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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人文主义的双声:《塞壬的故事》的神话借用

2017-02-25余小玲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7年9期
关键词:福斯特神话小说

余小玲



自由-人文主义的双声:《塞壬的故事》的神话借用

余小玲

(福建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6)

E.M.福斯特秉承的自由-人文主义观具有双重特质,在对资本主义内部机制进行批判的同时,又暴露了其以父权制为代表的欧洲中心主义观。在《塞壬的故事》的文本世界中,福斯特利用改写希腊神话的叙事方式,再现了受理性和知识压制的现实世界和人的意识形态,并用遗落的书籍为母题,提出遗忘才是抛开知识重负的良方;同时,福斯特又借助文本书写共谋到了英国帝国的现代性事业中去。

自由-人文主义观;双重特质;《塞壬的故事》;神话转喻

E.M.福斯特(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其创作的长篇小说受到读者的好评和学界的关注,对其作品的解读和阐释并未随着时代的斗转而星移。除了长篇小说外,其短篇小说同样值得细读品评。在短篇小说的狭窄空间中福斯特用洗炼的语言,不仅呈现了多样的主题,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而且把创作的目光投向异域文化空间,信手拈来希腊神话和西方文学作品典故,巧妙融于小说文本场中,创作出“幻想小说”(Fantasy)来传达爱德华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忧思。

一 福斯特的神话和幻想小说

哈罗德.布鲁姆在《误读的地图》一书中说:“……不存在绝对独立的文本,只存在文本间的关系。”[1]换句话说,文学行为无法超越特定的时代和文化场域,同样在进行文学批评行为时,要考量文本与时代文化的关系,才能阐释和再现作者所生活时代的历史文化文本和文化批评理论文本。E.M.福斯特是典型的英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其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不断裂变的异质世界,不同文化并置于同一个文化空间中,如传统英国乡村与现代伦敦都市,英国本土文化和欧洲大陆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殖民地文化等,文化空间的拓展,使得传统的文化和道德价值系统失去了其固有的凝聚力,时代面临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危机。作为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福斯特把对时代的人文关怀和知识分子的理想寓于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批评文论中,终其一生,都在不懈地努力,“将自由—人文主义理想的乌托邦与古典神话、传统、历史和人性中高贵、自然的一面连接在一起,试图重建现代人的精神避难所”[2]。

福斯特的思想受到托马斯·卡莱尔和马修.阿诺德等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人文思潮和发轫于18世纪的理性主义相交锋,形成了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文化精英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其所秉承的人文主义是看待宇宙万物的独特视角。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资本主义机制的运作带来大量的糟粕,工具理性长驱直入,人的不断物化等,这些反人性的因素,与人文主义传统提倡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相违背,因此在资本主义内部知识分子们就树立起了文化大旗,来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他们的思想探索和学术实践渗透着理性思辨与反思、文化现实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作用”[2]。换言之,福斯特等所持的文化批评范式是扎根于历史与现实,传承欧洲思想传统,对社会进行尖锐的批评,表达知识分子的忧思和诗性的乌托邦理想,体现了批评话语的内在律动。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又不可避免的被打上欧洲中心论和虚无主义的烙印。因此,自由—人文主义思想具有双重特质,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时又潜在的与殖民帝国主义共谋,这也为解读福斯特的作品和思想提供了双重视角。

福斯特的思想在表面上是去政治化和乌托邦式的,但在内里还渗透着其受男根中心主义、英国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这一思想的双重性,同样在福斯特的文本世界中被呈现出来,在其幻想小说的狭窄空间中,福斯特就借用了神话和欧洲经典作品来再现其思想的双重特质。福斯特对神话青睐有加,不仅在长篇小说中借用神话传说,在短篇小说中更是把希腊神话和欧洲古典文学作品揉于幻想小说中,在20世纪的文学文化场域中,赋予神话以新的意义。在其文论专著《小说面面观》(1927)的第六章对小说的“幻想”层面做了明确的阐释。他说,“幻想含有神话内容和神话意味”“让我们以’幻想’的名义唤起所有栖居于低空、浅水与小山之中的生灵,所有法翁和德律阿得斯,所有记忆的失误,所有言语的巧合,所有潘神和一语双关,所有’此岸’的中世纪遗风”[3]。可以说,福斯特在其创作中直接从古希腊神话中汲取养分,借用神话的叙事来表达其人文主义关怀和对现实的批评,构建神话般的精神家园。但其借用不是照搬,更多是戏仿和改编,是站在20世纪的文化场域进行回望,把神话从旧的符指场中剥离出来,重新组合意义领域,并对古希腊神话进行自由—人文主义式的再诠释和注解。在创作时他把目光投向了历史,并把这些过往尘封的历史,重新在文本的世界中赋予其意义,并与自由—人文主义精神连接起来,为英格兰寻求文化的救赎之路。

