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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历史定位新论

2017-02-28周洪宇

关键词:政治家陶行知主义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陶行知历史定位新论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对历史人物的合理定位是人物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这不仅是对人物历史贡献的科学评定,而且有助于充分去认识和理解该历史人物,进而更好地去学习借鉴其思想、人格、活动中的有益成分。以往对陶行知的定位一般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优秀的大众诗人”的“三定位说”,纵观陶行知一生在我国教育事业、民主事业等的事迹和贡献,他的历史定位应是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或者说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集教育、思想、政治和文学四大家于一身的综合型文化巨人,是享誉全球的世界级教育大师。

陶行知; 历史定位; 人物评价

众所周知,当前对陶行知的历史定位一般是: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优秀的大众诗人。翻阅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教材、专著,以及发表的几乎所有论文,大都如此。这三句话的定位虽不算错,但仍不太全面和准确。之所以说其不太全面和准确,即在于如果从陶行知一生的事业、思想、人格、作风方面整体来看,陶行知的历史定位显然不限于此。现需重新认识陶行知,需对陶行知的历史定位进行再认识,这是今后加强陶行知研究、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教育改革的一个认识前提。建立了这个前提,再来认识陶行知及其思想、实践和人格对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尤其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作用,运用、实践好陶行知的思想,就会更有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笔者认为,比起传统的“三定位说”,“四定位说”(即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恐怕更为全面、准确些。

一、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

笔者认为,要成为大教育家必须至少具备六个条件,即教育家要具有坚定不移的教育信仰和丰沛的教育激情;从事了丰富多样、持续不断的教育实践;创立了具有原创性的教育思想和学说;培养造就出一大批各具风采、各领风骚的杰出人才;具有感人至深的人格精神和人格魅力;对当时及后世教育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可。如果这六个条件不全部具备,他可能是教育家,但不可能是伟大的教育家、一流的教育家。陶行知是教育家,而且还是伟大的、一流的大教育家。

陶行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教育哲学理念,以及民主教育、科学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创造教育、终生教育等具体主张,撰写出版了《中国教育改造》、《生活教育论集》等大量教育论著,培养了李鹏、张劲夫、刘季平、董纯才、戴伯韬、张宗麟等大批杰出人才。陶行知充满教育激情,满怀教育救国的理念和追求,从1917年秋回国到1946年7月去世,30年里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他的教育实践。除了早年在南京高师、东南大学的各种被视为开风气的教育改革(如与北京大学联手首招女大学生入学,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推动学生自治,主张教育研究与实验,首次用教育统计学和行政学原理科学设置全校各科系课程表等),还开创性地创办了从基础教育到师范教育到职业教育甚至到成人教育和终生教育的各类学校,这些学校后来都成为开风气之先、引领时代潮流的有名的学校。

例如,陶行知1927年3月15日在南京市郊老山脚下创办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试验乡村晓庄师范学校,便是全国乡村师范学校的滥觞,并被纳入教育部正式学校体系,此后各地以此为样板纷纷设立乡村师范,都学习陶行知办晓庄学校的经验,贯彻“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原则。由于乡村晓庄师范学校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培养学生为乡村教育服务的思想和能力,学校办得有声有色,推动了全国乡村教育改革发展,被克伯屈誉为“远东教育革命的策源地”。又如,1931年陶行知创办山海工学团,“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故名为“工学团”。这是一种学校与社会组织相结合的新型的“工、学、团”一体化的教育形式,中国历史上属于首创。山海工学团等工学团组织注重收留培养进步青年,打通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贯穿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念。再如,陶行知1939年7月在重庆合川古圣寺创办的育才学校,收留和培养抗战时期流离失所、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因为学校办学理念进步,成效卓著,中共重庆办事处周恩来、邓颖超也把战友、烈士子女李硕勋的孩子李鹏送到育才学校社会科学组读书,从此成为陶行知的学生,接受系统教育,留下陶行知师生缘中的一段佳话。当时的育才学校分为音乐组、戏剧组、文学组、绘画组、社会科学组和自然科学组等六个组,按照学生的年龄、兴趣和特长以及师资力量进行分组,对学生实行适才培养。陶行知创办了各种类型的学校,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在此不一一细述。

