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霞++赵君

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国创投品牌，推动我国创投行业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中国创投行业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创投行业的发展一直由外资创投引领，本土创投学习与模仿。

当中国创投还处于“摸索”的年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浪潮席卷中国。“海外创投抢走了很大一块蛋糕，在推动国内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本土创投上了一课。”松禾资本一位负责人回忆道。

国际创投机构通过资金和上市地“两头在外”模式广泛布局，以国有创投为代表的中国本土创投集体错失BAT等本土互联网企业的早期投资，成为长久之痛。

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涌现大批优质投资标的，也带动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同时，中小板与创业板的相继推出、相关政策框架日益完善，国有创投借势而起成长壮大，民营创投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中国创业投资行业发展报告2016年》数据显示，2014年后，中资机构平均资产规模大幅度实现逆袭，2015年达到3.9亿元，同期外商独资为1.02亿元。

用前海母基金执行事务合伙人靳海涛的话说，本土创投已成为“中坚气力”。

在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创投“国十条”在指导思想中即对本土创投机构寄予厚望：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国创业投资品牌，推动我国创业投资行业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按照这一目标，本土创投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国有创投怎样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管理部门如何优化服务、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都是待解之题。

“市场化”

长期以来，在中国特定的语境里，“市场化”某种程度上是“松绑”的代名词。

计划式调控和行政手段曾为我国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但也为进一步创新发展留下了束缚。

由于政府部门和国有机构掌握着最庞大的资金和资源，中国创投业如何既借助政策红利，又提升市场效率，成为贯穿始终的发展路径。

“创业投资不能完全由政府‘计划，而要以市场为导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6年9月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这次会议审议了创投“国十条”。

写入创投“国十条”指导思想的包括“发挥市场在优化创投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围绕“市场化”这一主线的系列变革，深刻影响着本土创投的成长。

本土创投中的非国有创投，由于没有背负体制包袱，其成长壮大天然地为创投行业注入了市场化力量。

来自中国创投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非国有机构、个人和外资等民营资本在承诺资本来源中的占比上升幅度，高出其在实到资本来源总额中的占比上升幅度0.21个百分点。

由于承诺资本体现创业投资企业未来可运用的资本实力，可以预期，随着行业市场化的推进，民营资本在我国未来创业投资资本来源中还将延续上升态势。

“创投‘国十条体现出几大政策导向，其中之一就是不仅发展机构基金的创业投资，也发展个人的创业投资；不仅发展国有创投，更要大力度发展民营创投。”中国创投委常务副会长沈志群对记者表示。

业内期待，非国有的市场化机构和以深创投为代表的国有创投机构能够在发展中借鉴融合，推动形成各具特色、充满活力的创业投资机构体系。

推动本土创投机构成长壮大的，还有近年来呈现爆发式增长的政府引导基金。一方面，它们为创投市场提供了万亿级别的资金供给；另一方面，这些引导基金大多作为母基金（FOF，Fund of Fund），从行业中筛选规模和业绩领先的市场化机构来管理其投资业务。这样的做法，在客观上解决了一部分创投机构的募资问题。

而市场化的母基金更是为此而生。中国私募股权市场募资严重缺乏合格机构投资人，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投行业的发展。而优秀的母基金，除了能为子基金带来资金，还能为其起到了“背书站台”的作用，前海母基金执行合伙人靳海涛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

在市场化的大旗下，本土创投机构加速成长，但在变多之外，更是要变强。证监会私募基金监管部副主任刘健钧认为，我国目前创业投资行业呈现出‘机构多而不强的无序同质竞争格局，因此要促进创业投资行业加强品牌建设。

创投业的核心目标就是将资金和项目精准匹配，本质是更好地整合要素资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释放增长活力的法宝。创投业的发展变化也印证了这一点。

当投融资体系改革不断深入，创投行业粗放的生长阶段已成过去，不论是国有创投还是民营机构，都必须尊重市场、发掘市场、融入市场。离开市场认可，“品牌”终如空中楼阁。

“要改革”

张伟对那次改革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

2013年，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虽在行业内仍处于领先地位，但其市场化投资项目仅有7个。同一年，江苏高投进行了至今看来仍然“超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维持集团股权结构不变的情况下，江苏高投在核心业务层面实现了混改，由集团（持股35%）和核心管理团队组建的合伙企业（持股65%）成立毅达资本。部分核心管理团队人员可获得市场化激励的同时拥有一定股权。

