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以接受美学为理论基础，根据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读者期待视野，纵向分析了《简·爱》中女主人公简·爱人物形象的历史演变，并揭示了社会语境对人物形象的影响。

【关键词】简·爱；期待视野；社会语境；人物形象

【作者单位】张文杰，中原工学院信息商务学院。

【基金项目】2015年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15YJA752017）：“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女性小说在中国接受史（1949-2014）”阶段成果。

《简·爱》（1847）是英国19世纪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该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简·爱》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经典，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品塑造了女主人公简·爱这个艺术形象，她的自尊、自爱和自强使她成为全世界妇女效仿的榜样。然而，由于社会语境的演变和读者期待视野的不同，《简·爱》自传入中国以来，简·爱的形象在中国经历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变迁，也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变革历程。简·爱在中国读者眼中都经历了怎样的形象变迁，又受到了哪些时代因素的影响呢？本文旨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挖掘出简·爱人物形象在中国的变迁主线和各种影响因素。

一、新中国成立前简·爱在中国的人物形象（1900—1949）

简·爱形象初次与中国读者相遇，离不开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女性解放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随着西方女性解放思潮的传入，人们意识到传统中国女性地位的低下，开始呼吁妇女解放和女性人格的独立。1927年，郑次川在其所著的《欧美近代小说史》中把简·爱描绘为“貌丑陋而富于才调”[1]。 一个相貌丑陋又离经叛道的简·爱形象闯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这是一个与中国古典文学中才女佳人完全迥异的女性形象。

1935年，左翼青年译者李霁野的《简·爱自传》中文全译本问世，进一步向国内读者揭开了简·爱那反叛和独立的女性形象。但是，此时简·爱形象还蒙着面纱，其重要意义并未显现。“五四”时期，中国国内已经有了一位比简·爱更受欢迎的国外独立女性的形象，她就是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娜拉离家出走式的反抗被视为是对父权制传统观念的最有力回击。因此，娜拉的形象比简·爱更能满足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内读者的期待视野，简·爱的女性抗争形象犹如一抹淡淡的晨曦，还要等待时日才能光芒万丈。

二、新中国青年心中的“独立女性”和新中国文化部门眼中的小资产阶级（1949—1966）

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确立，男女平等被写进了宪法，女性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彻底解放，与男性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领域享有平等的地位。男女和谐相处，共同参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建设是当时人们心中的一幅美丽图景。简·爱有勇气打破家庭门第差异，不以自身贫寒丑陋而自卑，大胆爱上庄园男主人罗切斯特并在心灵上与他息息相通；同时，简·爱在和罗切斯特的交往中又能坚定地维护女性的自尊和平等地位。这些优秀品质使得简·爱的形象更符合新中国成立后的人们，特别是青年男女读者的期待视野和审美情趣，简·爱自然成为新中国年轻人心中的青春偶像。

同时，简·爱形象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读者欢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时革命书籍的匮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特殊年代里，阅读革命书籍和学习革命英雄人物形象成为社会主流的文艺导向。革命文学作品和其中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确对新中国的青年一代起到了很大的激励和教育引导作用，但是，这些革命书籍“过于注重政治语境而造成人性话语的缺失，所塑造出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固然让人崇敬，却属于只有神性而缺乏人性的扁平人物” [2]。读者很难和他们进行情感相通。与之相比，简·爱的形象则更具有人性化和生活化。例如，简·爱自幼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这与解放前穷人孩子的命运十分相似。简·爱在寄宿学校里努力学习，梦想通过学会一技之长来改变命运，这也与新中国青年人的想法相似。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亟须大批有志青年通过奋发图强和努力学习来改变自身命运和建设新中国。因此，《简·爱》一度成为当时年轻人热衷的一部文学作品，而简·爱那丰满的人物形象也占据了广大青年读者的内心。

但另一方面，简·爱是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于是，人们对简·爱形象的痴迷被放到了政治语境下进行考量。简·爱由于具有“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反抗“并不彻底”，只是“以获取爱情为目的”，最后，“还是和那个黑暗的社会妥协”，“以一笔遗产，一个安静的家庭生活为人生最大满足”，她“脱离人们群众”，“远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为个人目的而孤军奋战的软弱的个人主义者” [3]。简·爱身上体现的人性化特征被当时特殊的政治语境逐步消解。新中国青年读者心中曾经丰满的简·爱形象被当时的文化管理部门贴上了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标签，变得黯然失色。

