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雷，柳礼泉

（1．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2．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部，湖南长沙 410208）

立德与节欲：晚清廉吏胡林翼的身心涵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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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雷1，2，柳礼泉1

（1．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082； 2．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部，湖南长沙 410208）

胡林翼是晚清湖湘理学的中坚人物，为官清廉，与曾国藩、左宗棠齐名。其研习理学恪守湖湘理学传统和清代务实学风，始于修身，终于济世。观其一生“立德”、“节欲”之成效，莫不得益于“审己”、“修心”之工夫。理学是因，清廉是果。胡林翼身心涵养之道，于今人治学修身、廉洁从政不无可资借鉴之处。

胡林翼；湖湘理学；修身工夫

宋明理学发展至清代，受考据学及经世学的影响，出现了黜虚崇实的学术特征。身为晚清湖湘理学的中坚人物，胡林翼与挚友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等湘籍士人一道秉承湖湘理学传统和清代务实学风，体躬心悟，坚守道统，捍卫名教，重振理学，力挽晚清颓势。胡林翼为官，信仰源自理学、实践不离修身。其父胡达源“一以修身为本”［1］（P1124）的家训令胡林翼“身体而力行之”［1］（P1124）。受家学及书院教育影响，胡林翼格外注重身心涵养之道，“定日课，按时作事，不敢荒怠”［1］（P1020）。希图用扎实有效的理学工夫坚定其理学信仰、丰富其理学内涵、助推其理学经世。

一 审己工夫以立德

中国文化素有重视道德品性的传统。“古代思想家尤其是儒家几乎都把道德属性作为人的本质属性。”［2］（P1）《左传》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3］（P433）将立德置于人生“三不朽”之首。湖湘理学非常注重道德修身的传统，“习理学者平日治学行事不忘以道德上的谦谦君子而自居。他们十分注重自身在道德层面的修养，无不立志潜心孔孟，学做圣贤”［4］（P114）。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把道德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之方，提出了“先察识后存养”的道德修身路径。岳麓书院学生曾国藩生平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主张“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12］（P139）。

胡林翼与曾国藩私交甚厚，也曾求学岳麓书院，在湖湘理学熏陶之下，对自身的德行操守分外看重，自诩“爱德而不好才”［1］（P613）。为官期间，胡林翼不仅对“天下大事，惟有德者胜（任）之”［1］（P657）深信不疑，还结合任职贵州、湖北等地的官场经历，指出国之栋梁，“颇难其选，难在德，不在才”［1］（P651），坚持以清廉奉公的标准选拔、推荐官吏。此外，胡林翼还认为《左传》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说反映出“古人薄事功而贵道德”［1］（P600）的思想。他并由此而认识到道德与事功孰先孰后、孰重孰轻，是判断义理之学与功利之学、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标准所在。“立德”在胡氏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立德绝非朝夕可成，个人需要长期接受来自现实成长环境中的各种考验，其过程注定是复杂的，甚至是艰辛痛苦的。如果不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面对外界诱惑和利益冲突时很难确保独善其身。鉴于此，胡林翼提出“审己以立德”，希图借助理学工夫早日立德。他说：“吾人任事，反己为先”［1］（P329），“总要审己，不必问人”［1］（P462），强调遇事勿草率而行，应先审己，谋定而后动，以应变求万全。朱熹曾说：“审己量力，择而处之可也。”［6］（P324）将审己视作善处的前提。作为一种理学工夫，审己即反于内、求于己，省身思过。