改革后，新组建的毅达资本发展迅猛。“国有创投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突破体制和机制束缚，国有创投如果不进行变革很难有大的发展。”江苏高投集团董事长张伟说出了国有创投共同的痛点。

作为本土创投的先行军，国有创投面临着退出难退出慢、激励机制缺乏、人才队伍流失、社保转持、投向约束等诸多难题，严重影响到企业做大做强。

在江苏高投之前，作为本土创投的代表，深创投曾于2010年提交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国有股划转方案，但激励方案并未获得通过，后几经变更才形成如今“10%+4%”的激勵格局。

位于苏州的元禾控股前身为中新创投，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国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包括冲刺新三板在内，元禾控股曾两度与混改失之交臂。

目前，元禾控股直投部分以自有资金投资，另外下设了四大投资平台，实行合伙人负责制，元禾控股持股49%，团队共同持有51%。刘澄伟表示：“如果未来顶层混改得以突破，将改为元禾控股对四大平台控股，因为打造以‘元禾为核心的品牌是我们的理念，也是因为这个理念我们留住了核心人才。”

在创投业发展中，国有创投体制改革一直是艰难而棘手的课题。“国有创投改革需要主管部门有改革决心，敢于拍板担责。江苏高投集团能够实现改革，跟江苏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张伟说。

再难也得求发展。国有创投机构或是寻求通过上市来实现现代公司治理和合理激励，或是寄望混合所有制改革，抑或在体制约束的夹缝中探索变通之策，纷纷谋求变革与出路。

西高投自2014年开始了体制改革打头阵的“二次创业”：在决策机制方面，由董事会授权投决会做出投资决策，股东会仅做合规性审查，据此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好项目，效率也很高；在激励机制方面，一是完善项目跟投机制，二是建立项目收益分配机制。

“下一步，还是要进行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西高投董事长宫蒲玲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令人期待的消息是，“创投‘国十条中，特别提出国有创投改革先行先试，一些国有创投改革成功案例，监管层正准备在全国进一步推广。”沈志群透露。

“走出去”

创投出海，整合全球资源，亦是大势所趋。

创投“国十条”明确提出，鼓励境内有实力的创业投资企业积极稳妥“走出去”，通过完善境外投资相关管理制度，引导和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加大对境外及港、澳、台地区高端研发项目的投资，积极分享高端技术成果。

“本土创投走出去的一大驱动力就在于，一些国家对技术或项目进入中国设限，国内投资机构可以通过跨境投资扶持技术，为将来引入技术打好基础。”沈志群表示。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本土创投机构到美国、以色列等地投资。例如，作为国内第一只跨境高科技基金进入硅谷的华山资本，将80%的投资都放到了海外，一方面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寻找机会，另一方面帮助被投公司对接中国企业的合作机会；又如中科招商、九鼎投资、达晨创投等机构经过国内运作成功经验的不断积累，也逐步布局国际化，设立美元基金，进一步拓展自身业务范围。

国有创投“走出去”的步伐同样坚定。深创投可以说是国内中外合资基金的先行者。早在2002年，深创投就联合新加坡大华银行等机构发起设立了内地第一只中外合资创投基金——中新创业投资基金，现已有多个投资项目在美国NASDAQ、香港主板及新加坡交易所上市。

去年，深创投又新设中美跨境并购投资基金和中韩产业投资基金。深创投还针对中小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需求，充分发挥其在投融资领域的领先优势，为“走出去”企业提供项目投资、基金募集、人才培训等全方位金融服务。

在本土创投“走出去”的身影中，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母基金管理机构同样不可忽视。

盛世投资是一家资金规模超过700亿元的股权母基金管理机构。“既能管国内的钱，也能管海外的钱”是其下一阶段的目标。

“我们的基本思路是，组织资本在海外用美元基金的方式先做优质资产的收购，将来再置换给国内的产业投资人和产业资本方。”盛世投资董事长姜明明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盛世投资创始合伙人、总裁张洋介绍，2015年，盛世投资受托管理的某市政府引导基金完成了对瑞典一家老牌龙头企业的控股收购。在收购期间，该企业对盛世投资进行了反向尽调，当了解到其股权结构、管理结构等均是完全市场化的，才决定卖出。

就在最近，张洋又去了趟美国，走訪了波士顿、纽约和洛杉矶的多家资产管理公司，目的是“找钱”，而且可喜地发现“需求是真实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