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桐，张 萌

（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解读上海租界时期的新闻报刊事业

张金桐，张 萌

（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61）

维持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上海租界，处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时期，是近代中国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的一个“窗口”。上海租界期中国报刊事业开始向近代化起步与衍变，初步具备了近代社会的新的特征。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华办报，宣传西方基督教思想企图征服中国人骄傲自大的排外心理，他们的办报活动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知识分子，催生了近代大批著名报人。“租界”这片“国中之国”在西方成熟报刊体系影响下，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媒介集团化经营、出版自由和商业经济的先进资本主义性质的办报理念。

上海租界；新闻报刊事业；报人聚集地；办刊理念；办报思想

租界是外国列强侵略与瓜分中国的缩影，给近代中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与危害，但租界的存在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近代报刊史发展的源头。包括《北华捷报》和《字林西报》的外文类报刊、《上海新报》、《申报》、《字林沪报》和《新闻报》的中文商业性质报刊均是第一批在上海租界产生的，传教士创办的外文报刊为我国近代报人创办提供了参考样本与借鉴范例，引入了近代科学的办刊理念与方法，为国内报刊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客观上推动了我国报刊事业的长效发展和社会历史的近代化进程。

一、上海租界期报刊事业发展状况

1845年11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共同公布了《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了上海英租界。随后美国、法国租界相继建立。直至1943年8月，上海租界时期宣告结束，在中国近代史上持续了近百年。这一时期由持有不同立场的办报主体所创办的报刊种类各异，有传教士主办的商业报刊，外国商人创办的报纸，国人报纸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创办的各种编译报刊，群众团体出版的抗日报刊，还有在中国近代史上划上浓重一笔的“洋旗报”，各类抗日期刊和丛刊纷纷涌现。

1.传教士创办的商业报刊。鸦片战争发生以前在国内创办的传教士报刊种类很少，而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在中国的创办活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世纪末，是外国人创办的报纸在中国内地膨胀的时期。西文商业报纸的盛行，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传教士宗教报纸，成为了西方殖民者在华报刊的主要精神力量和物质支撑。《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在上海英租界出版，该报发行初期文章内容短小且发行量还不足以支撑国内消费市场，但该报是一份非常完整的近代报纸，具备广告、评论和新闻消息等题材。

2.外国商人创办的报纸。1872年4月30日，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在上海创办了《申报》，又名《申江新报》，该报旨在营利，报纸性质定位为一家商业报纸，是近代中国报刊事业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有显著大众号召力和凝聚力的近代报纸。1949年5月27日终刊，共出版27 000余期，在我国内地新闻事业研究史上拥有着不可逾越的重要历史地位。

3.国人创办的报纸。1874年6月16日出版的《汇报》是上海第一份由国人所创办的中文日报，创办人是中国首位赴美留学生容闳，该报旨在铺陈直叙任何有利于中国报刊事业发展的社会案例或者观点看法，不必在乎西方人的立场。1896年1月12日由梁启超等改良派知识分子在沪创办《强学报》，鼓吹变法，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进步；先进报人胡璋于1896年6月26日在上海创办了《苏报》，1903年底终刊。该报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903年由章士钊担任主笔，开设了“学界风潮”和“舆论商榷”两个专栏，大批报道学生运动，并且为革命大造社会舆论氛围，进步倾向明显；1912年10月12日，史量才正式接办《申报》，秉承安纳斯脱·美查的办报理念与追求新闻真实性，把报纸当作记录历史的一份重要载体，坚持“史家办报”思想，“刚接手时《申报》销量达7 000份，到1930年，报纸日销量接近15万份，增长了20倍”①，是中国现代报纸开端的标志。

4.抗日报刊。即使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中国报人也从未终止过国内舆论宣传活动。1937年11月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阶段，中外各种政治势力无不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来创办报纸，扩大言论主张的势力影响范围。具体分为三种：一是编译报刊。1937年12月在租界出版的《译报》和《集纳》周刊，其中《译报》因抗日势头明显，仅仅出版12期就宣告停刊；二是由民间群众创办的抗日报刊，如《团结》《学生》等；三是西方商人主办的报刊，也叫“洋旗报”。其中著名的洋旗报有《每日译报》《文汇报》《导报》《国际夜报》《循环报》等，这些报纸共同创建了一个比较集中的国内抗日宣传基地。其他报纸种类也都有参与抗日宣传，如《良友》画报、《文摘》《上海妇女》等杂志丛刊，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十种。