在研习理学和官宦生涯中，胡林翼充分意识到了审己的重要性。他认为，审己者，德可修、诚可立、道可闻；审己者，正人心、维廉耻、扶礼教，因此将审己列为每日必修的功课。他说：“所谓求己者，即君子之中立不倚也，即君子之自强不息也。”［1］（P280）“中立不倚”语出《礼记·中庸》：“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意指古代君子处事恪守中庸之道，身心守正，不偏不倚。“自强不息”语出《易传·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君子修德要以天为效仿对象，刚健有为，永无止息。胡林翼说：“自强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范谓之极。”［1］（P1062）一再表示自己要取法天道，顺应天意，“以川流不息，日新又新为进德之阶”［1］（P599），努力做到“自修其德，自强其力”［1］（P1119）。他相信个人在修身处世过程中，坚持做到“中立不倚”和“自强不息”，审己工夫自然也就名实相符，初见成效了。多年后，胡林翼曾谈到自己是如何践行“中立不倚”的。他说：“学于斯者，刻意励行，不与时之污隆转移，而得失一主，于己成德达材，以储当世之用。”［1］（P1123）还说：“平日作人，此六年作官，想一切公正无私之情，早已得蒙赏鉴。”［1］（P1120）无疑，“公正无私”和“不与时之污隆转移”两种表现都是难能可贵的，本质上都是“中立不倚”。正是因为胡林翼于乱世中守住了道德底线，他的人品和官品才被世人肯定。

其次，胡林翼知道审己工夫并非一蹴即就，如不能持久，则前功尽弃。他说：“进德修业，非猛进即乍退，游息只须半时半日，则精力乃足。若一日二日不做工夫，或经月经年不求精进，未有不懈不荒者。”［1］（P721）可见，修身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唯有全力以赴。为此，在亲身体验的基础上，胡林翼提出了“莫轻于前，莫馁于中，莫懈于后”［1］（P19）的十二字修身规范。所谓“莫轻于前”是指修身之初思想上要高度重视，须把审己立德当成分内事且牢固树立，敬畏于心。所谓“莫馁于中”强调持之以恒，切勿因路遇险阻遂半途而废，侧重对修身者个人意志的考验。所谓“莫懈于后”即渐成习惯，小有斩获之时，切莫沾沾自喜，需知涵养身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于前莫轻视、于中莫气馁、于后莫懈怠”三个环节彼此连贯，勾勒出身心涵养的整个过程。

正是在此修身规范长期督责之下，胡林翼的审己工夫日益扎实，不仅“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虑之所不及”［1］（P654），还大为改善了长期以来“德薄能鲜”［1］（P478）、“德薄而任重”［7］（P1）的困窘状况，起到了纠偏、守正、戒浮、厚德的良好效果。再者，审己工夫帮助胡林翼德薄渐厚的过程也是其人身道德之气由淡渐浓的过程。气属于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儒家先贤多将人身之气和天地之气相贯通，并赋予人身之气以自然、道德二重属性。湖湘理学学者受孟子、张载、朱熹等大儒影响，格外重视人身之气。王夫之指出：“人身以内、人身以外，无非气者。”［8］（P1052）曾国藩更是兼宗孟子、朱子、王夫之，花大气力探索人身之气并成功运用在内圣外王中，实用指导性强。

和曾国藩一样，胡林翼也赋予人身之气以多种称谓，如锐气、志气、严气、意气、正气、词气、血气、道德之气等。其中，道德之气是胡林翼最为看重和用心培植的。不管官居何职，战事如何吃紧，胡林翼都一再提醒自己，“须引道德之儒尊，养座中以作吾师，则道德之气涵濡精粹”［1］（P595）。通过结交那些道德品质高尚的人，耳濡目染，引为榜样，由他律入手，渐而自律，涵养道德之气，直至浩然之气的形成。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道德之气的最高境界，是“配义与道”，“集义所生”，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正大刚直之气。如能善养此气，修身立德指日可待。身为一名虔诚的理学信仰者，胡林翼对此十分渴望，审己时坚守“正气为骨，厚德为形”［1］（P1127）的座右铭，竭力而为之。

在长期不懈地努力下，胡林翼的审己工夫日趋笃实，帮助他达到了立德的目的。体现在仕途上便是官德的形成和巩固，具体而言就是官员的清廉和勤政。1861年，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病逝。清廷赞誉：“秉性忠直，操守廉洁。”［9］（P996）清末著名学者俞樾更是用“一代名臣大儒，恳挚忠勤，以天下为己任”［9］（P2）称赞胡林翼。“操守廉洁”和“恳挚忠勤”正是胡林翼一生审己立德的生动写照。