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在一定程度缓解了政治标准对文艺的束缚，促进了思想解放。于是，国内一度出现了以《简·爱》为代表的一批西欧古典名著热，简·爱的形象再一次备受欢迎和关注。《简·爱》（李霁野译本）分别在1958年和1962年两次加印，足以说明简·爱在当时读者心中的地位。

三、“文革”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青春偶像（1976—1985）

“文革”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段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期，社会环境以人性回归为主题。饱受“文革”劫难的人们强烈呼唤个人尊严的恢复和被压抑、扭曲人性的回归，简·爱坚决维护个人尊严，不惜牺牲爱情的精神和形象再一次回到了人们的视线当中，极大地迎合了当时人们对生活的期待视野。1979年版《简·爱》译制片的全国公映更是震撼了全国观众的心灵。从此，全国人民心中那渴望人性回归的集体无意识被激发了起來，简·爱成了“文革”后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读者心中的经典青春偶像。

“文革”结束后，“人们对压抑人性的阶级话语已经厌恶，亟须从性别差异的角度来阐述人性的丰富，亟须女性的独特经验和文化表达，而《简·爱》恰恰满足了人们”，特别是女性“这方面的情感需求” [4]。简·爱那段著名的爱情表白一度成为当时读者广为传颂的桥段。“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一样，我的心也跟你完全一样……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因为我们是平等的！”[5]

简·爱喊出了要求做一个平等的人的尊严，也喊出了那个年代人们的心声。简·爱虽然外表丑陋，却有一颗坚强的心，她不畏权贵，不屈从于金钱和地位，面临困境也绝不降低自己对平等和尊严的要求。不管是从人性解放的角度，还是从女性解放的角度来看，简·爱都是那个时代的范本。因此，简·爱对当时青年读者的爱情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女青年把简·爱的爱情主张投射到自己的人生当中，把她当作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榜样。简·爱几乎成了那个年代青年人，尤其是女青年的青春偶像。为了满足人们对简·爱不断增长的热情，上海译文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了《简·爱》（祝庆英译本），该书初印就达27万册，到20世纪90年代，该书印数竟达到300万册。198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印发了《简·爱》（李霁野译本修订本）。

在国内学术界，伴随着拨乱反正的春风，人性化话语和思维方式逐渐占据优势地位，学者们对简·爱形象的评价渐渐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展现了评论者个人的审美倾向和期待视野。例如，朱虹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认为简·爱是一个勇于追求个人感情幸福和精神尊严的女性人物。杨静远认为，简·爱在爱情方面追求的是恋人之间的心灵契合。但是，对简·爱最后欣然接受一大笔遗产，祝庆英则认为，简·爱“加入了她原本敌视的贵族资产阶级行列，对压迫她的社会秩序做了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简·爱精神的价值[6]。但是，随着思想解放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对简·爱形象的阶级论话语逐渐消失。

四、女权主义视域下的英雄形象（1985—1993）

随着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思潮被引入中国，简·爱的强烈抗争意识和形象得到了充分阐释。1986年，《第二性》的中译本问世，标志着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思潮传入中国。自此开始，国内学术界在西方女权主义，特别是西方激进女权主义对《简·爱》的批评冲击下，逐渐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女权主义视域下的简·爱英雄形象研究。

1987年，韩敏中在《女权主义批评：〈疯女人〉与〈简·爱〉》一文中全面介绍了《阁楼上的疯女人》中关于《简·爱》的女权主义批评。1987年，朱虹在《〈简·爱〉与妇女意识》一文指出，与“家中天使”模式针锋相对，《简·爱》塑造了一个作为强者的女性形象，控诉了男性的压迫并真实地描写了妇女的天然感情[7]。陈梅在《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傲慢与偏见〉与〈简·爱〉的女性意识》 一文中指出，简·爱能够“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去主动追求” [8]。刘静文在《透过〈简·爱〉看女性意识的觉醒》中指出了简·爱精神的三个核心特点：反抗意识、平等意识和独立意识。简·爱的一生“是充满抗争的一生”，也是“追求独立的一生”，简·爱不仅追求经济上的独立，更注重追求人格和尊严的独立[9]。此外，还有很多学者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其他一些批评方法，开始尝试从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对简·爱形象展开多角度的审视。例如，方平在“希腊神话和《简·爱》的解读”中指出了简·爱的另外一个形象——罗切斯特的“拯救者”。方平认为，简·爱和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折射了“珀尔休斯解救安德洛美达”这一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原型，只是男女主人公的位置调换了一下，简·爱如同“神话中从天而降的珀尔休斯”，是罗切斯特的“拯救者” [10]。