上海作为中国观望世界的一个窗口，一定时期、一定限度内在宣传进步思想与舆论造势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保持了同步发展，办报水平远远超越中国大陆。而上海租界这个“国中之国”又满载了传教士和中国先进报人的远大理想，虽然双方各自的宣传目的相差甚远。处于特殊时期特殊地区的中国上海租界，开创了中国内地新闻报刊事业的一派繁荣景象，吸引了大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革命志士纷纷投奔于此，上海租界为我国近代办报创刊集聚了丰富的办报经验和理论指导，能够推动我国内地社会报纸近代化进程长期有效发展。

二、上海租界区成为办报人的聚集地

租界之所以成为报人聚集之地，缘于租界较中国当局高压统治下的内陆舆论环境拥有较大言论自由空间所致。上海这座大都市分布着华界、租界，而租界又被英、法、美等不同的西方国家控制着，利益与矛盾形式多样，因此这也给中国近代报业在租界内的长期发展留存了一段“缝隙”，创造了一种相对自由的客观环境，同时也奠定了上海“兼容并包”的文化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地缘条件。

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史已经有几百年之久，而上海租界却是由外国报人统治逃离了清王朝的魔爪，生活在租界里的居民与大陆民众相比享有更多和更广泛的言论自由权和发言权。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商人、传教士均来华，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口有明显上升的趋势，据相关资料统计，在上海这座通商口岸，“1849年仅有外国人175人，1870年为1 666人，1880年为2 197人，1895年为4 684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增加了二十多倍”②。“上海开埠初期的1852年人口数为544 413人，到清末1910年已达1 289 353人，华界人数为671 866人，公共租界为501 541人，法租界为115 946人，可见所增移民人口主要是在租界。”③上海租界区人员流动频繁，数量众多，从国外留学返沪的国人有黄远生、邵飘萍、李大钊、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和刘少少等，这些仁人志士为国内租界地区报业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1.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庇佑”。自中英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以后，上海这座大城市沦陷，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片区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极大削弱了地方积极主动的管辖权力与范围。租界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并且完全遗传西方国家的行政司法体制制度。治外法权，规定在上海租界区域外国人犯了事需由所属国来责判，不受中国政府控制，一定程度上为外人在华办报添加了一层政治制度的保护膜，发言权和创办报纸的各项条件都有所缓解，一定意义上相对产生了比较自由的发言空间。在上海租界区，外人享有治外法权，本来应该接受中国政府管理与控制，但事实远不是如此。上海租界逐渐演化为“国中之国”，西方统治者超越中国清政府政治统治开始任意在租界创办各类各样的新型报纸。一个良好的办报环境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与批准，而上海租界凭借“治外法权”这一特权摆脱了中国国民党统治阶层的“魔爪”，保存了一定范围的自由空间。

2.著名传教士在沪活动频繁。最早向中国读者阐释西方传播思想的是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和大批商人，他们强调办报的目的是知晓国内外大事件，超越地理距离的时空范围传播古代与今天的时政之变。根据历史资料统计数据来看，自马礼逊来华传教期间开始，由国外涌入向中国传教的人数共有61人。外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自此以后外国人在国内主办的具有中文和外文字样的报刊数量多达200多种，占据我国当时报刊总数的4/5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西方传教士主刊，其他的也都是在传教士地位之下隶属于整个报纸机构。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租界周围地区创办的报刊主要有《六合丛谈》、《中国教会新报》也就是后来的《万国公报》，依次为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其中参加编撰和文字写作的还有很多国内人士，他们都为我国近代报刊事业史的发展做出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值得业界学者学习和敬仰。

3.国内报人积极响应。国内成绩显著的报人都是留学归来，他们将自己在国内外学习到的先进的创办经验和实践锻炼运用于国内整个大的新闻传播环境中来，如黄远生在日本留学归国后主要为上海周边地区著述国际时政评论、邵飘萍日本归国后应聘于国内《申报》等几家著名报纸，负责新闻时评专栏、还有李大钊、张季鸾、胡政之、林白水等。他们都各自有着自身独特优异的写作才能，在各大国内报刊发挥自己所长，为当时我国国内新闻时政和客观事实的传达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标本和范例。他们从国外带来了西方国家先进的资本主义范式的媒介经验，为近代报业和上海租界撰写述评、时事言论和国际评论，在中国近代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充当“喉舌”，充当了话语传递的媒介工具，充当了政府与民众交流沟通的桥梁与中介。