从政多年的胡林翼深知“吾人作官，在廉、在勤”［1］（P235）的必要性和艰巨性。他指出，只有廉吏“当可以保清白风，而不致负国”［1］（P1037）。反之，官员“不十分廉，不足以服众人之心”［1］（P990）。他尤为痛恨公款私用，中饱私囊。初到贵州为官时，胡林翼就立下志向：“苟有以一钱肥家者，神明殛之。……惟取之焉廉，则其用之焉亦不得不靳。”［1］（P1037）家人知道胡林翼官拜巡抚，手握一省财权后，希望他多照顾本家人。胡林翼断然回绝，他说：“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我有钱，须做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或追崇先祖，断不至自谋家计也。”［1］（P1103）清廉从政的形象跃然纸上。勤政方面，胡林翼在主政湖北后，厉行改革，在民生、财政、吏治几方面均有建树，不仅为湘军提供了充足的粮饷和补给，助曾国藩、左宗棠一臂之力，更是“将天下第一破烂之鄂，变成天下第一富强之省”［10］（P1298）。胡林翼曾说：“国事何？所望尽一分心，办一份事，努力自卫，毋萌退志。”［1］（P960）“只在官吏择正人，不扰民，事事挟一至诚恻怛之心，以与民相见，便是实心爱养之道。”［1］（P970）勤政爱民之心溢于言表。

立德者以民为本，不为贪腐所动心，“内行谨严，足以楷模后进”［1］（P707）。曾国藩与胡林翼相识多年，发自内心钦佩对方，“尤服其进德之猛”［9］（P1009），以廉传廉。胡林翼的德行之所以能影响身边人，无疑正是他自身勤于审己、立德明志的修身结果。

二 修心工夫以节欲

“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有较好的理学素养。……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证意志的强大。”［11］（P17）湖湘理学士大夫们便是其中之一，尤其是被称为“曾左胡”的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三人都是学者型官员，融廉吏和理学学者两种身份于一身，修心节欲的思想和工夫贯穿为官和治学，始终如一。曾国藩一贯重视心欲关系，主张通过居敬、主静、慎独、思诚等修心工夫“洗心”［12］（P260）去欲，以期达到“不以嗜欲累其心”的修身目的。左宗棠对人之私欲深恶痛绝，生平恪守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之宗旨，直言：“放肆以逐欲，不若俭而安性”［13］（P244），竭力做到“损私欲以复天理”。

和曾、左一样，胡林翼“志欲有为，不甘俗吏”［1］（P993），擅长通过涵养身心将一己之私欲“化大为小，化有为无”［1］（P94）。他认为，为官者只要身心涵养到位，做到“虚心实心，相辅而行，必可勉为好官”［1］（P993）。因此，他将修心和整肃官风、培植官德紧密联系起来，一节官场好名、好利之欲，二节官员好奢、好色之欲，树立起廉洁从政的清官典范。

名利观是摆在为官者面前的第一道关卡。左宗棠说：“心在名利，则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14］（P112）公念少易失民心，私念多易成贪腐。胡林翼认同左氏所言，主张为官者应淡泊名利，“心无半点私”［1］（P360）。首先，他自觉远离三类好名之人。他在家书中写道：

