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翠翠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荀子》中的惠子形象

孙翠翠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惠子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是名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先秦诸子中的形象不一，但大体是受批评的形象，尤其《荀子》更是丑化了惠子。荀子主张“正名”、“正道”，批判虚浮无用、只为“辩”而言的名家思想。他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批判名家思想，进而转向对名家代表人物的人身攻击，以达到其主张的“制名以指实”的儒家行为逻辑和“至极之治”的政治境界。尽管荀子批判华而不实的名家思想，但他也在不知不觉中学习和吸收了惠子分析事物时哲学思辨的理论分析方法，进而丰富了儒家学说的思想内涵。

先秦；《荀子》；惠子；正名；形象

以往学者多从惠子与庄子的“濠梁之辩”的角度来分析惠子的哲学思想。管宗昌从文学的角度来分析惠子的人物形象，为我们研究惠子其人及其思想提供了新的视野。但是文章只是简单罗列惠子在诸子作品中的形象，尤其是在指出《荀子》批判惠子的“名辩”思想并对惠子转向人身攻击之后，却并未进一步分析其中原因[1]。孟凯在其文章中指出，荀子主张的言不仅要“言顺”，还要有“止辩”的目的，即“言辩”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辩”，而是要面向实践。文章论述了名家思想与儒家名学思想的冲突，正可解释惠子其人及思想遭到批判的深层次原因[2]。郑永桂进一步指出荀子的“正名”思想是在批判继承儒、名、墨、道等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目的是使“名实相符”。同时他也指出荀子名学思想片面强调逻辑服务于政治，进而阻碍了名学逻辑的进一步发展[3]。本文通过研究《荀子》中的惠子形象，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惠子的人物特征及名家思想，进而分析《荀子》名学思想的政治倾向性。

一、惠子其人与普通形象

惠子，名施，战国时宋国人。他与庄子的一场小辩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4]颇有意趣，充满了哲学意味。庄子还把惠子比作鸱，把功名利禄比作腐鼠，突出地表现了惠子贪图名利、猜忌的形象[5]。

惠子是战国时期名辩家的代表人物，也是名家思想的开山鼻祖。他提出的“合同异”和“历物十事”的辩证思想，不仅丰富了名家思想的内涵，而且其思辨的哲学态度以及理性分析的哲学方法也为其他学派所吸收，从而促进了各家思想的创新与发展。除此之外，惠子还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曾活跃于魏国，是“合纵”思想的主要组织者和支持者。惠施主张魏、齐和楚国联合对抗秦国。作为名辩家的鼻祖，惠施的作品早已亡佚，其思想散见于先秦诸子的作品中，在《庄子》《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作品中都有记载，每个作品都因其所持的观点而对惠子的形象有所修改，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这样就使惠施的形象显得比较复杂。

《战国策》中的惠子主要是政治家和敢于进谏的形象。而且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的政治主张一般都得不到实现，是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因此记载的大多不是主角，而只是突出他的善于进谏、勇于进谏的形象。这是符合他名辩家的身份的，且如此记载也是符合《战国策》的书写原则的。因为该书是书写战国时期政治家的游说之辞与言行策略的文章，所以本书中惠子作为政治家的形象不是很突出。但是作为一个敢于进谏的谏士，他的形象是十分鲜明的，本书展示了他能言善辩的人物风采。

《韩非子》不仅表现了惠子善谏的形象，而且突出了其能言善辩的形象。《韩非子》本就善于明物喻理，以寓言来说明道理，语言多平实幽默，多有警示作用。在本书中能言、善言的惠子就更被宣传成一个善于晓喻说理的名辩家，这也是符合《韩非子》说理风格的[6]。以此所见，惠子的形象无疑是更为丰富了。

《吕氏春秋》中的惠子一方面表现出了能言善辩的谏士形象，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其有名无实的狡辩家和政治家形象。这里《吕氏春秋》的主观色彩变得更浓厚了，把惠子描绘成一个有名无实，不深究学问，通过善辩博取名利的投机之徒。

因为庄周本人与惠施接触较多，所以《庄子》的记载比较详细。除了前文所描述的能言善辩和贪图功名利禄的政治家形象外，在《庄子》一书中还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惠子的哲学思想。惠子的“历物十事”虽然是对自然界的分析，但明确表现了其“合同异”的思想，体现了哲学家的风采。除此之外，《庄子》记载多以庄子为中心，惠子在书中多数时间是被教育的对象，以此来突出《庄子》的说理风格。前揭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的辩论，集中体现了两人思想的不同，也间接表现了惠子狡辩的形象。这种记述正可说明《庄子》的说理风格，《庄子》善于叙事说理，所塑造的惠子能言善辩，而与之相辩的庄子则更为机警能言，以叙述惠子辩论失败的结果来教育说理，从而使自己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庄子》通过这种教育的手法来宣传其道家思想，而惠子无意间就成了庄子道家思想的传播者。另一方面，在政治方面明显地感觉庄子对惠子具有鄙夷的思想，在《惠子相梁》中，庄子没有一句评论，但惠子的贪图名利和无端猜忌的“小人”形象栩栩如生。不过，《秋无鬼》却记载庄子在惠子的墓碑前感叹没有知己，整篇文章十分真挚，抒发内心感受，显然不是做作之文。我们知道庄子主张“清静无为”的避世思想，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而惠子能够成为庄子的知己，显见也不是那种会为了名利权势而出卖朋友的小人，更不可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卑鄙政治家。可见惠子只是在文献中充当了庄子用来教育说理的反面典型，其形象是经过艺术加工了的。

