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石妹，常玉荣



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的传承——以《更乐民间轶事》为个案

何石妹，常玉荣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是孕育民间文学的丰厚土壤，民间文学又是村落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传承村落文化重要载体。而这两者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都受到了冲击，呈现出走向没落的趋势。村落文化的全面研究和村落生活空间的深入发掘成为必要，民间文学的现实存在状态也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更乐民间轶事》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个案，它体现出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创作的密切关系，又呈现了当代民间歌谣创作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本文以此为个案，为当下的村落文化传承与民间歌谣创作提供合理的评价立场。

村落文化；民间歌谣；传承

村落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也是地域文化中最具本源性和传承性的部分。中国村落从十九世纪开始进入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视野，随着研究理论的深入，对中国乡村的研究范围从早期的村落经济逐渐扩大更为广阔和复杂的村落文化，包括物质建筑、乡村经济、人际关系、文化教育、宗法礼制、民俗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1］。由于目前研究成果更多集中于物质形态和经济形态，对于村落中民众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的调查研究在近年来呼声很大，而能够体现这一点的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热门的研究资源，如各种民间技艺、节日民俗和民间文学等。作为民间文学的一部分，民间歌谣也逐渐被人类学和社会史研究所重视，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近些年的口述史研究工作，为地域性民间歌谣采集和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法和大量资源，但当我们试图以口述史研究的模式去分析民间歌谣能够提供的社会学、地方学价值时，遭遇了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时至今日，除少数边远民族的史诗性歌谣之外，大部分的乡村歌谣已经极为散落，即使是80年代以来的“三套集成”工程，能够提供的特定区域的歌谣也大多是零散和简短的，很难系统地呈现出村落文化的面貌；二是作为口承文学，民间歌谣的当代传承走向衰落，村落经济的转型、多元文化的冲击、书面传统的主导，均使得民间歌谣的传唱逐渐减少乃至消亡，这和传统村落文化的失落是同一个过程。

在这样的困境中，当代民间歌谣的创作更加被认为是难以承续的行为，村落文化也开始从民间话语的表达中逐渐消失。但这种千百年来传承至今，用歌谣来讲述民族历史、描绘生存世界、传授生存经验的表达冲动却没有完全失落，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就发现，在一些偏僻的乡村中， 依然有一些散见的民间歌谣传唱和创作行为。而河北涉县更乐村张某［2］的民间歌谣创作，可以说是当代民间歌谣创作中一个罕见的特例——他进行了系统的民间歌谣文字创作，以歌谣的形式再现了更乐古村的历史文化全貌。他把作品结集为《更乐民间轶事》，于2013年1月出版。《更乐民间轶事》的面世并没有在文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却足以成为我们研究村落文化与民间文学当代传承的一个典型个案：在大的创作语境已不复存在的前提下，一个中原地区的村民如何以歌谣的方式完成对正在消失的村落文化的系统描述，这种描述对村落文化的延续和民间歌谣的传承有什么样的意义，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一、村落文化孕育出的个体民间歌谣创作

《民间歌谣轶事》是以文字出版的形式面世的，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能单纯地以是否为纯粹的口头创作、群体流传来界定民间文学，而应当把考量的重点放在民间文学的本源意义“民间”上，从生存土壤、精神内涵、话语立场和价值功能等层面去判断它是否属于民间范畴。在这个层面上，张某的歌谣创作是属于民间范畴的，而这个“民间”更具体一点，就是其所生长的更乐村传统文化。

张某于1949年出生，家中祖辈生活于更乐村一带。更乐村古称上党，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唐开元时发展为“户三百”大型自然村。在改革开放之前，更乐村基本延续着农耕社会形成的农业文明形态，在居住环境、生活方式、伦理关系、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保留了传统村落文化的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没有上过太多学、一直生活在更乐的张某，无形中把更乐传统文化作为他主要的文化食粮，在遍布古村的民居、古迹中，在节日庆典的仪式里，在长辈的故事、歌谣里完成了生存知识的汲取与道德教化的熏陶。在《更乐民间轶事》中，张某描述了大量的更乐村民俗习惯节庆仪式，他在采访时表示，这些都是他亲身参与见证过的，如今他还能详细说出如祭香、求雨等仪式上的种种过程与细节。作为从未远离过的一名村民，张某也同更乐村一起参与和感受着时代的变化，并以最真实的方式传达出对时代变迁的体会。而生长于更乐，从长辈、乡邻那里听到的故事、传说和歌谣，更是孕育了他丰富的精神世界，并转化为他原生的表达方式。在采访中笔者问他既然要写书，为什么还要以口头歌谣的形式进行创作，他回答歌谣是他最拿手的表达方式，从小读书不多，而母亲、长辈擅唱歌谣，他耳濡目染，张口即能唱出一二句，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本领。这种“本领”的形成，不排除张某语言能力的出众，但若非多年的乡村生活、民间语言环境的熏陶是无法实现的。