另外,尤为难得的是,陶行知人格伟大,极富人格魅力。从陶行知的人格特质看,他具有爱满天下的博大胸襟、乐于奉献的伟大情操、炽烈真诚的教育激情、不屈不挠的刚毅品质、求真务实的思想作风、开拓求新的创造精神。他的这些人格特质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是陶行知人格的两大基石,炽烈激情是陶行知人格的原动力,求真精神是陶行知人格的核心,艰苦奋斗精神、创造精神是其人格特质的重要体现。正是这六种人格特质,构筑了陶行知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为他在中国现代文化诸多领域进行开拓和创新,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动力。

陶行知是这六个条件全部具备的大教育家,他不仅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著述,还进行了长期的办学实践,培养了大批在各个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他富有强烈的有感染力的人格魅力,他的办学实践对教育和社会、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所以,陶行知是个大教育家,是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从战略高度对中国教育作了全局性思考、开创性地从事了从基础教育到师范教育到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到终生教育、从城市平民教育到乡村教育一系列教育实践,建立了自己富有原创性的生活教育学说体系并培养大批人才、产生广泛影响、享誉世界的大教育家,这是他的历史定位的基本方面。

二、作为思想家的陶行知

关于陶行知是思想家的这个问题,陶行知在世时及去世不久,一直到文革以前,都有人对此做出论述,只不过这些论述有的一致,有的接近,有的正好相反;有的肯定,有的否定。综观陶行知教育主张和哲学思想,都极具思想性,是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的瑰宝。

(一)从“陶知行主义”到“人民的思想路线”再到“人民至上主义”

最初把陶行知思想称为“陶知行主义”的是彼时北京大学尚仲衣教授,但此评价是从批判的角度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曾展开中国出路和中国文化出路的大讨论,陶行知从教育的角度结合人口问题切入了这场讨论,撰写《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一文,署名何日平,1931年9月发表在《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3期上。这篇用实证方法和大量数据配合的文章在1934年引发了一场对“关于人口统制与教育”的大讨论,赞成、商榷、反对者各有之。其中,反对最力者当属尚仲衣教授,他化名“子钵”撰写《陶知行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陶知行主义人口统制论的教育之批判》长文,直指陶行知代表了“小有产者的社会阶级”,“为帝国资本主义的罪行作忠实的粉饰”①。他以“陶知行主义”来概括陶行知“五生主义”(即少生、好生、贵生、厚生、共生)的人口统制思想。两人又多次撰文交流讨论,最后冰释前嫌。尽管尚仲衣是以批判为视角,但从“主义”的高度来概括陶行知的思想,也从侧面反映出陶行知及其人口思想已系统完整并且具有代表性。陶行知逝世后不久,邓初民也把陶行知的思想用“主义”来概括,但他是从正面来概括的。他把陶行知主义称为“人民至上主义”,并把“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看作“人民至上主义”的根本精神、陶行知主义的适切注脚。②而早在邓初民明确提出“陶行知主义”是“人民至上主义”的论断前,陈家康也提出了“陶行知思想路线”的重大命题。陈家康认为,人民思想路线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路线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中国思想革命的方针,而陶行知走上甚至可以说是这条人民思想路线的开辟者。③陈家康曾从事过社会科学研究和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对当时中国各党各派思想状况十分了解,故做出的论断不同凡响,是第一个从中国思想界两条路线的角度而且是把陶行知作为“人民的思想路线”的代表来概括和把握陶行知的历史地位的。

可以清晰地看出,从最初尚仲衣否定性评价的“陶知行主义”到陈家康肯定性评价的“人民的思想路线”再到邓初民更高层次肯定性评价的“人民至上主义”的“陶行知主义”,恰似一个黑格尔哲学完整的螺旋上升的“正、反、合”演进过程。不管是“陶知行主义”还是“陶行知主义”,总之都是把他的主张定为“主义”。把一个人的主张命名为一个“主义”,就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因为“一般的人”谈不上有自己的“主义”,“主义”是对一个建立了系统完整思想体系的人的评价。

