人，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室）博士后，研究方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