二、荀子对惠子形象的丑化

前面这些著作虽然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但还是能够大致了解惠子的形象的。作为儒家集大成者的荀子却把惠子的形象更加丑化。

《荀子·不苟》篇说：“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是说之难持者也，而惠施、邓析、能之。”[7]荀子所说的“山渊平，天地比”是惠子的名辩思想。庄子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8]音义曰：“以平地比天，则地卑于天，若以宇宙之高，则似天地皆卑，则山与泽平矣。”这里明显是带有朴素辩证法的推论。但是荀子所突出的是名辩的主题，对其名辩的学说颇不认同。所谓“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急，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公，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9]就明显表现了他对名家思想的不屑。故虽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对于“法先王”、“是礼义”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只会愚弄百姓，迷惑大众。相似的言论还有《解蔽》“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10]，都是对于名家思想的批判，认为名家思想有言而无实，虚浮而无用。至于《儒效》“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樽，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11]之云云，也未将惠施列为君子之列。

《荀子》一书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对惠子这种批判的论调，其所持的观点大致是对名家名辩的不屑甚至是鄙夷，一方面指责他们的观点“察而不急，辩而不用”，另一方面批判惠施不能“法先王，是仁义”。那么为什么对惠子唯独《荀子》基本上持一种论调甚而发展到人身攻击的地步呢？

其实答案在《荀子》一书中就能找到。《成相》篇说：“凡成相，辩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12]荀子所处的年代早已礼乐崩坏，社会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百姓希望过的是能够“法先王”、“复后王”的和平秩序。荀子吸收了诸子的思想，主张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以结束连年的战乱。《非十二子》中说：“假今之世，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13]这些“邪说”、“奸言”就包括惠子、邓析这些名辩家。当然我们也不能全部否认惠子思想，但是惠子这些人物的思想本身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更不符合荀子所提倡的“隆礼”、“重法”、“令行禁止”、“天下为一”的统一中央集权的思想，所有的思想都应该为现世现实服务，惠施的思想明显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三、《荀子》“正名”与名家思想

荀子主张“正名”，以继承、发扬儒家之道为己任。根据名-言-事的儒家名学逻辑，名学思想主要是分为：正名、言辩、成事。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儒家的名学思想与实际紧密相连，而荀子又在继承孔子的名学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有所发展。《荀子》中的名学思想与实际紧密相连，在“名”与“实”的关系中，荀子坚持“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制通”。即确定正确的“名”是要达到对客观事物能分辨清楚，使人们的思想得以交流，使一定的政治原则得以贯彻。因此他主张“制名以指实”，使“名”符合客观事物，而且要使“名”随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荀子的名学思想是首先解决认识上的障碍，同时要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符合客观的发展规律。荀子的名学不仅仅是要人们去认知，而关键是要去实行。《正名》中强调：“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读之儒，亦皆乱也。”[14]是继续秉承了其思想中批评的论调，抨击像惠施这种名实思想是虚浮无用，有言无实，不仅平民百姓受到蛊惑，甚至到统治阶级上层也会受到影响，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统治基础，不利于统一。在这里就能看出荀子的正名思想的核心其实是“行”，首先是“解蔽”，认识人类正确与错误，认识“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认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而要把握正确的认知离不开对“心”的认知，要达到“虚壹而静，静极而动”才能获得真知。荀子的名学不注重形而上学的理论，而是追求现实的关怀，因此特别强调“行”的重要性。《解蔽》中说：“知与行，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15]《儒效》中强调：“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16]足见“行”的重要。荀子认为要全面认识这个世界，贯彻名与实的理论还要会掌握一定的“术”，操纵“术”也就是掌握一定的办事方法，做起事情来才能事半功倍。而择术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要先正名，这样就使荀子的名学思想的知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荀子提倡推行儒、道的行为准则来约束世人，因此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驱，自然而然地就会对新的时代的社会问题以及矛盾进行理性反思和理论性的表达。所以荀子的思想具有尖锐的批判性，这也是有激而发，因时而言，并不是只针对惠子一人。他对当时法家、道家等其他思想都有着批判，只是时代激烈的变化要求他猛烈地抨击其他家的学说来提高自己学说的知名度，宣传自己的主张。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惠子虽然提倡“名实”的主张，但他也承认实是第一性、名是第二性的，这与荀子的“知之不若行之”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从惠子政治家的轨迹上看，他与公孙龙的诡辩还是有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荀子》思想具有尖锐的批判性，也与荀子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荀子生活在战国末期，诸子思想竞争开放，但是真正能够称为显学的也不过是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等几家的思想，而各家为了能够宣扬自己的主张会不遗余力地批判其他诸子的学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诸子百家思想的杂糅与兼收。荀子也不例外，在荀子所处的时代，“法先王，复后王”、追求“至极之治”成为许多士大夫的目标，各诸侯国也竞相追求能够帮助他们实现一统的政治思想，这就为那些怀有抱负且身负圣王之教的人提供了游学讲道的契机。荀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荀子希望复孔子先圣所推崇的儒家正道，这就不可避免地要为儒家思想正名以宣传儒家正道。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战国策》的记载中惠子就已经为人诟病。《战国策》有一段议论性的文字：“惠子非徒行其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17]惠子为人诟病的原因不外乎是“徒行其说”。《战国策》成书时间不一，作者也不定，但惠子为人诟病在惠子死后或者生前可能已经成为常态，那么在《荀子》成书年代被批评应该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常态在《吕氏春秋》中也有印证，《吕氏春秋》善于说理，但也毫不掩饰地批评惠子及其名实之说虚浮，其名辩就犹如“郑卫之音”动听而无益，就如惠子名辩有言而无实，只是在作文字游戏[18]。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惠子的人物性格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虽然这些都是思想家的作品，难免带有主观的色彩，但是还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惠子的形象。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算不上醉心于荣华富贵，没有被权势名利所累；他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位有政治抱负的政治人物；他能言善辩，但有时也是一位卑弱的辩手；他还是位著名的名辩家，有些哲学思想其实还是得到了时人尤其是庄子的认同的。

