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会凌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303)

红色记忆中的铁血“湘西形象”书写
——论邓宏顺长篇小说《铁血湘西》

周会凌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303)

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对湘西近代革命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并对湘西这一独特地域的历史文化与红色记忆进行了深度开掘。这一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是近年来对红色记忆中的铁血“湘西形象”的有力书写，作品整体上显示出庄严的正史气象与史诗性追求，却又使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得以伸展，在浓郁的湘西地域文化色彩中突显出根于地方的文化性格，从而让《铁血湘西》成为记载湘西铁血历史的一部地方志。

《铁血湘西》；湘西形象；红色记忆；地域文化

Abstract： The novelBloodandIronWestHunandisplays the revolution history of West Hunan in modern times in panorama and deeply excavates the historical culture and red memory in West Hunan, such a unique region. This novel on revolution history is a powerful writing of the West Hunan image in the red memory in the previous years, which shows the solemn charm of official history and epic pursuit, meanwhile it extends the individual narration of free ethics, and highlight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ith regional cultural color of West Hunan, which enablesBloodandIronWestHunanto be a local chronicles recording the red history of West Hunan.

Keywords：BloodandIronWestHunan；west Hunan image; red memory; regional culture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其呈现出多重审美样态，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红色“湘西形象”是其中重要的样态之一。20世纪60年代周赤萍的《擒魔记——湘西剿匪回忆录》、70年代张行的《武陵山下》(修订版)、80年代水运宪的《乌龙山剿匪记》以及2008年黄晖的《血色湘西》等长篇小说都是对红色记忆中的“湘西形象”进行书写的代表性文本。邓宏顺68万字的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堪称是煌煌之作，同时也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此作对湘西近代革命史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现，并对湘西这一独特地域的历史文化与红色记忆进行了深度开掘。这一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是近年来对红色记忆中的铁血“湘西形象”的有力书写，作品整体上显示出庄严的正史气象与史诗性追求，却又使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得以伸展，在浓郁的湘西地域文化色彩中突显出根于地方的文化性格。

一 正史气象之下的自由伦理个体叙事

《铁血湘西》是一部书写近代湘西几十年历史风云变幻与奇险铁血战事的作品，小说以湘西地区1929—1949年革命历史的重大事件为背景，在营造变幻的历史氛围中，建构出线性历史的进程，形成小说文本宏阔的时空背景，并勾勒刻画了各党派、军政要员和地方武装首领等各色人物形象及其复杂纠葛,以及中共地下党在血与火的革命历程中最终成为决定性力量的曲折过程，突显出革命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庄严的正史气象与史诗性追求。