上海租界区之所以成为报人聚集之地，有制度法律层面的维护、也有传教士积极创刊所致，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国内有志之士积极投身于办报事业，其中史量才主办的《申报》沿袭了安纳斯脱·美查办报盈利的理念，人才济济，取得了异常显著的传播效果。上海租界成为国内报人办报的集聚地，汇合了国内各行各业优秀人才，传教士的办报活动也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上海地区报业经济氛围，各方面因素共同构成了上海良好的办报组织环境。

三、西方人的办刊理念与上海租界区报人的办报思想

上海租界不仅汇合了中国近代一批报刊报人，所办的报刊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而且这批报人还积极吸收西方人先进的资本主义办刊理念，引进西方媒介资本运营经验并结合中国本土实际情况形成自己的办刊思想，从而发展壮大我国的近代新闻报刊业。

1.“媒介集团化经营”理念。媒介集团旨在发挥劳动力资源的集中优化、产生规模利益，基于一定的协议与合同共同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共同致力于公司的统一经营和繁荣发展。这种经营方式有利于整合优化媒介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扩大媒介共享范围。世界上第一份报纸和杂志均创办于美国，以盈利为目的，外有治外法权的庇佑，内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再加上一个稳定读者群的形成，为租界内报刊的宣传引导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人力基础。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美法等国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随即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1871年，上海与伦敦这两大城市之间开通了海底电缆，加速了国际信息的传递，租界报业异常繁荣，远远超过了中国内地报刊事业的发展速度。

十九世纪英国帝国主义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闻出版机构——字林洋行，该机构集报纸、公司运营等为一体，其中报纸也分中文和英文，每家报纸都各具特色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功能阐释了报纸历史进程，具有浓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字林洋行成为当时外国商人在国内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出版集团和业务公司。字林洋行集团下的各类报刊成绩优异，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优秀的报业经营理念与方式后业绩都有所提升，同时字林洋行还主张进行多样化经营，共出版了集增刊、副刊、特刊以及纪念刊等刊物种类，如《字林行名簿》《北华捷报·商情报告》。字林洋行是一家经营文化传播事业的新闻机构，其历史资料记载对研究上海晚期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都极具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其企业化经营速度之快可与当时世界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出版事业相匹敌，同时字林洋行的报馆和技术设备也都不断更新换代，技术水平居于世界前列。

字林洋行的集团化经营模式已经初步确立，这种现代传媒经营理念不仅在当时对中国近代报业的改革发展开创了先例，对报业发展的今天也仍然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一家报业可以经营兼报纸、副刊、杂志、广告、休闲娱乐等具有集团化性质的市场实体，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上是鲜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传媒集团的整体优势。

2.“出版自由”的办报观念。该概念起源于英国，由约翰·弥尔顿首先提出，他认为出版自由是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一个理论基础。书中主要观点包括：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保障言论自由与战胜谬误的必然性；信息观点必须及时公开；及时自我反省。“出版自由”观念的提出至上海租界创办时期已经有长达二百年的时间，但“出版自由”的办报观念定对中国新闻传播出版事业历史进程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传教士麦都思、李提摩太、著名英国商人美查以及20世纪初在租界内发生的“苏报案”都曾受西方“出版自由”观念的感染与熏陶，影响着中国近代化社会进程。

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刊发的《新闻纸略论》一文，对历史报纸的发源、新闻自由和西方国家报纸出版的大概情况都有所介绍和阐述，这在当时社会具有前瞻性的重大意义，具有近代历史性质的传教士报刊，对处于世界落后阶段的清政府来说带来了出版自由、印刷技术、排版样式、报业经营方式和舆论引导等新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理念，为我国近代报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尽管西方殖民者未给中国带来出版自由制度，但是这种制度下潜在的出版自由理念已经在中国腹地生根发芽，开始繁衍生息。

西方传教士在上海租界这一处于特殊国际政治管辖范围地区开展的办报扩张活动，实际上已经严重突破了中国封建清政府能够忍耐的限度，超出了封建政权能够允许的管辖范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西方国家的近代报刊活动已然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早期的传教士报刊，无论内容上是对西方国家国土人文习俗的介绍，还是基督教教义的回归以及各国政治社会消息，都冲破了封建官府的言论专制制度和言禁政策，向中国介绍了“出版自由”观念，充分显示了上海租界时期近代报人敢于突破封建言论、挑战封建权威的“大无畏”的精神气概。

