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

疫苗因为“山东非法疫苗事件”再度成为公共话题，牵动着亿万个家庭的心。从疫苗的演进历史来回望，这一事件或许可以理解为防疫医学的发展之痛。

先秦时期，人们对流行病的认识，都一味地将疾病的发生归结为由于不顺应天道而受到的惩罚，是天假手疫病，对人施以警告。所以，这一时期多巫蛊之术，重视驱邪，而不注意内治。《周礼·夏官》中提到的方相氏四狂夫即专门的驱疫鬼者。

医学的发展让人们的巫术驱邪观念渐渐淡薄下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疾疫发生与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从而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事业。

“隔离”治疗的方法在汉代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尽管开始使用“隔离”这一方法时，有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认为此方法残酷、不仁，但对防疫的科学态度，慢慢成了主流认识。

据《汉书》记载：“郡国大早，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汉公、四辅、三公、卿大夫、吏民为百（姓）困乏献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可能是文字记录最早的政府防疫行动，而萧齐时期设置的六疾馆，专门收治病患，是免费医疗的雏形。

“疫苗”这一概念在官方和民间语境中的出现，今天考证，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准确的历史时间。

在与疾病斗争的长期过程中，人们观察到有些患过传染病而康复的人，一般不再患同样的疾病，比如狂犬病：“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葛洪在他这本名为“肘后备急方”的医学笔记中所记录的，就是防止狂犬病传染而制作“疫苗”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来源于人们对疫病传染途径的长期观察。这种“以毒攻毒”的防治疫病传染的方法，不能不说是先人们的智慧。

两宋时期，一些医者已经学会采用“种花法”来预防天花，就是采取轻症天花病例的病变材料，保护易感者，助其抗重症。这个称为“痘苗”的东西，就是疫苗的最早形态。后来，这种“种花技术”先后传到俄国、日本、朝鲜、土耳其以及英国等国家。

两宋时期发明的“种花术”，让后世得享福惠。清初，幼小的康熙为避天花而被送于紫禁城外，这让他对传染病的可怕有了切肤的认识，因此，对天花的预防接种自然特别重视。

帝国掌权者出于自身的经历而重视防疫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使得清代的疫苗接种制度空前完善。

康熙即位之后，当他知道种人痘可以预防天花的时候，他便下诏征集种痘医师，并加以考选。公元1682年，康熙下令各地种痘。此举惠泽万民，难怪康熙语多自负。

乾隆时期编撰的《御纂医宗金鉴》则首次将“幼科种痘心法要旨”收入卷中，种痘法由此标准化。公元1741年，清代世医张琰寫作并刊行了《种痘新书》，详细论述了痘疹的发病规律和诊治大法，并论述种痘之法，使人痘接种法得以全面推广。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的确属于了不起的医学成就。

为此，法国哲学家伏尔泰高度赞扬人痘接种：听说100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样的习惯（种痘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

和人痘接种的先进性同步，清代也发生过对公众造成重大危害的假药、劣质疫苗事件。

这些事件虽然官方正史未记录，但民间笔记有记载，如19世纪60年代的“无效牛痘疫苗事件”，当时的笔记大致是这样记载的：行医者使用的牛痘苗并不总是健康的，在种痘后天花发作的病例很常见。庸医们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便使用变质或是无效的牛痘疫苗，甚至以人痘取代牛痘。这些做法在广州的种痘书籍和新闻报道中很常见。它们不只出现在广州，也遍布全国。

从历史的发展观来看，医学在进步，对疫苗的认识以及对疫苗各环节的监管也必然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