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晗

如果不是时间久远和这位店铺主人的原因，这里和其他的店面并无太大的差别。

这家名为“广义修笔店”的店，位于北京东四南大街。那些修钢笔的物件，自开业那天起就从未淡去；墙上、桌面上的“先进个人”、各种书法等物件，都是这些年积累下来的。它们安静地摆放在那里，早已泛黄的纸不仅显示出广义修笔店的年代久远，更见证了钢笔这一具有文化意义的工具的发展、辉煌、衰落。

一开始，修笔店的老板张广义只是跟着父亲卖钢笔，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后来“觉得钢笔坏了就扔挺浪费”，于是他自己摸索着修钢笔。在他经营的60余年里，经过他手的钢笔大概40余万支。尽管现在用钢笔的人越来越少，但他依然“固执己见”，坚持开着这京城唯一的一家修笔店。

短暂的时间，永恒的记忆

低至几元钱的英雄，高至上万元的万宝龙钢笔，都曾在张广义的手里活了过来。

《经济》记者来到广义修笔店，从店未开门便开始等候，直到店关门结束。记者发现，来这儿的人，有中年人为家中刚要学写钢笔字的小孩买钢笔的，也有钢笔写不了了来修的，更有专门来买张广义的钢笔的，试试“是否真如网上说得那般好用”。兩位专程从天津到北京买张广义家钢笔的青年同样早早在门口等着。

聊天中，两位青年告诉记者，他们现在的工作几乎用不到钢笔了，但还是“慕名而来，就想买张广义家的钢笔。”

下午两点半，广义修笔店的“休息”门牌换成了“正在营业”。两位青年直接进去买了两支钢笔，随后问了问，便离开了。

不到5分钟的时间，来店里的人络绎不绝，这不到10平米的小屋顿时显得有些拥挤，不少人只好待在门外等候。

张广义倒是也不着急，不慌不忙地为每位顾客服务，根据顾客的要求，或是拿出新的钢笔，或者把钢笔拿到修钢笔的桌子上，在灯光下看了又看，三两下就把那些原本不出水的钢笔，或者笔尖坏了的钢笔修好了。

记者发现，每位顾客都是高兴而归。

无论是穿着时髦的青年，还是年事已高的老者，来这儿的人对张广义都十分尊重、十分信任。其中有些人用了一辈子张广义的钢笔，有些人是初次来访，想用张广义的钢笔。

有人说，一些德高望重的大人物来过张广义这里，为他题过字。对此，张广义并不关注，这么多年，他从来不记人，总是以钢笔为第一位。这位老人的态度只有一个：看看钢笔，修一修，再递给钢笔使用者，嘱咐该怎么用。

从古至今，新技术的迭代一直是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新技术和长久存在的行业就像鱼与熊掌般不可兼得。

远古时期，人们结绳记事。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记事的工具变成了毛笔、钢笔、圆珠笔、中性笔等，后来，手机、键盘的流行让这些都慢慢淹没在过去。这一代代更新，必然导致某些工具的消亡，或者是某一行业成为凤毛麟角，形成新一代的三百六十行。

“随着时代快节奏的发展，我们身边的人做事越来越快，能不能稍微慢一点，体会钢笔书写带来的温暖呢？”一直以来，张广义都不愿把这个店盘出去，尽管他的身体渐渐不好，但他总说“你们不懂”。这样一个小面积的修钢笔店，虽然开业的时间一再缩短，但这“短暂”的时间，能让钢笔重新被握在喜欢钢笔的人手中，重新书写属于他们的记忆。

这同样也是张广义一直坚持开这个店的原因——“因他人有需要。”

张广义这样的人

印象中，钢笔在上世纪90年代发展到了极致。那时，一支钢笔卡在上衣左上边的口袋，是学问、身份、修养、水平的象征。曾几何时，钢笔作为“幸福生活四大件”出现在人们生活中。

以前，女孩子结婚，一支钢笔是体面的嫁妆。父辈给孩子们送礼物，钢笔是首选。中山装口袋特意开个口子，好让钢笔盖露出来。

爱钢笔的人都知道，当时流传一句玩笑话：口袋插一支钢笔的是中学生，插两支的是大学生，插三支以上的肯定是修钢笔的师傅。

那时候，修钢笔的师傅到处可见。“现在可就少了。”有些地方的人根本就找不到可以修钢笔的地方。随着钢笔行业的衰落，大多数人倾向于进行无纸化办公，这使得用钢笔的群体渐渐缩小，如今，一些修钢笔的配件也不太好找。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的修笔匠非常少，有些城市也仅存一位修笔匠，有些城市已经没有修笔匠这一行业。

在上海，2013年的时候就只剩一位修笔匠，他叫施天水。他也是修了60多年。他认为“用钢笔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但是爱钢笔的人，一直都在。”

施天水的特点是“零返修”，只要不是人为的损坏，基本不会出现第二次的问题。当时施天水找不到修钢笔的配件，就自己做笔杆、特制的钳子、笔尖、胶水……

“送来修的钢笔有各种各样的毛病，钢笔看似不复杂，但要修好谈何容易。”施天水说。现在对施天水来说，修钢笔是一种享受，而并非谋生的手段。

同样，安徽的陈晓玲也是这样一位修钢笔的人，各种各样的笔尖放在桌面上，有的因年代太长已经沾满灰尘，有的还光洁如新。她做这些“为了就是不让钢笔成为一次性的，人们需要修钢笔时，能找到修钢笔的人。”