读书，即以圣贤为志，断不学流俗人，以浮名动其心也。［1］（P1118）

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惟庸人乃斤斤于功名之得失。［1］（P1017）

其狡黠者，不甘岑寂，则更别出奇途，以求遂其富贵功名之欲望，而天下事遂不堪问。［1］（P1014－1015）

第一类是流俗人，第二类是庸人，第三类是狡黠者，此三类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好名。其中，“流俗人”因胸无大志，只求名、不闻道，毫无修心工夫可言。“庸人”目光短浅，将功名凌驾于才干增长之上，舍本逐末。三者之中，最令胡林翼痛恨的就是狡黠者，为求富贵功名挖空心思，不择手段，祸害无穷。胡林翼常说自己“视富贵功名毫无留意”［1］（P1084），“于富贵功名视同腐鼠”［1］（P378）。此番言论正是与三类好名之人划清界限的郑重表态。曾国藩曾说：“为人好名，可耻！”［5］（P120）试问“耻”从何来？胡林翼的答案是好名者重己甚过重民，完全背离为官职责，且心为名欲所占，全无民胞物与之念，又何来清廉勤政之绩。有鉴于此，胡林翼大声疾呼：“毋急功，毋好名，政无不举矣。”［1］（P993）并以身作则，节好名之欲，专注于政事。

其次，胡林翼不遗余力地批判唯利是图的官场丑态。他指出：“方今天下之乱……不在愚民之难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1］（P694）还说：“每思今日之患……惟人心日趋于偷惰，薄廉耻，隳信义，惟利禄是竞，而不知卓然自立之道。循此不变，又将何所异于禽兽……目击而心伤之。”［1］（P1082）“好利忘义而莫之惩”和“惟利禄是竞，而不知自立之道”两句话道出了胡林翼深深的忧虑。前者暴露出制度、舆论、环境等他律的缺失，后者直指信仰、治学、修身等自律的不足。正是在自律和他律两种监督都失效的情况下，那些昔日饱读圣贤书，怀有经世济民从政理念的士大夫们开始抵挡不住利益诱惑，一步一步地堕落下去，其思想逐渐变异、其行为与禽兽无异。

令胡林翼“目击而心伤之”的还远不止这些。他担忧的还有官员与百姓争利，导致民怨沸腾、民心尽失，而这才是最令胡林翼痛心不已的。他说：“天下治乱之机，不外义利二字。人心嗜利则乱，人心嗜义则治。”［1］（P1062）“吾辈既忝颜而居士民之上，便不当谋利。如欲谋生，则天下可以谋生之途甚多，何必借官而谋及其私。”［1］（P980）“近年嗜利之人岂为官哉？凡在官之人，皆如是也。即在野之人亦然。”［1］（P1062）在这里，胡林翼表达了三层含义：

一是提出了“为官者不当谋利”，这与左宗棠的“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14］（P468）如出一辙。本来“利之所在，人人得而争之”［1］（P1078）是一普遍的社会现象，但纷争不息，事态升级则会引发重大社会矛盾与冲突，严重时危及统治根基。官员担负教化民众之责，更应身先垂范，见义忘利，赢得民心。只有那些以身作则、不谋私利的官员才会受到百姓爱戴与拥护，他们推行的政令实施起来也更为顺畅、见实效。

二是“以谋生之心做官万万不可”。谋生者因考虑自身及家庭的生计问题而怀有私心，贪图小利，实属平常。但官员身份有别于其他职业或领域，讲究的是为公、为社稷、为百姓，更需要无我、忘我的无私奉献精神。如果为官者在观念上仅仅是把做官当做谋生的手段或途径，加上职务之便和手中拥有的权力，那么，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为富不仁等都将无法避免。因此，胡林翼才特别提出：“凡钱财之事……一心向公，则贫亦可支；一心为私，则富亦可危。”［1］（P705）告诫那些蠢蠢欲动的官员：公心为本、清贫为官，早断好利之欲，莫存发财之念。