《荀子》一书虽然对惠子思想进行一边倒的批判，但是惠子的名实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荀子。惠施的一生虽然在政治上不太如意，却也一直践行着敏于行的人生哲学。惠子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表达了肯定世界客观存在的态度，与他后来的名家人物如公孙龙是不同的[19]。他是承认实的，因此与荀子所提倡的“制名以指实”的观点其实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荀子》的思想其实已经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他的影响。只是惠子不成功的政治家形象以及其名家始祖的身份使其名实思想大打折扣，而诡辩思想日益突显，进而成为人们批判的中心。

四、结语

惠子形象在《荀子》中所受到的批判，正反映了战国时代各家思想的“事功”倾向。虽然在哲学史上惠子的名家思想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但是在那个大部分学说都在为兼并统一战争服务的时候，惠子的学说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只能成为现世学说宣传的牺牲品了。因此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惠子虽然是个饱受非议的人物，但其时他的思想已经得到其他各家的认可并进而杂糅利用了的，这也是那个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开放的社会极为普遍的时代特点。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人们可能达不到“立德”“立功”层次，但是“立言”却是通往圣贤的第一步，因此许多思想家都首先从“立言”做起。道家的庄子时常言辩，而且善于晓喻说理，儒家的先师孔子、孟子也是能言善辩之士。令人感慨的是，对于名家的勇于言辩，人们却大多表示鄙夷，认为其无用，华而不实，甚至连华丽的表象都算不上，只会给人留下诡辩狡猾的印象。然而言辩又是那个时期必备的技能，在那个年代，君子必辩，只有通过言辩才能驳倒别人的观点，并宣传自己的学说。因此，先秦诸子虽可以争议惠子的人格，但他在中国思想史以及哲学史上的贡献却是难以磨灭的。

[1]管宗昌.先秦作品中惠子的文学形象[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1（02）：182-186.

[2]孟凯.正名与正道：荀子名学与伦理政治思想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14-185.

[3]郑永桂.试论荀子之“正名”思想[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3：12-61.

[4][5]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1：605，607.

[6]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177.

[7][8][9][10][11][12][13][14][15][16]王先谦.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38，90，94，123，142，392，397，414，460.

[17]何建章.战国策注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559-560.

[18]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435-1474.

[19]黄长平.论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J].集美大学学报，2014（1）：117-122.

[20]王堃.正名：儒家正义论之统绪——以荀子正名与正义思想为例[J].东岳论坛，2014（4）：11-17.

The Image of Hui Zi in Xunzi

SUN Cui-cu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Shaanxi xi'an 710019,China）

As a thinker and politician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Hui Zi w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in the School of Logicians.His images in the pre-Qin writings were different,but generally can be seen as a critical one,especially in Xun Zi that greatly defamed his image.Xun Zi advocated"rectification of name"and"right way",while criticized Logician thoughts that were impractical,useless and only for"critical debate".By using the Confucian moral standards to criticize the Logician thoughts and posting personal attacks on Logician representatives,he wanted to achieve the Confucian behavior logic of"standardizing names to identify matters"and the political realm of"extreme governance".Although Xun Zi criticized the impractical Logician thoughts,he unconsciously learned and absorbed the way of philosophical analysis from Hui Zi,thus enriching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ism.

pre-Qin;Xun Zi;Hui Zi;rectification of name;ideology

K205

A

1674-7356（2017）-03-0057-04

2017-02-22

孙翠翠（1992-），女，河北石家庄人，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先秦史。

时间：2017-03-1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96.G4.20170314.1635.004.html

10.14081/j.cnki.cn13-1396/g4.2017.0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