神话是一个超文本的二度符号系统。T.S.艾略特曾言神话是“一种方法,它施加控制,赋予秩序,勾勒轮廓,生成意蕴,它所面临的是充满虚耗与混乱的巨大图景,那正是我们当代的历史。”[4]福斯特对神话的借用是对往昔历史进行再叙事,关注的焦点依然是当下的历史和人类生存的状态和境遇。其短篇幻想小说《塞壬的故事》借用古希腊神话的“塞壬”之名,来再现福斯特时代塞壬的故事,是一个压制与反叛、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的故事。作者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双重特质通过互文和隐喻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再现于小说的文本世界中,既有借用,更有从作者生活的时代的眼光进行再诠释,塞壬的能指意义在神话世界的文本和福斯特的文本的交叉区域得到延伸和建构。

二 塞壬生活的世界文本

《塞壬的故事》讲述的是一群旅游者到意大利旅行的所见所闻,篇幅短小,但是在这狭窄的空间中,福斯特在意大利的异质文化空间中,借助海洋和陆地的对抗关系,再现了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观照下自由的灵魂和社会习俗之间的冲突,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挤压和摧残,其大力讴歌海洋感性自然之美,寻找生命的内在律动,提出回归自然和幻想的世界和遗忘是治愈社会意识疲惫和头脑重负的方法。

在小说中海洋是自由、洁净和和谐的化身,而人只有在这种洁净的空间中,才能触及自我最本真的欲望,达到自我的认知,获得无限快乐和无限聪慧。“和谐的颜色……洁净的精髓—从家居的洁净过渡到清纯的洁净,相当于把整个海洋的洁净汇集起来并发散亮光......这种颜色和这种精髓是地中海每一个岩洞的遗产,洞里面阳光闪亮,海水流淌。”[5]福斯特认为大海能够涤荡世间污浊,使生命的律动栩栩如生,在这样一个洁净的世界,“远离所有被人们称为’现实’的平常事物……这里只容得下幻想的事物……’你才有可能看见塞壬。’”[5]塞壬在希腊神话中被隐喻为欲望的诱惑,是感性的,散发出浓郁的生命气息,流淌着人性的本真情感。然而,人性的本真和欲望,被以理性为隐喻的大地所压抑着,使得塞壬成为不会唱歌的塞壬,成为沉默的塞壬。“‘神甫们通过祈祷宣布这空气是圣物,因此她(塞壬)不能呼吸这空气;他们还宣布这些岩石是圣物,因此她不能坐在上面’”[5]。神甫是基督教世界中权力的行使者,为空气、岩石等命名,并为世界创造秩序,而邪恶的塞壬,是不能够登上陆地并发出声音唱歌。在小说中,福斯特描述了一个异教徒朱塞佩的故事,来指涉塞壬源何为沉默的塞壬,同时把其意义放置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关系中。