(二)陶行知思想的具体内涵及价值

把陶行知思想评价为“人民至上主义”只是对其思想属性和立场倾向的总体评价,具体到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教育思想上,则有以下内涵和价值。

1.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借鉴西方现代文化而形成的知行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从孔子、墨子、荀子到王夫之、颜元、王阳明等都探讨过知行关系,陶行知对墨子和王阳明的思想继承较多,墨子的“亲知”、“闻知”、“说知”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是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在金陵大学上学期间深受王阳明知行观的影响,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陶知行”。④20世纪30年代,又把王阳明的知行观进行创造性改造为“行为[是]知之始,知为[是]行之成”⑤,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行知”,以体现其哲学观的变化。不管是讲“知行”还是“行知”,可以明显看出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是陶行知哲学观的另一重要来源。在哲学观方面他吸取杜威思想中注重经验的连续性和整体性思想,并使之成为其“生活教育”的哲学基础之一,又吸取杜威“做中学”思想,强调“做”与“行”的重要性,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并非不假思索地一味抄袭,而是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根据自己的已有认识,作了创造性吸收和改造,从而形成自己兼容中西的富有特色的哲学观,如具有强调行动的实践性、为民服务的人民性和勇于开拓的创造性等特点。

2.以人民至上主义为思想路线,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生活教育学说

生活教育学说是由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和具体主张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的。各种主张的精髓,是民主第一、全民教育、全面教育和终生教育这四大基本原则。它们一起构成骨骼分明、血肉丰满的生活教育学说体系。它有三大命题,分别构筑成生活教育学说的本体论、场域论和方法论。第一,“生活即教育”。“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⑥这是陶行知教育学说的基本原理之一,在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中心位置,居于主导性地位。第二,“社会即学校”。“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⑦,“以社会为学校”,“把整个的社会或整个的乡村当作学校”⑧。从学校的角度说,学校要“了解社会的需求”⑨,与社会生活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为社会改造和发展服务。从社会与学校的关系说,“运用社会的力量,使学校进步,动员学校的力量,帮助社会进步”⑩。第三,“教学做合一”。陶行知指出,教学做合一是对生活现象、教育现象的说明,在生活中“教学做”因对象不同含义不同。生活教育学说处处关注着社会,处处关怀着人民大众。

3.提倡和实践大众教育,开辟了一条人民教育的新路线

陶行知把教育的对象由过去的少数统治者及其子弟转到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及其子弟,把教育的目的由过去的培养剥削者和统治者转到培养具有生活力和创造力,为民族、为人类谋利益的新人,把教育的重心由少数的大城市转到广大的乡村,把教育的内容、方法等改造得适合人民大众实际生活的需要,把办教育的依靠者由反动统治阶级转到人民大众自身,这就改变了旧教育的性质与格局,给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带来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陶行知也是近现代最早重视农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先进中国人之一,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对农村教育的调查和改革试验工作,成为中国改革农村教育的开拓者。

可以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达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教育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理论高度,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而且成为新中国重要的教育思想资源,对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值得今人很好的学习和运用。

三、作为政治家的陶行知

陶行知去世后不久,胡乔木、钱俊瑞、张友渔等人就评价陶行知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也是一个大政治家。但很遗憾,他们都只提出了观点并没做深入论证。对于“政治家”与“大政治家”、“民主战友”与“民主战士”的内涵及之间的异同,人们并没仔细推敲,做出区别。“民主战友”和“民主战士”都是从个体行为及其效果来作判断的,这个判断基本不涉及其个体行为是否足以影响广大的民众,不涉及其是否为某项重要活动乃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而“杰出的民主战士”多了个“杰出”,已经开始隐约涉及是否为某项重要活动乃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问题了,但仍是不明确、不直接的,而“政治家”或“大政治家”毫无疑问就是某项重要活动乃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这些概念之间在性质和程度上是有不同的,需要明确。现把陶行知定位为政治家的依据进行澄清。

(一)张友渔对陶行知政治思想的分析及其优缺点

由于张友渔此文只是一篇“略述”陶行知政治思想的理论文章,不是一篇专门论证陶行知是否为“政治家”乃至“大政治家”的学术论文,所以,尽管他做出了陶行知是“政治家”乃至“大政治家”的结论,却没有就此展开具体的历史分析,这是其不足,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论证究竟陶行知是什么时候成为“政治家”乃至“大政治家”的,留下了空间,提供了思路。

