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诗人、诗歌批评家王东东在《下沉与飞翔：新世纪十年的诗歌写作——兼论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①中对新世纪汉语诗歌写作有一个总体判断：抒情性的回归与智性写作。王东东为这些以80后诗人为主体的新生代诗人重新定制了一个身份：“‘文革后出生诗人”。“文革”后这一历史表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个特殊时代的伪抒情与反智，但这一批新生代诗人却不同于他们的前辈——诸如宣告式抒情的“今天派”，更不同于肇源于第三代诗人的取消抒情的日常性写作。他们面对的既不是崇高，也不是反崇高，而是一个多元复杂的当代性，他们也因此跳出了“今天派”与反对“今天派”而起家的第三代诗的互为二元写作的套路——他们不需要以反对谁来确立自己。“‘文革后出生诗人”的确立，其价值在于将当代诗歌放置到更宏大的历史尺度下进行美学厘清，而不仅仅将诗歌视作今天一套、明天一套的观念阐述，也因此更清晰地把握住了诗歌美学所隐含的历史特征。

在被王东东称为“语言天生适合于作诗”②的80后诗人蒙晦那里，对于“‘文革后出生诗人”的历史语境的把握，在于其深刻洞悉了当代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与威权意识形态相互交织的“双重异化”恶果，并通过全时态式的语言技术转化为了一种幻象呈现的诗。

后革命与消费：“双重异化”

在一组被命名为《杨柳路疑云》中的诗作，后革命与消费话语的纠缠成为蒙晦描写“双重异化”的直接表征。“太阳每日高高撅起的臀部不可触摸。光/沿轮廓切割我的形象/而没有眼睛/从地面回顾天空”（《影子》，组诗第一首）。蒙晦在这里将“太阳”肉欲化，转喻为“臀部”的具体形象，以符合对威权社会下的消费与欲望的指认；进而将创造世界的“光”描述为一种暴力存在，使得光线下的人被“切割”成“没有眼睛”的“影子”，且“黑得像一场空难”，指认出在“太阳—臀部”的威权消费社会下，个体的人被彻底异化为非人的历史蜃景。

再看《橡胶人》（组诗第三首）：“代替我们穿上衣服，却失去/你的塑料头颅，失去面孔的/被偷吃脑子的模特！”蒙晦在其具有个人传记色彩的《被阉割的鬼，或精神木偶的个人史》一文中对“橡胶人”的形象描述道：“这无头模特使我领会了历史的重复……那模特，身穿着为我们制造的无数件一模一样（物质的标准化）的衣服中的一件，当我身穿工业时代的流水线所生产的衣物，难道不是从外形和物质上完成了这一隐秘的阉割仪式？”“橡胶人”作为工业与消费的象征，比“影子”更加明确地指认着“双重异化”的主题，指出人的物化。蒙晦在诗中不断提醒读者“橡胶人”所具有的消费与欲望的属性：“代替人们的情侣/与时代的密谋匆匆媾合”“繁衍我们无头的欲望”“每换一季/被羞辱地脱光一次”。80后诗歌批评家许泽平在《80后诗歌研究》③中指出：“蒙晦的这首《橡胶人》更让人触目惊心……更进一步指出了城市人的精神异化：每一个人都是相似的，都在扮演着时代赋予的角色，人们自认为扮演得出色，其实这只是一个被同质化了的‘虚构的身姿。因为，我们就像那些‘失去头颅（没有独立思想）、‘失去面孔（没有区别特征）的橡胶人。”许文虽指出了“异化”之核，但其谬误在于认为人们主动扮演“橡胶人”的角色，而真实情况——“橡胶人”显然是在工业化的暴力中产生的被动角色，一个被彻底物化的对象。

蒙晦時常保持一种观察者与代言者并存的立场，《橡胶人》中频繁出现的“我们”提供了一种作者与被描述者共同承受异化的形象，在描写其东莞生活的《独居》（组诗第2首）中，个人的群体意识更加明确地转化了诗句：“我是一群，却像一个/我是一个，却像半个/一群人在我体内哭，哭我一个人”。而在组诗的第4首《一九九二年的雪》中，历史境遇下的个体声音则从合唱中跳出，进行独唱。这首诗描述了这样一个主题：一个下岗工人家庭之子来到其父母曾经谋生的城市，感到宿命贯穿了两代人。不仅在蒙晦那里，诸如郑小琼、丁成、税剑等诸多80后重要诗人的社会学色彩也都颇为浓烈，进而包括珠三角等地的80后、90后打工诗人，其诗中普遍存在着对于个体命运在时代处境下的深刻忧虑。