福斯特并没有原搬希腊神话故事,在小说中塞壬只出现在叙事者的口中,塞壬正是通过朱塞佩为代表的异教徒发出声音。朱塞佩没有受到基督教的护佑,“他没有在胸前划十字就跳下了水。可是结果他看见了塞壬了”[5]。“从此他变得不快活,因为他什么都明白了。每一个活着的生灵都让他不快活,因为他知道他们都得死。”[5]朱塞佩和拉古萨一个“洗海澡后发疯了的”姑娘结婚了,并且会生一个“敌基督”,而这个孩子的降生令神甫害怕,因为“那个孩子将来会不停的说话、大笑、捣乱,最后会走进大海,把塞壬带到空中,让全世界都看见她,听见她唱歌......永远统治全世界”[5]。福斯特正是用这个压制与反叛的寓言。以神甫们为代表的世俗社会是勇斗塞壬的英雄奥德修斯,而朱塞佩就是当时当世的塞壬。福斯特对神话故事中塞壬的故事进行借用和改头换面,来阐明其认为基督教和理性所倡导的秩序是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朱塞佩遇见塞壬的隐喻,是人遇见了自己的内心中的欲望,塞壬的歌声是每个人潜意识中欲望发声,而每个遵从自己内心渴望和诉求的人,在现实生活的框架下都难以快乐,都将被视为异教徒,必须利用理性对其进行匡正。因此,“全村人骚动起来,旅店主们感到恐慌......决定把朱塞佩和那姑娘送到内陆地区”[5]。故事的结局是拉古萨姑娘死了,而朱塞佩走遍世界去寻找别的看见过塞壬的人。“短篇小说传承了远古神话、民间传说、传奇文学的许是形式,其神秘性、直觉性和抒情性不断地对现实世界提出质疑,从而消解了西方社会主流的理性话语。”[6]福斯特充满想象力地对神话塞壬的挪用,其用意为批判西方社会过度推崇逻辑思维,从而为工具理性所主宰,人丧失了对生活和内心诉求的直觉感受,人性受到压抑。

而福斯特认为对于理性和知识的重负,治疗意识疲惫和头脑不堪重负的时代方法唯有遗忘,小说运用书籍遗落的母题来表达了其倡导的遗忘疗法。小说开篇描写了一本“自然神论之争”的笔记本掉进地中海时的情景,这是一场坠落,但更是一次梦幻般的想象变形,笔记本化为自然的一部分,“页面摊开,体面地平躺在水中,有些颤抖但很有理智;与此同时,有隐形的手指头在翻动页面”[5]。自然神论自诞生以来对西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其推崇理性原则,要求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维护理性和科学知识。福斯特用戏剧化的方式处理书籍的遗落,表明了其内心对于不断膨胀的知识的恐慌,因为过度爆炸的知识,就会使文化记忆失去其限制和约束的能力,也就意味着文化记忆将失去了它的两个核心功能—强度和身份认同[7],因此,工业理性时代的主体愈发面临身份认同的危机,就如福斯特长篇小说《霍华德庄园》中的巴斯特一样面临身份认同的种种危机,福斯特用遗落的书籍夺去了巴斯特的性命,就是为了警示知识重负的危机。可以说处于福斯特小说中心的不是对理性知识的记忆,而是通过摆脱书籍,学会忘却,这与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对历史和记忆的思考不谋而合。

三 文本世界中的塞壬

短篇小说的狭窄空间,是福斯特言说世界的一部分,他不但批判工业化社会的理性秩序以及褒扬自然与人性的本真状态,而且其神话叙事修辞的背后也潜伏着其作为殖民宗主国中中产阶级的英国中心论和男根中心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暗藏在《塞壬的故事》的神话前文本和现文本的话语叙事中,以及小说中对于海洋、大地和山洞的隐喻深意再现了出来。

从《荷马史诗》开始到后荷马时代的苏格拉底,塞壬的传说融于古希腊人的日常生活和艺术中,其能指意义也随着文本场域的变化而嬗变。因此,对塞壬进行谱系式的解读有助于理解福斯特文本世界中的塞壬。在荷马史诗《奥德赛》的第十二章,塞壬是英雄奥德修斯成功冒险路上的一个插曲,利用自己美妙的歌声来迷惑过往的船只和人,使听到其歌声的人都面临灭顶之灾。塞壬作为一个“他者”形象呈现在神话世界的文本中。塞壬最初形象来源于异质的他者世界,且被描述成邪恶的“他者”。有学者认为,塞壬的名字来源于神秘的东方,是希腊水手们听来的关于一个海岛上有会唱歌的少女,这是荷马塞壬故事的前文本。塞壬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同时又是谜一般的形象。她被叙述成半鸟半人的妖,妇首鸟身,代表着变居不动的力量,继承了大海祖先的无常性、无序性和无形性。但塞壬的存在是为了衬托奥德赛的智慧和英雄行为,虽然塞壬握有致命性的武器—迷人的歌声,能够夺去听到其歌声的人的性命,但是这么具有强大实力的塞壬们,还是败在了奥德赛的手下。自此,塞壬在西方文化史上,被视为狡诈和致命诱惑的代表。神话本身的寓意“象征着神话和逻辑、自然与理智、感性和理性的冲突”[8]。“……他们那些被听到的歌声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关于愉悦的承诺,这些愉悦威胁着父权制秩序,而反过来,父权制不过是对每一个为其付出了全部时间的男性一生的补偿。”[9]塞壬的故事的意义生成于父权制的框架下,她是男性的集体欲望的投射,即使本身所附带的威胁男性生命的力量,依然作为“他者”而存在,为了彰显男性自身性质和构成。而在短篇小说中塞壬是以朱塞佩为代表的异教徒们,已经超越了男性父权秩序,意义被扩大到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即含有帝国主义话语的叙事。故事虽然发生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海岛,但可以归纳为福斯特对于英国海外殖民的寓言地理的想象建构,继承笛福的传统,对这样一个纯净的地理空间,首先将其纳入到理性帝国的智识认知空间中来,“一个出身高贵的英国女人来到这里,回去写了一本关于这个地方的书。’发展联合会’就是通过她成立的,这个组织要建立一条缆索铁道,要把旅馆和车站都联接起来”[5]。“高贵的英国人”无疑体现了福斯特的英国中心主义的自喜和高高在上,一个英国旅行者的旅行故事,正是英国海外殖民经验的文本化缩写。