小说中的人物塑造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小说中一批主要人物都是具有历史原型的真实人物，但作者对于这些历史人物的描摹与塑形，既区别于刻板的“民间言说”，又超脱出固化的“历史剪影”。无论是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会浓墨重彩塑造的正面主人公，还是在历史风云中“败者为寇”的争议性人物，作者都力图以叙事去再现这些历史人物特立独行的性格，突出湘西人特有的文化性情，以及在命运旋涡与历史洪流的双重裹挟之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这正如刘小枫所认为：“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中，历史的沉重脚步夹带个人生命，叙事呢喃看起来围绕个人命运，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目的变得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和想象，是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痕印或经历的人生变故。自由伦理不是某些历史圣哲设立的戒律或某个国家化的道德宪法设定的生存规范构成的，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偶在个体的生活事件构成的。 人民伦理的大叙事的教化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受，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1]《铁血湘西》克服了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与败者形象刻画的简单化与平面化,突显出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将个人置于蜿蜒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深入到历史的深处与细部，探寻人物心理性格内在的复杂性与丰厚性,在精神的维度上突出人性的生动与深刻。这其中既有主要人物地下党首脑陈策、爱国人士向绍轩、巾帼英雄米月娥、瑶寨首领陈文武、民主人士马公武、匪首枭雄张玉琳、国民党高官张中宁等，也有如侠义刚烈的放蛊苗女、舍财取义的张癫子、舍身取义的牛疤子、心思狠毒的刘光寺等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小说中有上百位人物登场，但凡出现者大都性情鲜活，体现出幽微人性。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张玉琳这个人物，其被塑造得气韵生动。张玉琳在历史上实有其人，是湘西著名的匪首、军阀，但作者没有片面地根据固化的历史剪影或是刻板的民间言说，将其妖魔化与脸谱化，而是以独特的叙事伦理，尽可能地将人物放置在具体的历史与政治情境之中，使人物形象显得更为饱满与鲜活。正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言：“文学是个体叙事，叙事伦理也应该是个体伦理，它呈现的应该是‘模糊’时代中清晰的个人——对于我们这个长期被历史总体性支配的民族来说，如何把个人从‘群众’中拯救出来，使之获得个体的意义，这是文学的基本使命之一。”[2]小说从张玉琳与湘西王陈渠珍的血海深仇入笔，细细讲叙了张玉琳的人生历程。幼年时期，父亲张贤乐与兄长张玉昆被陈渠珍枪杀，还是孩童的张玉琳躲在满是鸡粪鸭浆的鸡屏中才得以活命。他从此立志报父兄之仇而读书从军，终于走上“拖枪之路”；多次身陷险境死里逃生，策动了震惊全国的“三·五事变”；从手下几十条人枪的小匪首混到势力远达辰溪、溆浦、泸溪、怀化数县的乱世枭雄，最终远走台湾成为异乡孤魂。小说在刻画这一人物身上的悍然匪性与狭隘的善恶观念的同时，还极为注重在困境与绝境中凸显人物性格及其灵魂的苦痛挣扎。如张玉琳之妻与幼子相继被杀，他抚尸伤痛的细节，他被亲近之人出卖犹如困兽般逃出肖家溪之情节，以及他与周召薇之间平常夫妻的绻缱温情等。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在历史的粗粝处触摸生命的疼痛，突显出生命真实的内在矛盾性，将张玉琳这个匪性、血性与文明性相混杂的复杂历史人物塑造得面目鲜活。此外，还有国民党高官张中宁这一人物也塑造得颇显性情。张中宁是地下党陈策当年的学生，20年前还是穷困少年的张中宁想到南京考学校却没有路费，是陈策将自己全部家当拿出资助他。之后仕途通达的张中宁一直感念师恩，但最后师生二人因“各为其主”及对时局政见的分歧而终成陌路。小说中较为细腻真实地刻画出了张中宁这位国民党专员于忠与义中的纠结，以及他最终不忘师恩、严令部下“不能对陈策有丝毫无礼”的一抹人性亮色。

小说中将陈策、米月娥与向石宇等正面人物塑造得智勇隐忍、坚贞不渝，同时，对像张玉琳、张中宁这样在历史长河之中逆潮流而动的人物，作者也著力去“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使其在模糊的历史中显得面影清晰生动，从而在“人民伦理大叙事”的基础上，使得“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得以伸展，将时代历史与人的历史深度融合，同时敞开了以一种更为人性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的可能。

二 史诗性追求中的红色“湘西形象”书写

《铁血湘西》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始终贴着历史的真相去书写红色记忆中的大湘西形象，具有一种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庄严态度与史诗性追求。

对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洪子诚认为其主要特点是：“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3]96然而，这类小说讲述既定“历史”时，需要实现“为新的社会、新的政权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思想的意识形态规范”[4]95这样的政治功能，因此，不容置疑的单一而明确的政治观念与阶级判断使此类作品显现出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同时，此类作品为了追求一种革命理想化的表达，往往将英雄人物及主要革命者塑造成超越凡俗的 “高大全”与禁欲式形象，将精神与肉体设置为二元对立，革命精神往往高扬无比，而“肉身”却缺席，情爱叙事被弱化或是消解，从而压抑了英雄人物与革命者作为“人”的维度的感性内容的书写可能，呈现出一种对历史与人性粗暴简化的写作倾向。