(二)陶行知作为政治家的历史依据

从陶行知一生所经历过的事件、运动、活动来看,陶行知成为“政治家”乃至“大政治家”是有个过程的,不进行历史地具体地分析,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有违逻辑常识。特别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追求民主政治的民主运动和追求民族解放的民族运动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都是当时中国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积极投身其中,总体看,这个过程具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中经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3月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建立乡村教育先锋团,发起并领导生活教育运动开始之前,这是其“政治家”生涯的发轫期。例如,辛亥革命爆发后,陶行知参加了屯溪阳湖余家庄起义,起义胜利后被任命为县议会的秘书,“五四运动”中公开发表爱国演说,后被推举为南京学届联合会会长,组织学生开展爱国学生运动。陶行知在中国近现代学生运动史上起到了领导与组织的作用。他领导的这些学生运动,虽是地区性的,在全国影响有限,但毕竟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干,可以视为其后来成为“政治家”的酝酿和准备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1927年3月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建立乡村教育先锋团,发起并领导生活教育运动,中经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5年12月27日与沈钧儒等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之前,“站在教育的岗位反帝反封建”,这是其“政治家”生涯的形成期。陶行知有救国救民的抱负,意图通过创办乡村师范来救国救民,但却遭到国民党的禁封。他对国民党政权越来越失望,越来越自觉倾向共产党的主张,热心从事政治活动,抨击国民党政权的专制,号召广大民众积极抗日,开始了其“政治家”的生涯。

第三阶段从1935年12月27日与沈钧儒等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以及1936年1月23日在上海建立国难教育社,1月28日参与发起组成上海各界救国会和5月参与发起建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倡导和领导全国文化教育界救国运动,中经1945年10月被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和中央常委,担任中国民主同盟教育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民主教育运动,直至1946年7月去世,这是其“大政治家”生涯的完成期。尤其是陶行知开展国民外交,争取抗战外援,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弥补了国内进步政治力量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严重不足的缺陷,有力支援了国内的抗日救国运动,为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此可知,陶行知不但对政治有独到而深刻的理解,把教育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形成了独特而又完善的政治思想,而且他对政治怀有高度的热情,从大学时期起就不间断地投身于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爱国政治运动中,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是某些重大活动乃至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奔波在反抗黑暗统治、追求光明和民主的道路上。可以说,陶行知把毕生都贡献在了追求民主的事业上,而教育是其追求政治民主以达天下为公的重要途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问陶行知当之无愧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

四、作为文学家的陶行知

所谓文学家,一般说来,是指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发表或出版了质、量兼备且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完全可以毫不犹豫地称陶行知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家,而不仅仅只是一位“优秀的大众诗人”。对于陶行知作为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家,当时文学界的不少名流对此都有定评,郭沫若、茅盾、田汉、何其芳等文艺界大家都发表文章指出了这一点。遗憾的是,现在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和教材中对陶行知在文学上的贡献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却几乎未有记述,毋庸说浓墨重彩地研究,不得不说这是文学史研究的失误与缺憾。

(一)创作别具一格的“陶派诗”,开创一代新诗风

陶行知在自己半个世纪的战斗生涯中,共创作八百左右首诗歌,这些诗不仅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而且内涵深刻、寓意丰富,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内容讲,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1)充满激情的政治诗。这类诗揭露黑暗统治,同情民众疾苦,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给人民带来的沉痛灾难,反映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农夫、工人、车夫、报童、老妈子等人的疾苦。(2)正视现实的教育诗,以批判传统教育的空疏腐败和力倡新型进步教育。(3)呼唤民主的革命诗。这类诗通过弘扬高尚的革命精神来激发中华儿女的战斗力,动员和号召全国民众起来为自由、民主、民族独立、人类解放而战。

