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娱乐救国”
2017-02-27
新传奇 2017年46期
上世纪30年代,“娱乐救国”曾为上流社会一些人津津乐道。其初始,或许真是一种纯粹的意愿表达,但渐渐地竟落入了“跳舞救国”“游艺救国”等口号空谈之中,有人叹息:“救国”成就了无数无数的事业,造就了无数无数的名人。
不同职业有不同的救国口号
很难考证“娱乐”和“救国”是何时组合在一起的,据知最早的一处是1930年8月上海发行的《奋报》。此刻蒋介石正与冯玉祥、阎锡山酣战中原,无暇顾及东洋的觊觎之徒,故而此时的“救国”当非后来的“救国”。大概从1932年起,“娱乐救国”成为口号,并且在后来的几年里频频出现。这就不难理解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两大事变震惊国民,亡国亡种的威胁不再止于史书记载。有志之士,有识之士,无不以拯救民族危亡为使命和责任。投笔从戎者有之,揭竿为旗者有之,更多的是攘臂而起,以激情和热血唤醒民众,各种救国的口号不绝于耳。其中不乏与职业的联系,譬如“航空救国”“体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政府大员也有自己的口号,诸如“统一救国”“和平救国”“剿匪救国”云云。
娱乐也是必不可少的。文艺与文学都呈现出热闹纷繁的场面。扬名文坛的作家,唱响梨园的优伶,渐趋成熟的文明戏,不断推出惊世骇俗的作品。1931年,胡蝶主演的《歌女红牡丹》轰动大上海,中国电影从默片走向有声,使这个舶来品成为最时髦的休闲消费。1933年,耗银70万两的百乐门在上海开业,号称“东方第一乐府”,云集国内一流的“弹性女郎”(dancing girl,即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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