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霞

政府引导基金的钱是公共财政的钱，核心诉求不是收益，是防范风险。

调研手记：

为了提升政府引导基金效能，不少地方选择将基金交给市场化投资机构托管。

这对市场化投资机构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托管政府引导基金，能获得政府公信力的强大背书，但同时，引导基金特别是来源于地方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基金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和导向性、限制条件多，存在择地不择优、利益诉求分歧、协调困难、市场化运作难以保障等问题，这让一些优秀的创投机构望而却步。

盛世投资却似乎摸索出了“套路”。自2010年成立以来，盛世投资先后与20多家地方政府合作，其超过700亿元的资金规模中有近80%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业。

与政府合作，准确把握其诉求至关重要。政府出资，核心关切可能并非收益，而是不能出风险。而且，政府引导作用一定要发挥，这要求投资机构有能力引入更多资源，提高引导基金放大比率，让政府有望花一块钱、办成三块钱的事。

这两点是盛世投资与政府合作的基础逻辑。但对于一家市场化投资机构而言，如何将政府引导意图与市场化运作有机结合，确保基金完全市场化运作，可能是更考验机构管理者智慧的地方。

2016年11月中旬，张洋去了趟美国，走访了波士顿、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多家资产管理公司，目的是“找钱”。

张洋是盛世投资创始合伙人、总裁。这是一家资金规模超过700亿元的股权母基金管理机构，目前已经投资了国内90多家VC、PE基金团队、有172个项目实现退出、24家企业上市。

从零开始做到这些，盛世投资仅用了6年的时间。

2010年，盛世投资董事长姜明明从华兴资本辞职，决定与同事张洋、秦晓娟一起创业。当时正值国内创投市场上人民币基金募集火热，从创投机构出来创业的人大多是成立投资公司，募集美元或人民币基金直接投资项目。

三人并未跟风，他们决定做PE母基金。公司刚成立时，主要是利用身边关系和多年的行业积累，募集了两亿元的资金，投资了六个子基金，这个过程大概历时一年半。

随后，盛世投资走上了与政府合作的路线，这在姜明明看来则完全是“顺势而为”。那时政府引导基金大多由政府部门主管，有些地方通过国资的投资平台来管，但基本也都是国有出资、国有管理的体系。而政府出资、政府管理、政府投资的模式存在投资效率低下、投资激励问题难以解决等缺陷。

这让盛世认识到，政府引导基金的外包服务是一个发展方向。但要说服政府部门将资金交给成立不久的民营机构，并非易事，况且当时市场对母基金缺乏了解。

为了求发展，盛世投资团队跑遍全国，深入研究和把握地方政府的产业诉求、利益诉求和阶段诉求。

2011年，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街道首先向盛世投资抛出了橄榄枝。双方合作成立古美盛世基金，其中古美街道拿出5000万元，盛世投资负责市场化募资1.5亿元，形成一支两亿元的基金。

目前，这支基金已经投了12支子基金，总计间接持有280家公司的股权，约8家公司已经上市。其中一只子基金的收益就收回了所有投资成本。盛世投资还根据该区的特点，帮助一些基金在当地注册落地，落地基金总规模超过8.5亿元。

这是盛世投资以市场化方式管理政府引导基金的开始，“古美模式”也传为佳话。

在与古美街道合作的基础上，盛世投资先后与20多家地方政府合作。其中，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有四家，分别为北京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湖北省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海南省创投引导基金以及江苏省4支区域发展基金。目前，盛世投资的资金来源中，有80%左右来自政府和国有企业。

但盛世还想走得更远。“既能管国内的钱，也能管海外的钱”是其下一阶段的目标。可喜的是，这次去美国“找钱”，张洋发现“需求是真实存在的”。

创投“国十条”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市场化运作效率，促进政策目标实现，维护出资人权益。鼓励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注资市场化母基金，由专业化创业投资管理机构受托管理引导基金。

作为受托管理政府引导基金的先行者，盛世投资是如何给政府吃下“定心丸”，让政府相信其能管好？如何平衡政府引导意图和资金市场化运作的关系？未来又将如何迈出国际化的步伐？

不久前，在相关部门支持下，《财经国家周刊》、瞭望智库联合中国创投委组成“创业创新+创投协同发展”专题调研组，与盛世投资董事长姜明明、总裁张洋及其管理团队进行了深入交流。以下是对话回放：

《财经国家周刊》：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决定与政府合作？

姜明明：创业之前，我担任过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期间曾与上海市政府引导基金有过合作。2010年創业后，我们还曾协助中国创投委做了一些国内市场化政府引导基金的调研。这两段经历让我们对国有资本的运作机制和诉求深有体会。