(二)创作新型教育小说,开创中国现代教育文学

(三)创作杂文和散文,堪称现代杂文家和散文家

陶行知时刻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创作了大量杂文和散文,深刻讽刺和揭露反动当局的黑暗统治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极力弘扬正气;在国难当头大声疾呼中华儿女要奋起挽救民族命运,号召抗日。他创作杂文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从发表的时间来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4年至1925年,主要围绕时政,共发表杂文21篇,大都发表于《申报·平民周刊》,对北洋政府的腐朽统治进行抨击,对帝国主义在华掠夺的本性进行揭露和痛斥。第二阶段的杂文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大都以“不除庭草斋夫”为笔名发表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共计发表杂文104篇。陶行知不仅擅长作诗歌、写杂文,而且撰写了大量的散文来表达心声。这些散文自由多变、观点鲜明、思想深邃、语言质朴、感情诚挚,其长者犹如盈尺之璧,其短者宛若径寸之珠,为中国现代文学花坛增添了新的色泽。

(四)创作大众歌曲和戏曲,成为文艺大众化的健将

陶行知在探索大众音乐理论方面思考深入,见解独特,为建构中国现代大众音乐理论奠定了良好基础,特别是他对大众歌曲从理论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和较为确切的阐释。他认为只有发自大众内心的呼声变成歌唱大众生活的作品,才能真正打动广大民众,被大众所传唱和欢迎。他还分析了中国民众对听歌曲的渴望程度,论及了大众歌曲的市场需求量。除了探讨音乐理论,陶行知还热心于大众音乐创作,他亲手创作歌词的著名歌曲就有数十首。这些歌曲一度成为人民大众丰富业余生活的精神食粮,也是批判当局黑暗统治的有力武器和动员民众参加革命的宣言书。另外,陶行知组织成立了晓庄剧社,并亲任社长,工作之余创作许多话剧。抗战时期,又指导成立了育才学校戏剧组,教育师生深入大众,和社会打成一片,与人民打成一片。陶行知的话剧实践活动,为中国的抗战起了动员与宣传作用,也极大地推广了新生的中国话剧,为中国话剧从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型与过渡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力倡中国新文字改革,无愧为语言文字改革先驱

陶行知十分重视文字符号的改革,在他看来,文字符号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字符号改革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普及,如果文字容易被人接受,就会使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他密切关注中国文字改革的动向,及时捕捉文字改革的最新信息和动态。为了有组织地推广“拉丁新文字”,在陶行知的积极参与下,1935年10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成立,他被选为第一届理事,并亲自起草了中国新文字宣言。1936年他又起草了《上海话新文字方案》,该方案经过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多次讨论后通过。随后,他积极实施该方案,为推广上海话新文字和促进上海地区大众的普及教育助力。此外,1936年5月至7月陶行知奔赴两广,在其指导下,广西、广东先后成立新文字研究会。之后,受此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陆续成立新文字研究会。除了力倡新文字改革,陶行知还发起了大众语文运动,撰写并发表一系列文章,对大众语文相关重要问题做了广泛而深入探讨。

陶行知的历史定位应是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或者说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集教育、思想、政治和文学四大家于一身的综合型文化巨人,是享誉全球的世界级教育大师。我们只有全面地认识陶行知、理解陶行知、研究陶行知,才能更好地从陶行知的思想、人格、事业中吸取营养,建设好今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早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梦想。

注释

①子钵:《陶知行主义是中国教育的出路吗?——陶知行主义人口统制论的教育之批判》,《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12期。

②邓初民:《略论陶行知主义》,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7年,第61页。

③陈家康:《陶行知思想路线》,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陶行知先生纪念集》,1947年,第31页。

⑤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8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03页。

⑩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545页。

责任编辑 曾新

Re-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ao Xingzhi

Zhou Hongyu

(School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The reasonable position of historical figures is important in the study of characters,which not only is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the characters, but also helps u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figures and to futher learn beneficial ingredients from his thought,personality and activities. In the past,the position of Tao Xingzhi was generally called “great people’s educationalist, prominent democratic fighter and excellent popular poet”. But from the whole story of Tao Xingzhi’s life in China’s education and democratic cause, we can find out that his historical position should be a educator, a thinker,a politician and a writer. In another word, we can say Tao Xingzhi is the very person of education, thought,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who is a comprehensive cultural giant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and is a world-class master of educ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Tao Xingzhi; historical position; character evaluation

2016-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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