三是“离任者应洁己而退”。胡林翼将与百姓争利的官员称之为“害民者”。每每谈及，他总是气愤地说：“今日之吏治，无一事不思夺民……无一人不思脧民，是害民者。”［1］（P958）本来为官一任，应造福一方，“视民事如家事”［1］（P1008），但“害民者”为满足其嗜利之心，任内以剥削、掠夺、残害百姓为“分内之事”。这种嗜利的贪念和行径在官员行将离任前愈发突出，常常变本加厉。而这些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又被在朝为官、在野为绅的士大夫们用作新一轮行贿买官的资本，恶性循环，彻底腐蚀官场。曾国藩曾语重心长地说：“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5］（P739）还特别指出：“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15］（P84）胡林翼对此极为认同，他不仅提出为官须“慎始”［1］（P1039），更是将“洁己而退”视作官员离任时的标准。郭嵩焘曾评价胡林翼：“在武昌，专意吏事。惩贪恶，任廉能，吏治蒸然日上。”［9］（P1009）“惩贪恶”指的就是“人心习于巧利”［1］（P198）的“害民者”，而“任廉能”指的正是廉洁从政的“洁己而退者”［1］（P1075）。在这“一惩”和“一任”的变化之间，胡林翼收获的恰是官民关系的改善：“官劳而后民逸，吏瘦而后民肥……得民心乃能用民力。”［1］（P1008）

如果说，好名、好利是晚清官场的通病，那么，好奢、好色则是官员的顽疾。对于这两类危害身心的私欲，胡林翼深有体会，一并纳入平日修身日课当中，坚持用理学工夫节欲护心。

关于好奢之欲，胡林翼在亲眼目睹之后用“痛恨”二字形容。他说：“奢侈浮靡，实属官场恶习，殊堪痛恨……负国负民，罪戾实大……戒之戒之。”［1］（P964）言下之意，官员的好奢之欲已经严重到误国害民、祸及江山社稷的地步。好奢之欲作为一种官场恶习，往往通过官员的衣食住行得以表现。为官日久，骄纵之心渐生，“甘自暴弃，放荡形体”［1］（P1040），好宴请、讲排场、重攀比、衣着追求光鲜夺目、饮食不离山珍野味……完全背离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对此，胡林翼指出：“人生衣食住，诚为不可缺一者。然衣仅求其暖，食仅求其饱，住仅求其安。初不必衣罗绸，厌膏腴，而处华美之室也。”［1］（P1040）同样是衣着，保暖即可；同样是饮食，饱肚即可；同样是家居，安心即可。朱熹曾说：“饮食，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16］（P389）无疑，胡林翼的观点正是理学影响的结果。

面对晚清官场好奢之风大行其道，曾国藩一针见血地指出：“繁华侈靡之风到处皆有，若在己不能‘力持’，则不觉又入奢靡之途。”［15］（P2784）所谓“力持”就是指内心通过长时间的刻意修炼，自觉做到抵御外界好奢之风侵袭，同时将好奢之欲扼杀在萌芽状态。胡林翼深有同感，他反复提醒自己及下属：“务须兢兢‘自持’，切不可稍涉骄纵……若稍涉骄纵，则真为危险也。慎之，慎之！”［1］（P1086）胡林翼运用理学修心工夫节制好奢之欲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树立俭朴观并践行于仕途，而家中长辈和理学同道都对胡氏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

胡林翼的祖父胡显韶和父亲胡达源都是饱读四书五经的理学学者。胡达源曾求学于岳麓书院，拜理学宿儒罗典为师，研习湖湘理学。胡林翼在家信中说：“节俭之道，自奉则不可奢。”［1］（P1095）“吾家素尚俭朴，祖父在时，年届古稀，而辄喜徒步，不甘坐肩舆；父亲亦常劳筋骨，饿体肤，不自逸豫。”［1］（P1040）“我高祖母唐孺人以一斛田，勤俭起家。”［1］（P1098）虽然出身在官宦之家，生活条件优越，但胡林翼从小就受家学熏染，明白“节俭为美、朴实为贵”的道理，平日“不敢贪逸恶劳，以自斫丧，遗大人忧”［1］（P1023）。为官后，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他还竭力整顿吏治，打击奢靡之风，希图“使官场知以‘朴实’为可宝也”［1］（P964）。他认为官员的俭朴不仅要体现在于私上（即自身修养），更应体现在于公上（即工作职责当中）。针对毫无节度、滥用公款的现象，胡林翼“见之痛心，思之泪下”［1］（P964）。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下属：“百钱、一钱亦当爱惜。须知日用之费，皆国家之正供，生民之膏血。”［1］（P964）官员理财时须精打细算，合理支配，帮国家节省开支，而非挥霍无度，满足奢欲。胡林翼的这番用心可谓良苦，也反映出其俭朴思想的闪光之处。

