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熙

当代诗词创作经过近三十年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相比发展初期，当代诗词的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艺术的标准也在重新建立，并且形成了“求正容变”这样重要的艺术思想。但是，无庸讳言，当代诗词创作界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这不仅是诗词界的呼声，也是大众对诗词界提出的要求。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古代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诗歌创作传统与诗学传统缺乏了解与学习。

中国古代的诗学传统十分深远而且丰富。《尚书》就已经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整体诗歌观。与此同时，最早见于《周礼》的“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亦即《毛诗·大序》所说的“六义”，也是一种成体系的诗学思想。这是中国诗学的本源，在今天仍然需要回顾，乃至加以重新阐释、弘扬。但上述思想，主要形成于群体诗学的时代。随着个体诗人的成熟、个体诗学的展开，中国古代诗学思想在言志与六义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和丰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毛诗序》用来阐述变风变雅发生原理的“吟咏情性”之说；它开启了后世文人诗的创作原则，是对“言志说”的重要发展，也可以说是个体诗学时代最重要的美学思想。此后，中国古代诗歌经过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从建安风骨走向齐梁绮靡，在展开的同时也让不少诗论家陷入深思。一直到初盛唐诗人重新提倡汉魏风骨、兴寄，并且适时地创造盛唐诗的艺术精品，为后世诗人在《诗》、《骚》、乐府之外，建立了新经典——同时也是文人的个体诗学中建立的经典。这是艺术史上最伟大、最具创造力的事实。“诗至有唐，体制大备，菁华极盛”（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序》）。唐人不仅创造了诗歌的经典，同时在继承传统诗学思想的同时，创造出新的诗学范畴，其中风骨、兴寄、兴象、境界等范畴，不仅昭示了诗歌创作的方法，而且启示着诗歌艺术的品格。

唐以后的诗歌思想，以中国古代儒学诗教与唐人诗学为两大经典，不断地作出新的阐释与发展，同时也适时地解决每个时代出现的“诗歌问题”，一些方面达到了辩证的高度。如词体创作方面婉约与豪放的长期争论，这两种不同的词学理论在事实上又构成一种互补。在此过程中达到了对词体艺术的特殊性与词所具备的诗歌艺术的普遍性这二者的辩证统一。甚至明清以来出现性灵之说、格调之说、神韵之说，也都是从一个角度对诗歌艺术的本质的再阐述。尤其可贵的是，这种艺术主张，都不是空洞的理论概括，而是建立在艺术实践的基础上的。

我们在回顾这些艺术范畴的同时，也可以发现当代诗词创作中的问题，如没有真正实现言志原则，缺乏情性、比兴与兴寄，没有创造出兴象之作，作品缺少风骨，没有形成境界等。可以说，当代诗词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很多地方都可以从回顾诗学传统、学习古代诗歌经典中得到一种认识。只有真正回顧传统，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精品。

不仅中国古代诗歌是人类诗歌的瑰宝，中国古代的诗学思想也同样是人类美学的重要创造。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者对中国古代诗论做出了成果丰硕的研究，但是由于缺少实践的体验，对中国古代诗学传统的价值尚未达到充分的认识。当代诗词家如果能够在自身的创作实践中积极学习中国古代的诗学传统（实践与理论两方面），则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而且也有望重新阐释中国古代的艺术思想，贡献于人类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