虽然政府引导基金有不同的管理平台和形式，但大多是由政府部门来主管，最早是科委，后来是经信委、发改委等。有些地方通过国资的投资平台来管，但基本也都是政府出资、政府管理、政府投资的体系。

这种模式存在制度缺陷。一方面，投资效率低下，在高度市场化的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领域，好项目需要争抢，国有平台冗长的投资流程难以适应；另一方面，投资激励问题难以解决，做好了没有激励，做坏了还要终身追责，这让好的项目往往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这种情况下，我们判断，政府引导基金的外包服务是一个发展方向。

《财经国家周刊》：那你们如何对接政府引导基金的需求？

姜明明：政府引导基金的钱是公共财政的钱，核心诉求可能还不是收益，是防范风险。就此而言，母基金是最佳的平台，风险要比政府直接投资单个项目或基金小得多。

我们和政府引导基金负责人谈的时候，算了一笔账：直接投资最多能投8?10个项目，但如果投给母基金，我们可能再投10个子基金，这10个子基金各自再投10个项目，等于投了100个项目，能有效地分散系统性风险。在这种投资逻辑之下，基本不可能出现本金亏损，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说服政府将引导基金交给你们管理？

姜明明：在精准把握政府引导基金需求的基础上，与政府部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给出了三个令其难以拒绝的合作理由：

一是放大政府出资，我们会协助其申请一些国家配套资金，争取一些项目和基金的落地，并引进金融和社会资本，使其花一块钱，可能办三块钱的事，真正起到引导作用；

二是盛世能够站在整个产业链的最上游，在全国寻找与地方产业契合的基金和项目，以母基金为平台，调动子基金的资源，推动地方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盛世投资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大财团或金融企业集团，也就不会出现倾向性和利益输送等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母基金自身优势，你们还有哪些举措来保障政府出资安全？

姜明明：一方面，在基金团队选择上，我们建立了强大的数据库，对业内4000余家投资机构进行跟踪及数据的实时更新，包括基金的设立、规模大小、投资领域、投资阶段、投资偏好甚至是合伙人的投资风格。可以说，盛世有着业内最广泛的投资筛选基础。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和国内外活跃的500多家基金展开深度业务合作，对这些基金的投资方向、领域、投资回报率、风控机制、管理团队背景及优势了如指掌，并对市场主流投资管理团队保持密切关注和深入调研。

《财经国家周刊》：与20多个地方政府合作，盛世投资如何确保完全市场化管理运作？

姜明明：政府引导母基金走向市场化有四个标准：资金来源市场化、投资决策市场化、激励机制市场化以及退出机制市场化。

为确保市场化管理运作，我们在与地方政府合作时，设定了底线。首先，由盛世投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第二，政府可以参与投资决策，对具体投资项目做程序性、方向性审查，但没有一票否决权；三是整合全国资源为地方服务，但不仅限于当地存量资源整合，还包括增量资源的引入等。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处理政府引导意图与市场化运作的关系？

姜明明：简言之，我们的策略就是存量盘活靠服务、增量引进靠产业、多种工具综合使用、围绕政府需求提供多种增值服务。

以存量盘活为例，其实各地都有存量产业实体，但由于政府条线分割、产业间缺乏沟通，导致资源难以盘活。对此，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首先是“扫货”，即派出团队，走遍地方各委办局，拎出重点项目，再将当地龙头企业、上市公司和有特色的产业建立数据库，摸清其诉求，然后研究地方五年规划，据此定制方案。

可以说，我们是站在整个产业链的上游俯视整个创投行业的。在理解各链条诉求的基础上，以资金为纽带，通过母基金、基金等工具和方法将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全部打通。

《财经国家周刊》：国际化是中国创投机构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如何让国内的资金在全球很好地流动起来并获得良好收益？

张洋：我们的基本思路是，组织资本在海外用美元基金的方式先做优质资产的收购，将来再置换给国内的产业投资人和产业资本方。

我們的国际化发展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中国的团队管海外的钱；第二阶段，用美国的团队管海外的钱；第三阶段，在国内外各基金、资产之间形成有机联系，通过跨境并购，帮助中国产业方、资本方实现经济效益和战略效益。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说服国外的公司与你们合作？

张洋：盛世投资是独立的资产管理公司，不依附金融集团、企业集团，也不代表某个政府部门的利益，这种独立第三方的立场在国外广受认可。

更重要的是，由于代理着国有资本、国内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盛世投资可以说是“中国买家的集合体”，与国外机构对接成功、达成合作的几率也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