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从证明到意义的语义学路径及其问题

周志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湖北武汉430073）

20世纪70年代，达米特与普拉维茨提出新证实主义的意义理论，主张基于语句的证明来分析语言的使用乃至意义，以此克服真之理论语义学的超越认知性问题。同时，为了摆脱旧证实主义的困境，他们还主张区分典范证明与间接证明以及只有前者才构成语句的意义。由于总是过分强调语言使用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外一个方面，并赋予引入和消去规则中的一者以优先性，新证实主义者定义的典范证明概念不足以恰当地刻画语句的意义。这阻碍了新证实主义的意义理论发展成为与真之理论语义学相媲美的严格的形式语义学。

真之理论语义学；新证实主义；典范证明；逻辑常项；协调性

意义问题是语言哲学的核心。20世纪研究意义问题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把语词看作本质上是表征东西的，另一种把语词看作是实现不同目标的工具”[1]，它们产生了两种语义学路径——从真到意义和从证明到意义，进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前者通常被称为真之理论语义学，后者则被称为证实主义的意义理论。不过，这两种理论的发展并不同样顺利。就像达米特指出的那样，“意义理论就像是小兄弟，从逻辑那里借用了很多概念……戴维森采用塔斯基的真之定义就是这样一种借用”[2]22。正是基于塔斯基的真之定义以及经典的一阶逻辑、模型论的成熟技术，真之理论语义学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发展为成熟的逻辑语义学，并自60年代在戴维森等人的推动下开始逐步扩展至自然语言，成为形式语言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