福斯特内化了理性“自我”和感性“他者”二元对立的欧洲集体无意识,采用话语剥夺的方式,使塞壬成为沉默的他者。小说中塞壬的故事是通过小说的叙述人凭着印象转述,并且叙事人根据自己的好恶对发生的事进行评论,因此激起文中听故事的人和读者的怀疑,无形中参与到了小说意义的共同建构中来。小说对当代塞壬进行命名,不像赛义德笔下的地理他者本身没有“性格”,福斯特笔下的他者极具象征意义,他们是发疯的、癫狂的、反叛的,甚至是报复的。塞壬一唱歌,上帝的愤怒就会撒向大地,给人类造成灾难。因此必须把塞壬变成沉默的塞壬,送回“内陆地区”,进行管制。

小说中的隐喻也充分体现了福斯特的男根中心主义思想倾向和帝国主义话语。跟《印度之行》的马拉巴山洞一样,在《塞壬的故事》中“岩洞”携手海洋,也发挥了深刻的隐喻功能。洞穴在西方文化场域中具有双重意义: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性的。[10]洞穴是代表了人类智力和情感活动的原初状态,是神秘的和无法理解的,“它们象征了生命自身之谜,这个奥秘深藏在创世背后,以非物质的形式出现,被我们称为灵魂或意识”[10]。岩洞里充满着“地中海的遗产,洞里面阳光闪亮,海水流淌”[5]。岩洞和海洋相连接,象征着人类的原初状态,神秘、美好,而又充满着变化性和无常性。同时又是子宫的象征,因为“生命通过它在蓝色和绿色的海水中颤动”[5]。要进入这个洞穴,唯有“船只”可以通过。船只进入的意象是男性对女性征服的隐喻,是帝国现代文明对前现代社会的征服。英国正是借助船只开启其帝国主义事业,无秩序的、危险的海洋,被以“船只”为象征的文明所征服,已经被规划和文明化,因此成为了“旅游之地”,甚至允许女性(贵妇)进入,这也是福斯特小说异域书写的空间。可以说,福斯特借助幻想小说的空间,来参与到帝国地理空间的发现和建构的现代性工程中来。

[1]Bloom,Harold.[M]Oxford:Oxford UP,1975:3.

[2]陶家俊.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12.

[3]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02-103.

[4]Eliot,T.S.“Ulyssess, Order and Myht.”,eds,Mark Schorer et al. New York:Harcourt Brace,1958:270.

[5]E.M.福斯特.福斯特短篇小说集[M]谷启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199-207.

[6]张桂珍.论英国短篇小说的异域书写[J].外国文学研究, 2013,(5):129-134.

[7]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43.

[8]克里斯塔.毕尔格.以光摧毁和拯救神话[M].法兰克福:苏尔卡姆普出版社,1986:86.

[9]A.维尔默.塞壬之死与艺术作品起源[J].袁新,译.学术交流, 2016,(8):61-67.

[10]张德明.从岛国到帝国——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296;295.

(责任编校:周欣)

2017-06-13

余小玲(1981-),女,福建宁德人,福建商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与对外宣传翻译。

I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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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7)09-0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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