关于好色之欲，胡林翼的态度是鲜明的，认为有百害而无一利。为官治学期间，他有以下三点亲身体会。

首先，“太美，则无真性情”。性情之说，古已有之。汉代董仲舒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17］（P299）充分肯定了性情对人的重要性，将其视作人所具有的资质之一。理学兴起后，儒家性情论的内容得以丰富，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二程说：“‘仁义礼智信’五者，性也。”［18］（P14）。王阳明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19］（P111）理学家们对性情内涵的界定做出了符合伦理道德要求的规定。受理学先辈影响，胡林翼颇为重视性情。但他无意作学理上的探讨，而是立足于对好色之欲的节制层面探究一二。如他在谈及女德时曾郑重提到：

不要姿色，总要内有秀骨，神气足，质地轻，声音圆耳。……若姿色，则必不可太美，美则无真性情，且外秀者内愚，外朴者内慧。［1］（P1094）

官员对美色的喜好多图其外表，但外在容貌之美并不值得过分追求。相较于内在性情之德，容貌之美犹显肤浅，好比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凡物有甚美，必有甚恶。”［1］（P728）“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20］（P306）胡林翼对此深信不疑。此处，甚恶即指内在性情的严重缺失；甚美即指偏心于外秀，实则过犹不及。远离性情的美是一种不真实的美，忽略了对内在性情的培养，日久，性情渐失其真。与无真性情的人交往自然也就危险重重。因此，胡林翼所言及的“不要姿色”、“不可太美”恰恰是对内在美德即真性情的一种肯定。“外秀者”和“外朴者”，前者长相出众，却疏于性情，故内愚；后者容貌普通，常勤于性情，故内慧。张载说：“心统性情者也。”［21］（P374）朱熹继而发挥道：“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统之。”［22］（P2513）可见，要培植性情之真、辨析美恶之别、节制好色之欲皆须借助修心工夫，而这也是胡林翼涵养己心的重要途径所在。

其次，“淫声美色，不可一日近。”在胡林翼眼中，贪恋美色有损于德行的养成，无益于心志的磨砺，是为官者急需解决的问题。朱熹说：“好色，则心志蛊惑。”［6］（P316）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23］（P83）曾国藩更是直言：“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5］（P130）。原本平和安静的内心状态在色欲的搅动下，渐渐变得不安与躁动，严重时可令人丧失理智。色欲之危害，一览无遗。

深知好德不易、好色害心的胡林翼基于他本人对色欲弊端的认识，提出：“淫声美色之，不可一日近。”［1］（P521）这句话是胡林翼在为官期间，再三提醒自己和同僚的一句话，意欲运用修心工夫根绝好色之欲产生的思想土壤亦或将好色的念头扼杀在萌芽阶段。“一日”强调抵御淫声美色的侵袭必须长期坚持，一时半刻都不能松懈、麻痹。稍有懈怠，此消彼长，前功尽弃。“近”并非仅是指目光的凝视和身体的靠近，更多的还是指思想观念上要和淫声美色划清界限，进而疏远为好。

第三，“男女之欲，屏绝不好。”《礼记·礼运》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20］（P306）这里所说的人之大欲是指满足人的基本生理和生存需求的欲望。饮食之欲保证人体的成长和新陈代谢，男女之欲保证人类种族的繁衍，两者都是合理的。但人心的贪婪和外物的诱惑极易使这两种欲望超出合理的范围，而这也正是理学家们所极力反对和担忧的，因为逐欲是一个无休无止的过程，永远没有尽头，更是一条不归路。

