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穆加贝的多次访华中，中国发展的经验都是他考察的重点内容。而早年中国领导人也对他详尽解释了何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何为市场经济。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的张维为先生曾亲历穆加贝与邓小平谈治国大事，下文为其撰文亲述，现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津巴布韦共和国总统罗伯特·穆加贝1985年和1987年两次访华，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会面时，都是我担任翻译。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一些往事还历历在目。

1985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时任津巴布韦总理的穆加贝

当着邓小平的面坦率表达观点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以津巴布韦总理身份访华的穆加贝时，我第一次直接给邓小平做英文口译。时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过家鼎提前一天打电话提醒我：第一不要怯场；第二要翻得准；第三声音要响。带着这三点要求，我开始了与两位领导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1924年2月出生的穆加贝对毛泽东非常崇敬。他投身于津巴布韦的民族解放运动时，重视武装斗争，相信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所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解放军是与罗得西亚白人政权斗争的主要力量。在后来解决津巴布韦问题的历次国际谈判中，他也是态度最强硬的政治人物。但对于国家独立后如何建设，他似乎缺乏经验，思想有些激进。

1985年时已是穆加贝第五次访华。邓小平了解穆加贝的激进，他特别询问外交部长吴学谦，津巴布韦独立后白人离开了多少——这事关非洲在民族独立之后如何在国家建设中处理好与白人的关系这个关键问题。吴部长给出答案后，邓小平说：“看来他头脑有些发热，我就谈谈我们自己的教训吧。”

随后不久，穆加贝抵达，谈话开始。邓小平便用很肯定的口气对穆加贝说，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时间，中国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我翻译出“土改”一词，穆加贝微微点了一下头，也许这正是他最关心的问题。他的众多追随者当年就是冲着他“分田分地”的口号，参加他领导的武装斗争的。

当着邓小平的面，穆加贝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在第三世界的朋友都希望中国继续保持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口气十分平和地回答：“中国的改革也好，开放也好，都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他同时强调，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谈话中，尽管邓小平对“三资企业”等问题解释得很耐心，但执著的穆加贝似乎还是有点不放心，他又对邓小平说，如果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将会给世界进步力量带来巨大损失。此时，我察觉到邓公的面部表情中有那么一丝不耐烦，这也是我多次给邓小平翻译中看到他的唯一一次不耐烦。邓小平用浓浓的四川口音说：“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他说得很响，很清楚，“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这个政策、社会主义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机器是有力量的，是能够去克服这些东西的。所以呀，事情并不那么可怕”。

憎恨殖民主义的爱国者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送给穆加贝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穆加贝最后对邓小平说，“跟您的谈话使我坚信中国仍然在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后来，津巴布韦发展的事实表明，穆加贝的过于激进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太大改观。

穆加贝首先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憎恨殖民主义。津巴布韦独立之初，他的政策还相对温和，后来越来越激进。我2002年夏天去南非约翰内斯堡参加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大会，穆加贝和他的“仇敌”、时任英国首相的布莱尔都参加了会议。在现场，我亲眼目睹了穆加贝和布莱尔“正面冲突”的戏剧性一幕。当时，穆加贝发言时突然脱稿，用右手食指指着坐在前排的布莱尔首相，以愤怒激昂的语调讲道：

“当今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一些西方国家开口闭口什么人权民主，实际上是推行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我们过去就是从他们那里争取人权、争取民主，今天他们倒反过来教训我们了，真是毫无道理。我太了解这些人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农民首先要有土地，我们是按照法律形式，允许这些英国后裔保留一个农场，但他们要几十个。我不是夸张，这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他们要继续拥有几十个农场！我们在捍卫我们的主权和独立，我们没有威胁任何人。我们是津巴布韦人，我们是非洲人，我们不是欧洲人，不是美国人……”

话音未落，下面一片掌声，主要是非洲国家的代表和坐在后排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的欢呼和掌声。不管穆加贝所说是否准确，任何一个对第三世界当今面临的艰难处境富有同情心的人，听完这番话很少能不动容。整个会议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恐怕也就是这一幕了，但布莱尔倒是神情依旧。他随后上台讲话，没有正面回应穆加贝的指控，而只谈会议的主题“可持续发展”问题。

依然在摸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和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初的土改大不一样。津巴布韦土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白人农场主只占津巴布韦人口的1%，但却控制了津巴布韦70%最肥沃的土地，并从事现代农业，掌握了现代技术和遍及世界各地的销售渠道。穆加贝把白人农场主赶走了，他的老游击队员出了一口气，但这也赶走了那些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销售渠道的人。津巴布韦现在经济凋敝，民生艰难。这当中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也有英国的刁难以及西方国家对它的制裁等原因，但穆加贝过激的政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坦桑尼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大使鲁恩邦加先生曾是我的学生，他告诉过我：90年代中期，穆加贝邀请过坦桑尼亚经济专家访问津巴布韦，研究该国的土改问题。鲁恩邦加代表专家组当面向穆加贝汇报他们的看法：白人农场主在津巴布韦已经形成了产业配套和规模经营，从良种培育，到饲料加工，到市场销售都形成了一整套产业链。专家组建议穆加贝土改时考虑这些因素。但穆加贝听后斩钉截铁地回答：“我注意到了你们的意见，但我们最终还是要按津巴布韦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

不过在我和穆加贝私下的接触中，他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1963年他创立了津巴布韦民族联盟，任总书记，并从70年代开始打响了反对白人政权的武装斗争的枪声。他也参加了关于津巴布韦独立问题的国际谈判。可以说是一位在监狱、战场和谈判桌上都和白人、特别是和英国人打过长期交道的政治人物。一次从北京钓鱼台去机场的路上，他对我说：“我在白人的监狱里自学过伦敦大学法律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函授课程，后来与英国人打交道时，这些知识都派上了用场”，但他又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不如我后来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多”。“我对英国人是太了解了”成了穆加贝的口头禅。

回顾这些往事，感触良多。我常想，如果穆加贝能够记取邓小平当年给他的忠告，也许津巴布韦今天就不至于陷入困难的局面。当然，津巴布韦乃至整个非洲面临的挑战非常复杂，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找到符合自己民情国情的成功之道，他们还在探索中。

（《国际先驱导报》2014.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