3.活跃的“商业经济”。商业经济旨在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商业形式的经济范例，供社会持续经营。报刊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采取各种营销手段提高自身竞争力。根据《洋商史》记载，“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1860年来上海，和他哥哥菲尔特利克·美查一起经营进出口生意。美查见《上海新报》刊登广告可以赚钱，且中文报纸只此一家，而华人读者极为广泛，遂和他的英国朋友伍华特（L.Woodward）、普来亚（W.B.Pryer）和约翰·瓦基洛（J.Wachillop）4人集资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申江新报》，后改名《申报》”④。史量才自1912年后承办《申报》后开始进行大范围的系列改革，报纸开始具备企业化经营的性质，主要通过扩展广告业务、改进发行工作、革新技术设备等来提高报纸在全国范围内的销量。据不完全统计，《申报》自1912—1917年报纸销量就增加了2.5倍，至1925年销量更是超过了10万份，在随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其销量大增，可见《申报》在当时社会上的受欢迎程度。其中创办资本金额也有翻天覆地的改变，1907年席子佩主办报纸时期不到8万元，自史量才接办以来报纸全额资产数量已经将近200万元，是最初创办时期的20多倍，并且年营业额高达200万元，而其中的广告收入几乎占据3/4，《申报》的创办及其之后的繁荣发展代表了当时社会历史时期的一个方向航标。

史量才在报界的成功，又进一步激发了与《新闻报》的竞争，两家为了争取上海报业顺序排名使出了“浑身解数”纷纷采取一系列报纸改革措施，活跃了租界地区及周边环境的舆论氛围。“近代上海是中国报刊中心。晚清中国报刊有四分之一以上出在这里。据1905年统计，其时全国（包括香港、澳门）有报刊240种，其中在上海出版的就达119种。据《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统计，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有460种在上海出版，占26%。报刊众多，就能形成良好的竞争环境”⑤。史量才通过《申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对扩大《申报》的创办规模和社会影响都有重要作用，致使国内出现了罕见的“报刊黄金时代”。《申报》之所以能够在当时社会历史时期发展迅猛，离不开史量才和国内其他优秀留学归来的报刊人才，他们共同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写下了深深的一笔。

四、结语

西方新闻事业成熟已久，我国上海租界地区的报业巨头能够有效知悉政治动向、社会经济发展大势和文化传播的方向，了解传播对象所需、所想和所求，根据受众多样需求创办了集报纸、杂志、期刊、副刊多种化的集团化经营公司，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思路和创办特点。外国传教士在上海的办报活动影响了中国报人办报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极大激发了我国近代报人办报才能，使他们有勇气积极踊跃投身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中去。上海这座城市成为我国商业性报纸的创办中心和经营基地，同时也造就了上海成为我国第一座发达大都市。上海租界时期孕育的先进的报业经营模式，丰富了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理念体系，他们的经营理念与办报实践对我国现代报业的长效发展依然有高度的历史意义和参考价值。

［1］徐载平，徐瑞芳.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19）.

［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42.

［3］邹振环.清末的国际移民及其在近代上海文化建构中的作用［J］.复旦学报社科版，1997，（3）.

［4］［5］熊月之.《申报》与近代上海文化——纪念《申报》创办140周年［N］.社会科学报，2012-04-26.

Reading the Newspapers Career of Shanghai Concession Period

Zhang Jintong，Zhang Meng
（Humanity School，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 050061，China）

Shanghai concession，maintaining nearly a century old，is a special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is a"window"for modern Chinese to par with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Concession of Shanghai Chinese newspaper career began to evolve modernization，initially has the new features of modern society.A large number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started publication to propaganda Western Christian thought to attempt to conquer arrogant xenophobia of Chinese people.Their activities influenced the Chinese generations of intellectuals，bring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large-known journalists."Concessions"，"state within a state"，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mature Western press system，formed the conception of a media group management with Chinese local characteristics，press freedom and commercial economy with the advanced capitalist nature，commanding the modern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ewspapers.

Shanghai concession，career of newspaper，gathering of journalists，conception of publication，newspaper thought

G219.29

A

1673-1573（2017）02-0012-04

2017-03-20

张金桐（1963-），男，河北衡水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新闻传播；张萌（1990-），女，河北邯郸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业务。

张增强

●文化与新闻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