“非理性结构”：语言的幻象呈现

蒙晦在诗歌语言上的技艺，至少在《杨柳路疑云》组诗中，并不像王东东所言那般过于受到诗人多多的影响，反倒能看到更多的超现实主义隐喻和想象力爆炸，现代主义的痕迹在他那里是如此的显著，对于时空的彻底打破与重构成为其诗歌语言的重要特征。可以说，他几乎没有受到口语化、叙事性等被认为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重要诗学理念的影响，更多地将语言视作超越的存在。

“人们在世界上排成了队伍/脖子套着绳索，另一头/抓紧在自己手中，死亡的多米诺骨牌/像页码，抓紧在孩子手中/课本夹紧翅膀，铅笔夹紧尾巴/词语下满一生的大雨/淋湿虚构的屋檐，下面/读我们的头颅，是斑斓的风筝/一起在虚无中扔出炸弹”（《独居》）

人们排着队伍，自己为自己的脖子套上绳索——蒙晦制造了这样一个幻想中的超现实主义场景；随即，排着队的人们变成了“死亡的多米诺骨牌”，进入了亦真亦假的游戏场景；“骨牌”就像孩子们读书时的“页码”，进入了具有回忆特点的课堂场景；“页码”中的“词语”就像密集的人生的“大雨”，进入了极有可能是现在时态下的抽象人生场景；又通过“下面/读”返回到回忆中的课堂场景，所读出的却是“风筝”和“炸弹”——前者是童年的美好回忆，后者是眼前现实的紧张与危险的未来。但是，蒙晦始终没有告诉读者“骨牌”是否倒下，“炸弹”是否爆炸，这种未置可否的语言机关让读者感到压抑，始终处于有可能倒下与爆炸的危机感之中。诗中的场景转换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蒙晦在其20岁时曾写下一首《历史》：“你否认映入历史的时刻，只是/一群该死的蛾子扑面而来/你看到自身的消失”。出于对于历史的虚无感，蒙晦体验了到个体在历史面前丧失主体性的悲哀。或许正是于此，他取消了时间在写作中的线性特征，代之以狂乱随意的意象转换与转化，将现实、想象、回忆、隐喻同时熔进高度凝聚的意象群，使得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并存于此，成为一种全时态的“幻觉呈现”的语言方式，类似当代视觉技术中的重叠成像景观，语言的内在张力被极大地扩展了。用蒙晦的话说，就是“幻象直达理性”——尽管这一奇怪的表述充满了不可名状的矛盾。这里提到的“理性”已经与王东东的“智性抒情”观点出现了重合，无论读者从一系列意象中感到了怎么样的幻觉和幻象，作者想要实现的理性目标，仍然是我在前文所指出的“双重异化”。

意象的疯狂转换与转化如何完成？蒙晦在回答《活塞》杂志的提问（《太阳总是蓝的——蒙晦答徐慢11问》）⑦时提出了一种“非理性结构”：“我试着做一种思维练习：蜗牛、数学、260米、但是、流动的水、呼吸、断然、漩涡、纹理、雾、铁栏、八条、津津有味、光泽……这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或词语之间其实存在着异常强大的结构。由于它们的出现完全是从我脑子里瞬间蹦出来的，我们显然不能用理性的眼睛去看待它们……当我从这种练习中获得跳跃性，也就获得了在思维上超越既定结构的能力。这么做的原因，要从非理性中寻找一种新的理性，重构已经僵死或者紊乱的结构。从这种非理性结构中，我发现了上述连贯的无关物之间一定存在一种尚未被发现或者遭到轻视的关系。在蜗牛与数学之间，我可以看到一个儿童在数学课上玩着蜗牛。这些词语犹如从一个整体事件或者物体中取出来的一个部分，管中窥豹的典故告诉我，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事物的局部一定可以部分甚至全面地反映出事物的整体。那么，蜗牛一定可以在暗中指认童年、动物学、粘滑、柔软、带壳的东西以及任何关涉蜗牛的个人故事；在读者层面蜗牛又可以指涉其它的事物。当我在诗中写到蜗牛，一定给予了这首诗上述暗指中的一种或者多种。而数学则暗中指认着教师、课堂、方圆、数学家、长度、规矩、三角板、公式，以及个人对于数学的特殊感受，如厌恶、罚站或者一次取得高分的喜悦等等。这两个词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的暗叙述。当我看到一个儿童在数学课上玩着蜗牛时，完全可以同时看到一个儿童正在墙角下数着蜗牛，两幅图景完全不同，甚至还有第三幅、第四幅甚至无数幅图景：这是一个类似造句的游戏。但是，毫无疑问，随着这首诗继续写下去，将出现更多的物，比如260米、但是、流动的水。这使得造句也变得更加困难，而这一困难带来了无数个阐释趋向终极阐释的可能，因为能够满足所有在诗中出现的词语的共同结构，正是这首诗的终极结构，我并非排斥一首诗的多种读法，要说明的是，这种终极结构是属于诗人的，是属于作为第一读者的诗作者的。我是否是按照预先设计好的‘儿童在数学课上玩着蜗牛这一图景来抽取其中的部分事物，然后再来阐释这种结构游戏？不，我没有预先设定什么，而是从随机性事物中找到联系和结构。”