二、“歌谣能手”对村落文化传承责任的承担

可以说在深厚的村落文化与民间传统的土壤中，几乎每一位村落成员都会生长出民间话语表述的因子，事实上今天我们还可以采访到在更乐村能够传唱歌谣、讲述故事的老人，但他们大部分只是能够将过去的歌谣、故事片段复述一二，并表示这些“老掉牙”的东西已经极少被关注。而张某却花费了多年的时间搜集、整理更乐民俗典故、奇闻轶事，并耗费六年的时间进行反复写作，才完成了《更乐民间轶事》的创作。我们可以认为他最基本的出发点是出于对更乐这片土地的热爱，但能够把热爱转化为描述的冲动，并坚持完成一场系统的描述与表达，并不是每一个村民都能够完成的。

我们在研究传统民间歌谣时会发现，在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内（村落、乡镇），总会存在着一个或几个著名“能人”，他们往往成为歌谣创作和流传的主体。张某在更乐就是这种“能人”的代表。他曾经获得过“农村十面红旗支部书记”，“劳动模范”、“为民致富”等称号，退休后被当地的工厂返聘做管理者，除此之外，还经常担任镇上的婚礼“执事”。他思维活络、擅于组织，对各种仪式习俗了如指掌，而且嘴皮利索，在各种典礼中能够随机应变，出口成章地说唱仪式歌谣和吉利话。这个“执事”的部分功能其实已经接近于民间艺人。

张某这样的“能人”，不只是民众文化生活的活跃分子，也是村落文化的传承者。而由于语言才华的出众，他们能够把自己民族的历史、生存的经验讲述得更为生动和完整。在这样的期待下，歌谣“能人”无形中承担了一种“言说代表”的责任，很容易滋生出一种对于描述民间生活、传承民间文化和表达民众心声的责任感。对于时代变迁导致的村落文化的没落，处于言说前沿的张某感受更为鲜明，而从文化土壤中滋养出来的使命感，使他依然愿意日益在失去受众的语境下发声。如果说，传统艺人是在顺向的文化传统中，不自觉地承担文化传承的责任，进行文学创作，张某这样的当代歌谣创作者，则是在逆向的语境中，自觉地承担着挽救民间文学传统和传承村落文化的责任。

三、个体民间歌谣创作在村落文化传承中的特点与价值

关于传统民间歌谣在民间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已经被诸多学者论证过，在特定的村落文化中，民间歌谣同样是记录历史、展示风貌的载体。但是在某个村落范畴内，歌谣往往是散落的，呈现的都是片段的一人一事，很难在有序的时间和空间中全面呈现村落文化。尤其在更乐这样的中原村落，传统民间歌谣的收集已成难事，而从这些零散的只言片语中恢复真实的村落文化生活原貌，是许多人类学、社会学者面临的共同难题。

张某的《更乐民间轶事》则是一部完整的歌谣集，分为“古村概况”、“古迹庙堂”、“民俗风情”、“年节习俗”、“婚丧嫁娶”、“古今人物”、“农家妇女”、“农业农事”、“奇闻轶事”和“农村经历”等十二章，虽不绝对严谨、但相对有序地进行了更乐村落文化的整体描述。张某做了至少四年的调查和采风活动，从更乐古街道、布局的确认、各种建筑遗迹的考察、民风民俗、轶闻传说的搜集，这个过程与地方文化研究者的田野调查极为相似，也正是这些宝贵的资料，使得《更乐村轶事》成为蕴含着更乐村丰富文化的宝库。这其中有详细的村落布局、古迹遗址，有祭香、求雨等完整的仪式习俗展演过程，有丰富的历史人物故事，在这个古村历史在当代人的视野中逐渐远去的时候，张某以他的作品完成了村落文化的完整记录。