有学者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后革命时代”，认为“后革命文化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4]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使得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模式也发生了转型、变异与丰富。新世纪以来的后革命语境拒绝革命时期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视阈, 因此，新世纪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在后革命语境制约下，出现了注重借用革命文化的丰富资源进行日常化叙事的态势,从而将理想主义世俗化，表现出“肉身”遮蔽“精神”的倾向。

在当下,在后革命语境制约与娱乐至上的原则下，某些作品不惜以歪曲、颠覆甚至是亵渎革命历史与精神价值的方式去书写红色记忆与历史。在这样的背景下，《铁血湘西》则显现出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庄严态度与史诗性追求，这是很可贵的写作姿态。为了精确表现湘西地区1929—1949年这段错综复杂的红色革命历史，作者在寻溯、收集与消化史料方面下了扎实功夫，有不少史料是通过作品中涉及的历史人物的后人而直接获得的；同时，作者努力克服历史表象与思维定式的干扰，尽可能地贴近历史真相去再现这段大湘西的红色历史。《铁血湘西》时代背景广阔，叙事结构宏大，涉及历史上实有其人的众多人物，以多元人物命运线索为经纬组成立体化情节结构，在整体上呈现出庄严的正史形态与史诗性追求，于细节书写处亦针脚绵密。比如小说中那位让人印象深刻的湘西名人马公武，他一不从军，二不从政，只愿凭一己之力为辰溪教育事业尽力。他遍请辰溪的头面人物，以抵制日货为名，让商铺全部关门停业，迫使国民政府释放地下党核心人物陈策，以自身影响力积极救助陈策。此外，他将兴办实业所获之利，以“书剑报国”之理念兴办楚屏中学，培养“乃文乃武必忠必信”的湘西才俊，以求雪国耻安社稷。这些情节叙事中尽得此历史人物之神韵，而对于马公武最后堪称荒谬的历史结局，作品虽笔墨极为精炼，但也表现出不虚美不讳饰之严谨求实的历史态度。再如作品中关于陈策、向石宇与涂先求等中共地下党工作者的叙事，作品并没有走向两种歧途：一是对他们这些地下战线的英雄们的斗争生活放纵想象，一味猎奇求险，以离奇情节的构造进行谍战叙事，采取以“俗”取悦读者与市场的迎合姿态；二是过于注意人物七情六欲而进行过度的缺乏精神超越的日常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物崇高精神的叙写。小说中作者以一种相当节制的笔调去书写革命者陈策与向瑚的爱情关系，并未让革命精神被“肉身”所遮蔽，而是突显出陈策作为革命者所具有的坚贞不渝的革命精神与信仰。

三 以浓郁地域色彩突显湘西文化性格

学者迈克·克朗曾提出过“文学作品创造地理”的观点，他认为：“文学与其它新的媒体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5]迈克·克朗的这一文化地理学观点对我们研究湘西书写有一定启示作用。

“湘西”是一个地理、文化与历史的综合实体，是当代想像中所剩不多的神秘符号之一。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书写“湘西形象”的作品数量很多。在众多湘西书写者的笔下，“湘西形象”也呈现出多重审美样态，但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字里行间或多或少的都展现了湘西悠久的历史文化与神秘的奇风异俗。其中，对“湘西形象”书写最为成功的是与自己文字建构的“边城”一同走向世界的沈从文先生。沈从文这样的湘西本土作家，其对湘西的书写可以说是一种对湘西的“自塑形象”。虽然其作品如《凤凰》《神巫之爱》《都市一妇人》《凤子》等篇目中，有落洞、放蛊、辰州、巫术等湘西民俗的神秘书写与细致描摹，但其目的并非是通过贩卖与展示一个民族区域与地域文化中的神秘因子来取悦读者与市场，其重点是以此表现在这神秘湘西的“背面所隐藏的悲惨，正与表面所见出的美丽成分相等”，[6]是为了展现“湘西”这一自己的精神母地的诗性古朴以及湘西人特异的巫性生命形态，从而将文学作为民族与区域文化的载体，通过作家自我对于湘西的“原乡记忆”与“故土想像”的结合，使自己的作品成为记载“诗意湘西”形象的民族志。然而，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尤其是网络文学的类型写作中，诸如以湘西奇风异俗为卖点的盗墓、灵异类小说可谓海量，在这些网络作家塑造的“诡魅湘西”形象背后，显现出一种相当简单的写作逻辑：以文字奇观最大可能地吸引读者眼球并提高点击率。因此，数量庞大的文本在整体上却是一种单向度审美，表现出的是一种“他者”视角下的民间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