五、后现代语境下的褒与贬（1993至今）

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被写进宪法。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世界互联网，消费主义浪潮和全球化不断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维和观念，中外学术界的交流也更加频繁，文学失去了往日崇高的地位，变成了大众的消费对象，《简·爱》的各种编译本、改译本和缩译本层出不穷。《简·爱》的传播也慢慢出现了网络化和电子化趋势。在这种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下，简·爱的形象发生了多元嬗变。

一方面，学院派的批评家们对简·爱形象的阐述日益与西方学术前沿同步，简·爱在国内读者眼中的传统形象不断被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颠覆和解构。例如，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眼中，简·爱有其对男权妥协的一面，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女权斗士。在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的笔下，简·爱的形象更加受到贬低。简·爱的女英雄形象其实是建立在对来自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的女性伯莎·梅森的诋毁和牺牲基础上的，简·爱的成功是以罗切斯特原配妻子伯莎·梅森的毁灭为基础的。简·爱在获悉伯莎·梅森疯病发作并葬身火海后，主动提出要照顾罗切斯特一辈子，成功地塑造了自己完善的道德形象。关于简·爱形象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国内学者王文惠认为，“简·爱热爱大自然，将自己的思想融入其中，并从中吸取力量” [11]。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语境下浓厚的消费主义思潮，不断加剧的社会竞争和不断分化的社会阶层等因素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三观”，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不断变异和解体，国内读者对简·爱的人物形象认识和期待视野比以往更加多元化。例如，一部分人对简·爱为维护人格尊严，坚决不嫁有妇之夫表示不赞同，说明了在一部分人心中，所谓的“精神契合、心灵相通已让位于金钱、物质和地位的考量，简·爱的爱情观似乎受到了冷遇” 。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近年来转型期发生的复杂变化，即在物质至上的消费语境下，少数年轻人道德滑坡，价值观扭曲。

当然，在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下，大部分人对简·爱形象还是持有很好的正面看法。简·爱是自尊自强、自立谋生的正面形象，同时，简·爱追求平等独立、心灵相通的爱情观值得现代年轻人学习。当简·爱得知未婚夫罗切斯特是个有妇之夫的时候，她毅然选择了离开，坚决不做情妇，这在当今社会也是值得弘扬和提倡的。

六、结语

总之，自从《简·爱》传入中国之后，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随着时代和国内语境的变迁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简·爱从新文化运动时期披着朦胧面纱的形象，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一路经历了国内读者对其或褒或贬的多元化审视和评价。不管我们对简·爱这个人物形象如何评价，她一直能启动我们的思想运转，她的形象一直活在我们心中。简·爱是非常幸运的少数外国小说人物之一。

[1] 郑次川. 欧美近代小说史 [M]. 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2][4] 徐菊. 经典的嬗变——简·爱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 [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2010：128.

[3] 张学信. 论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1.

[5] 夏洛蒂·勃朗特，祝庆英 译. 简·爱[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330.

[6] 朱虹. 《简·爱》——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J]. 读书，1979（5）.

[7] 朱虹. 《簡·爱》与妇女意识[J]. 河南大学学报，1987（5）：23.

[8] 陈梅.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抗—《傲慢与偏见》与《简·爱》的女性意识 [J] . 作家杂志，2012（7）：65-66.

[9] 刘静文. 透过《简·爱》看女性意识的觉醒 [J]. 作家，2014（12）：103-104.

[10] 方平. 希腊神话和《简·爱》的解读 [J]. 外国文学评论，1992（1）：46-52.

[11] 王文惠. 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简·爱》的重新解读 [J]. 外国文学研究，2008（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