但与学者客观记录的结果不同，张某最终呈现出的既不是原汁原味的原始口述资料，也不是像作家一样经过精心加工过的文学文本，而是以民间歌谣形态为载体的二次创作。这个创作过程十分有趣，在采集、记录资料的第一步就已经开始：当张某听到一个关于更乐古迹或者名人的传说时，他常常直接以即兴创作的歌谣将之记录下来，回去之后再进行加工整理。而初稿完成之后，他会再次回到村民之中，将歌谣念给村民，听取他们反映和意见。这样的创作方式，首先保证了张某歌谣创作的纯粹民间立场。张某之所以能够在现场就能够将散落的村民口述转化为歌谣，并获得民众的认可，除了他出色的语言能力之外，根本的原因是张某和村民处于同一个话语系统之中，他们所关注和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一致的。例如《北洞》一节，描述村民请碧霞元君：“说扑空、没扑空，碧霞元君显神灵。用手一指起狂风，招来荤山昭懿君。”这种“神神道道”又栩栩如生的形态，是最普遍的民间认知和表达方式，可以说张某是以一名普通民众的立场，对自己村落的历史文化进行关照的。

不可避免地，张某以一己之力对村落文化的“拯救”行为遭遇了尴尬的境遇：一方面，即使在更乐村这样的传统村落中，口头传统业已中断，虽然他以“能人”的身份召集村民听他讲唱歌谣，但这些歌谣极少再被口头传播。如今在更乐村中，像他一样能够讲唱歌谣的老人已经越来越少，而生长于多元文化环境中的年轻一代则对这种形式失去了热情。而当他以文字出版的方式让作品面试，却面临书面传统标准对其文学性的批判。就连张某自己，也存在对书面权威的敬畏。这使得他在文字出版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向书面传统的评价体系靠拢。

到目前为止，《更乐民间轶事》并没有在学术界和文学界引起较大的反响，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从村落文化保护的角度来看，如此完整和系统地描述一个村落历史文化的当代资料极为少见，正如张某所说，如果他不言说，恐怕再没有人去如此详细生动地言说这个古老的村镇了。而张某的歌谣创作本身，又是村落文化的一部分，它一方面说明了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孕育了民众言说历史、表达自身生活图景的热情，另一方面，它为民间文学的延续和发展提供了一条思路：传统歌谣那种即兴创作、现场表演并口口相传的创作和传承模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但民众以歌谣“发声”的内在需求并没有磨灭，这种发声在当代依然拥有热情而忠实的“代言者”，即民间歌谣个体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应当得到符合民间文学价值体系的判断和评价。

当代的学术关注、文学评价对张某这样的个体创作者来说，同样是一种“土壤”，倘若这种土壤对其创作给予了合理的定位和充分的肯定，无疑会成为一种催生更多创作热情的动力，这样的个体创作成为民间文学延续的主体力量，进而成为村落文化、乃至地域文化、民间文化传承的载体，也并非不可能的结果。

[1]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J].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0-21.

[2]应作者要求，隐去其真实姓名，以“张某”代替。

[责任编辑 王云江]

Village cul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folk songs——A case study of " Folk anecdotes in Gengle"

HE Shi-mei, CHANG Yu-rong

(School of Arts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56038, China)

The village culture is the roo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rich soil of folk literature. Folk literature is part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village culture.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inheriting the village culture. Village cul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are influenced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text, showing a trend of decline.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village culture and give a thorough exploration of the village living space. The contemporary heritage and the creation of folk songs can not be ignored. "Folk anecdotes in Gengle " is a very special case. It reflects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culture and folk songs, and the contemporary folk songs creation play a unique role in cultural heritage. This paper, as a case study, hopes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for the current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village and folk songs.

village culture, folk songs, inheritance

10.3969/j.issn.1673-9477.2017.04.025

I207.7

A

1673-9477(2017)04-075-03

2017-07-10

河北省社科基金2017年度项目（编号：HB17SH016）

何石妹（1981-）女，河北邯郸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间文学与地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