这段回答道出了前文所述的意象狂乱转换的内在法则，蒙晦“要从非理性中寻找一种新的理性，重构已经僵死或者紊乱的结构。”请看：“宿命的影子被拉得长于一生/——那魔鬼的彩虹//弯向地狱”（《杨柳路疑云》，组诗第五首）。在现实语言中，彩虹弯向地狱几乎不可理喻？但通过非理性的感觉去想象，似乎又确实弯向了地狱，“彩虹”作为某种美好事物的形象瞬间崩塌，完成一次高明的解构的同時，直接将“彩虹”重构为一种堕落性的存在。相比，第三代诗中的反讽与解构确实开阔了诗歌写作的语言思路，甚至“下半身”诗歌也借由身体叙事而嘲弄和瓦解了道德崇高，却没有对语言的内部进行改造，一味借由诗歌之外的物与象来突围。

蒙晦诗中类似上述感觉性语言的诗句不在少数：如：“墙壁/围着我下雪/而床在做梦”（《独居》），“下雪”和“做梦”的主体——天空和人——都在幻想中被偷换，代之以“墙壁”和“床”这些无生命的客体，世界因此变得荒诞。“看哪，雪地的足迹/夏日星夜的底片在季节的更迭中毁灭”（《一九九二年的雪》），冬天与夏天借由一张“底片”实现季节转换，同时暗含“底片”的怀旧与回忆属性。“黑太阳正从四点的瞳孔放射血丝”（《一九九二年的雪》）更是令人迷惑，到底是被异化的太阳在“放射血丝”，还是“瞳孔”就像一轮“黑太阳”？

于此，我理解了为何蒙晦会绕过口语化、叙事性和物写作等更多使用现实中的白话进行写作的思路，而彻底打破语言的条条框框。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猜测：逃离“双重异化”必经语言途径？日常性写作、叙事性写作、经验写作以及具有解构倾向的诗歌写作，更多地着眼于客观描述人与世界的现有关系，作为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主要写作风格，已经完成了从革命时代向世俗社会过度的任务，在呈现出世界的本来面目的同时，却也因为过于陷入日常性和琐碎而无法发现整体历史的荒谬。以蒙晦、王东东、丁成、郑小琼、胡桑、稅剑、唐不遇、镭言等80后诗人为代表的“文革后出生诗人”，更多地把视野扩展到更加宏大的历史背景和语言野心之中，提供了一种逃离“双重异化”的语言可能。

注释：

①②④《下沉与飞翔：新世纪十年的诗歌写作——兼论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作者王东东，80后诗人、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博士。

③《80后诗歌研究》，作者许泽平，刊于《广西师范学院》， 2012。

⑤引自著名作家、诗人林贤治致蒙晦的一封回信。

⑥《郑小琼：承担之镜》刊于《诗歌月刊》2008年08期。作者胡桑，80后诗人、批评家。

⑦刊于上海先锋文学杂志《活塞》第10期。

另，文中引用蒙晦诗歌主要源自《诗歌月刊》《创作评谭》杂志、诗生活网站蒙晦个人专栏《在实验室昏迷》及相关网络平台。

【作者简介】夏童文，1987年出生，文学专业硕士，偶事诗歌批评，有诗评集《狂乱之夏》。现于广州某媒体从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