近几年来，“文学湘军”的创作阵势浩大，其中有不少湘西题材的小说佳作，诸如李怀荪的《湘西秘史》、刘萧的《筸军之城》、于怀岸的《巫师简史》以及邓宏顺的《铁血湘西》等，这些作品中的湘西书写可谓各擅胜场。

《铁血湘西》著力去开掘红色记忆中的大湘西历史，并以浓郁的湘西地域文化色彩，突显出根于地方的文化性格与生活形态，彰显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如小说中宪兵团的李司令与曹云溪想以“湘西蛊毒”来对付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涂先求，于是以招募会放蛊的人到抗日前线去对日本人放蛊为借口欺骗湘西苗民们。苗民们推荐出来的那位苗女因被欺骗和要挟而对涂先求下了蛊毒，但她知道真相后，拒绝了作为报酬的金条。她回乡安顿好幼子后，主动登门为涂先求解除蛊毒，并为自己做下这样的亏心事而盛装吊死在茶林里以死谢罪。作者没有极力去渲染与演绎“湘西蛊毒”这一极能引起读者猎奇心理的神秘民俗，也没有如当下一些网络小说一样肆意编排臆想诡异情节来吸引眼球，而是将对湘西独特的民间风俗及文化形态的细致摹写作为小说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此展现人物的地域性文化性情与民族性精神人格，突显出那位以死谢罪的湘西苗女刚烈、侠义与血性的性情。显然，在作者邓宏顺看来，要展示一个区域、一个民族的文化性与民族性的秘密，并不仅仅在于那个区域与民族的服装衣着、烹调方式等等，而更在于这个区域与民族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以及此区域及民族积淀已久的思想观念。此外，小说中还写到了“湘西赶尸”这一颇能引起读者阅读兴奋点的湘西诡秘风俗，但作者并未贩卖奇观，而是将此为小说叙事服务，渲染出湘西的传奇色彩。

《铁血湘西》中，从生活习俗到人物语言，从湘西民族建筑到瑶族民间山歌，无不体现出了鲜明的湘西地域与民族色彩，这是对红色记忆中的湘西地方历史的还原，为湘西地方文化性情的释放而服务，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地气、一种鲜活的存在，感受到区域历史生活的血肉和纹理，从而凸显出根于地方的文化性格与生活形态，让《铁血湘西》成为记载湘西铁血历史的一部地方志。由此，也体现出作者作为书写红色记忆中的“湘西形象”的本土作家，对自己艺术母地与精神家园所持有的敬畏态度。

“湘西”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存在体，《铁血湘西》堪称是近几年来对于红色记忆中的“湘西形象”进行审美呈现的厚重力作，作者邓宏顺以自己坚韧而沉静的写作，铸就了这样一部辉煌的“铁血湘西”的文学传奇。

[1]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7.

[2] 谢有顺.铁凝小说的叙事伦理[J].当代作家评论,2003(6):28.

[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陶东风.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J].当代文坛,2006(3):7-13.

[5]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40.

[6] 沈从文.湘西·凤凰[M]//沈从文.沈从文别集·凤凰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200.

责任编辑：黄声波

“WestHunanImage”WritingintheRedMemory:OnDengHongshun’sNovelBloodandIronWestHunan

ZHOU Huil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303,China)

I207.42

A

1674-117X(2017)04-0013-04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4.004

2017-03-12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城市文学中的广州形象”(14G55)

周会凌(1982-)，女，湖南洪江人，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