胡林翼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我欲者有尽……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此亦不移之理也。”［1］（P1075）“若并男女之欲屏绝不好，则万事万物皆不足动心矣！”［1］（P1091）显然，此番言论充满了理学的味道，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句句在理。欲由心生，看似自由“随心”不受约束，但在现实中欲望的实现是有条件限制的，包含有各种不确定因素，“所欲”绝不可能全部满足。人心的快乐与满足取决于知足和对欲望的节制，不修心，欲无止境，悲多乐少。朱熹曾在谈及心欲关系时说：“心不可有一物……才系于物，心便为其所动。”［16］（P540）“盖心无物，然后能应物。”［16］（P536）朱子的这番言论，胡林翼在欣然接纳的同时也升华了自身节制好色之欲的修心境界。如果说“太美则无真性情”是胡氏对美色的认知和判断，那么“淫声美色不可一日近”则是其针对前者提出的解决办法，两者存在因果关联。但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对为官者来说，自觉远离美色并非节制好色之欲的最佳选择，只有从思想根源上彻底与色欲做了断，真正做到“屏绝不好”，美色才不会乘虚而入，欲望才能被根除。届时，仕途上的各种外来的诱惑都无法突破自身强大的心墙，而这才是节制好色之欲的现实价值和普遍意义。

胡林翼的身心涵养之道并非古人专属，在时下全面从严治党及反腐倡廉新常态的大背景下，“审己以立官德”、“修心以节私欲”、“重行以求实干”恰恰是每一位官员都应时刻牢记的自律守则。官场需要更多像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藩一样的清官廉吏，不仅要学他们的清廉、勤政，更要学他们如何坚守为官信仰，矢志不渝。［24］（P28）时代虽不同，但对官员道德品质和执政能力的要求不仅不会改变，还会日趋严格。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无数“曾左胡”式的好干部保驾护航。

［1］ 胡林翼．胡林翼集（第二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9．

［2］ 陈谷嘉，朱汉民．中国德育思想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 国学基本丛书·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1．

［4］ 徐雷，阮春晖．湖湘理学传统及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J］．邵阳学院学报，2014（2）：114－120．

［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

［6］ 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97．

［7］ 胡林翼．胡林翼集（第三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9．

［8］ 王夫之．船山全书·读四书大全说［M］．长沙：岳麓书社，1991．

［9］ 胡林翼．胡林翼集（第五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9．

［1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

［11］张宏杰．理学修养与曾国藩“保持清节”的关系［J］．月读，2015（1）：14－18．

［1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4］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7．

［1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M］．长沙：岳麓书社，1990．

［16］朱熹．朱子全书·朱子语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7］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18］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20］国学基本丛书·礼记（上）［M］．长沙：岳麓书社，2001．

［21］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22］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国学基本丛书·论语［M］．长沙：岳麓书社，2000．

［24］徐雷．曾国藩的心物观［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5）：23－28．

Hu Linyi’s Way of Self－cultivation：Formation of Moral Character and Control of Natural Desires

XU Lei1，2，LIU Li－quan1
（1．College of Marxism Studies，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2，China；2．Off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unan Industry Polytechnic，Changsha 410208，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Hu Linyi was not only one of the academic leaders in Neo－Confucianism but also an honest officer in official circles．He was as famous as Zeng Guofan and Zuo Zongtang at that time．Hu Linyi adhered to cultural traditions of Hu－xiang Neo－Confucianism．In the meantime，he inherited the idea of being Pragmatic and realistic in Qing Dynasty．In research of his Neo－Confucianism thought，we find two most important content．First，the way of self－reflection can contribute to formation of moral characters．Second，the control of natural desires depends on how to adjust oneself．All in all，Hu Linyi became an honest officer under 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Neo－Confucianism．Consequently，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Hu Linyi’s way of self－cultivation in modern times．

Hu Lin－yi；Neo－Confucianism；the way of Self－cultivation

B249．9

A

1008—1763（2017）02—0119—06

2015－05－2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7批面上资助（2015M572245）；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资助（2014209146）；湖南省博士后研究人员日常经费资助（201567000490）；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2YBA118）

徐 雷（1977－），男，上海人，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历史学博士，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校学术委员、思想政治教育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