张广义的修笔独门诀窍是点尖，“只要笔尖没有断，都能修好。”

张广义17岁跟着父亲卖钢笔，但钢笔很金贵，常常一摔就坏，非常可惜。那时没有修钢笔的教材，张广义就自己琢磨。“天天摸钢笔，墨水弄得十个手指都是。”慢慢钢笔的款式、内部结构，张广义都了如指掌。

他从换简单小零件开始做起，随后用巧劲为摔弯的笔尖正型。再到后面，他从德国进口专业配件，来改造工具。最终达到的效果是闭着眼一摸，就知道笔尖是不是原装的，上次是不是自己修理的，毛病出在哪里。

钢笔好不好写，讲究全在笔尖上。那个直径不到一毫米的钢笔笔尖上的小圆粒，张广义能手动把它焊上去。再用他自己开刃的锯片，把金尖锯成两个半球，墨水就能顺利从那儿出来。

这活，一般人做不了，在工厂都是用激光做的。钢笔在工厂大批量生产，许多人买完钢笔，都喜欢让张广义给磨一磨。

也許正因为如此，这冷冰冰的钢笔有了温度，更加让人怀念。

但张广义并未因此而收取很高的修笔费。在他这里有这样的原则：“能修就不换笔尖”、“能少收就少收，能不收就不收”。

现在不比以前了，广义修笔店每天营业的时间一再缩短。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张广义不在店里，那就是去医院看病去了。

多年来，张广义被媒体报道过多次，所以他并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记者以普通顾客的身份在他那里买了一支钢笔，和他聊起了天。记者发现，张广义对钢笔的感情很深，几乎每位来买钢笔或者修钢笔的人离开之前，他都不忘嘱咐一句“要用温水把钢笔里面的墨先洗干净”、“别用碳素墨水，容易堵”、“下笔的时候别太用劲，笔尖哪受得了这么重的力道”……

他们还能撑多久

修笔店最辉煌的时候，京城大大小小的修笔店不下20来家，而且都在繁华的前门、西单、新街口等商街上。张广义说，除了固定的店，还有很多修笔匠是用皮包装着修笔工具走街串巷。

那时修笔店没开门就有顾客在外排队。之后，修笔店在京城消失之快，让张广义有些发懵。

“许多同行都不干了，挺有名的几家都转行做别的了。”同行的转行让张广义无奈，更让他伤心的是自己带的3个徒弟的离开。

现在张广义和他们几乎都没有了来往，“人各有志，没办法。”

张广义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孙辈的有两个孙子、一个外孙女。

没人愿意接替张广义干这个，“我也不愿意让他们干，太苦，我孙子已经是博士了，让他去修笔？这以后结婚可怎么过日子？”

也有很多人告诉张广义，再多收一些徒弟，总有人愿意干这个。张广义反问，“您愿意让您的孩子来干这个？”一句话，双方都无奈地沉默了。

眼看着张广义的岁数越来越大，眼睛也渐渐花了，他的“点尖”技术将会彻底失传。所谓“点尖”，就是钢笔掉到地上，摔掉了笔尖上铱金的小颗粒后，修笔匠再把这个小颗粒焊上。

50岁之后，张广义做这个活儿就有点勉强了。点尖的技术，让顾客们称赞，但留给张广义的是患视网膜炎的眼睛，“能支撑一天是一天，有一天我不在了，孩子们把这个店怎么弄都行。”

常年和钢笔、碳素打交道，修笔店关门后，张广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可是几十年如此，手依然很黑。而且卸笔尖很需要力气，张广义的两个大拇指开裂得很严重，他不得不戴上橡胶指套。

在交谈中，张广义透露出对这个“速食”时代的无奈。从张广义的店铺里可以发现，这里面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古董级的。几十年没动过的物件沾满了灰尘，“半厘小肆客争临，笔好人诚惬众心。若问缘何常灿烂，只因骨内有真金。”在张广义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店里，墙上除挂满了各个年代“先进个体户”、“信得过个体户”的奖状，很多名人题字都让人惊叹这个不起眼小店的与众不同。

这里面有文物专家王世襄题的，有吴祖光给写的，有演周总理的王铁成写的……还有很多美术学院的学生来修笔后，顺手就用修好的钢笔给张广义画一幅速写。

“这说明人家对我的服务还是满意的，挂着是个激励，没事儿的时候看看。”老式铁壳的台灯、砖头式录音机、边缘已经被磨得光亮的木质工作台、坐了几十年的脚凳，都是张广义这些年的陪伴。

墙上的相框中，好几张都是张广义伏案修笔的照片，这么多年，有时候区里市里组织劳模去玩，张广义也不出去。“万一有人着急找我修笔怎么办？”

有时候，张广义也在想，要是有一天他不在了，下午无法准时开门，估计要让很多人失望了。

实际上，有过这样想法的不仅是张广义，这些依然坚持修笔的各地修笔匠们都有这样的担忧，恐怕到那时，钢笔只能作为一次性工具，用完就扔吧。

每个人都有创造的潜能，再小的手艺，都有自己的价值。钢笔在白纸上流畅划过，书写了岁月中的点滴心情，修笔匠们坠入其中，力争为其保留最久远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