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邪

那天早晨，接连拦下了四辆出租车，却都没能坐上去。这是怎么了？我仰头，天空灰蒙蒙的，再低头端详自己的手掌，掌心发白而且僵硬，手指不住地微微发颤。

这样的事，是绝对不能迟到的！虽说时间尚早，可我还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急切。

又一辆出租车驶来。我向前迈出几步，猛地伸手，动作的幅度有点大，以致打了个趔趄。

在失去重心再到努力收势保持平衡的一瞬，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此前，第一个司机摆了摆手，没说原因，第二个说太远去不了，第三个似乎心情不佳，皱眉说不去不去，第四个则莫名其妙，说，来不及了。四个司机，无一例外急急忙忙奔驰而去，但仔细一想，这些拒载的理由不都很古怪？

簇新的红色出租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司机竟是个柔弱的年轻女子。到哪儿呢？她侧头问。喏——那儿！我用手一指前方的天空，然后机灵地去拉车门，装做急巴巴的样子，边说边就坐了上去。

哪儿呢？她踩下油门。

嗯，那儿！我支吾着说，你先右转。

车子冲出去，右转弯。

去哪儿啊？她又问。

我也不知道哪儿……我寻思着说，嗯，我知道那儿，可我不知道……

车子突然慢下来。

哦！我想起来了，是殡仪馆那儿……

什么？殡仪馆？

她的声音尖利起来，打断了我，再转过来一张阴沉沉的脸。

不不！我赶紧说，是在那儿边上，可叫什么来着呢，我真……想不起来，不过我认得路的呀……

从侧面看过去，她脸色缓和了一下，但还是有点苍白。她一连报给我几个地名，我胡乱逮住了一个，说对对对，肯定是这个，就距离殡仪馆很近的，不到一百米的样子。

记住喽，以后可别说去那儿！她冷冰冰地说，一大早的，你要说去那儿，晦气不？

我确实是要赶去殡仪馆。

从来没去过殡仪馆，那儿的地名，还真叫不上名字来。我只知道，它的大门距离马路约莫三百来米，那三百来米的路，两旁栽着小松树，小松树一年年长高，那条路也越发变得阴森。

殡仪馆依山而建，几幢低矮的房子组合在一起，一大片的白色，总是在阳光下泛起异样的白茫茫。

自从有了殡仪馆，十多年来，每当我偶尔坐车经过那一带，总觉得，它是我的目光所無法躲避的一个存在，因此也总是忍不住有意无意地远远瞥它一下。

瞥一眼殡仪馆，我几乎每次都要想起一则忘了是在哪里看到的笑话。讲的是一辆公交车经过殡仪馆附近，司机说，殡仪馆下！车停下了，可是没人下。怎么没人下呢？司机奇怪说，刚才明明听谁说要下在殡仪馆的！一整车的人都默不作声。这时司机指着一个胖妇女说，是你吧？刚才你说……谁知胖妇女赶忙呸呸了两声，说，我才不下呢，我是下一站！到了下一站，胖妇女下了车，公交车再次启动，这时，乘客中突然有谁说，神气什么呀，今天不下在殡仪馆，可总该有一天，你还是会下在那儿的！此言一出，一整车人猛地哄笑起来……

那天，出租车驶过了殡仪馆的路口，大约一百多米，我才装模作样下来，然后掉头往回走。

到殡仪馆，是为参加一位画家的追悼会。那一次，我没有条件反射式地想起那个笑话。

下马路，走在通向殡仪馆大门的那条阴森的林荫路上，这才感觉到，其实那条路并没有那么长，似乎最多只有一百多米。

一路上，满是洒落的冥币与鞭炮的残骸。中途与一支队伍迎面相遇，人人悲切，为首的妇人，被人左右搀扶着，一副撕心裂肺号啕的模样，但她的喉咙，已经差不多嘶哑得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了。

进了大门，发觉整座殡仪馆其实特别的小，也因为人太多的缘故吧，显得过分局促。

正中央的大厅门口，巨大的黑白横幅就是为这位海洋画家而悬挂的。大厅前聚集了许多人，大多穿黑衣，三三两两，低声攀谈，或者沉默着……

穿过人丛时，我听到，有谁在小声唤自己的名字。迟钝地抬头，循声搜索，一再越过一双双呆滞的眼睛，找到那双特别明亮的。我走到了那个女子面前。丰姿绰约的女子，对着我微笑，但我感觉得到，她的微笑是礼节性的，转瞬即逝，并且此刻，她已收敛起了往日所有的风情。

我领到了一朵白绢花和一块黑布，别在胳臂上，然后踱进空旷的大厅。

大厅真的是空旷。恐怕，这是整座殡仪馆里唯一空旷的地方了。

画家孤零零地躺在花丛中，上方高悬他的头像，头像两旁是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一副挽联。拍摄头像的那年，画家还比较年轻，淳朴的微笑，凌乱的长发被风撩起，拍摄的地点也许就在他喜欢的大海边？

第一次与画家见面，是在十九年前，我们在楼梯上错身而过，我上楼找他的办公室，他下楼打水，到了楼下，他在楼梯脚下仰脸喊我——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但他似乎认定我是来找“文联”的，问我是不是找“文联”？我说是，他让我在上面等一会儿。我在几层楼梯的上方通过楼梯间的那个狭窄地带目睹了他的面孔，听到了他中气十足的口音。后来我想，他应该是从我的身上嗅到某种文艺的气息了吧。

那次见面后的第二年，他就无法说话了。由于喉癌晚期，他动了手术，永远失声，并且在那家权威的大医院被主刀医生下达了死亡通知书——不难想象，医生们应该是在他的咽喉里明确看到了现代医疗技术所无法攻克的不堪景象。然而，医生们的预言竟然完全失效，他活了下来，并且还一直活着。十八年来，他奇迹般地活着，非常倔强地活着，死神一次次如影随形，他则冷笑着一次次脱身——多重的癌症，七次的手术，而就在这一段艰苦卓绝的时期，他留下了几百幅的作品。

“人生到了不怕死时，也是一生中最有力量的时候！”

这是画家说过的铿锵之语。现在，他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他留下了自己的画作，留下了一对儿女，还傲然留下了对死神的蔑视……

追悼会开得比想象中潦草得多。默哀时，音响里播放海风、海鸥的声音，在这样的声音中见证画家的离去，原本完美，但属于大海的声音马上隐去，来了统一的哀乐。默哀时真的不需要这样的音乐！而后领导的讲话字正腔圆，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画家的一生，可是，倘若画家能听到这样毫无新意的概括，他是否会举手提出抗议？

偌大的大厅，四周摆满了花圈。那些花圈是可疑的，它们的白是黯淡的白、掺假的白，后来我才明白过来，那些花圈都是殡仪馆方面出租的，只有它们上面的那些挽联是真的，但所有的挽联，却都出自一副极度匆忙的手笔……

整个追悼会，唯一的亮点是画家的儿子的出场，他在沮丧中仍带着几分父亲的那副傲然的神采。

“他早已赢得了这场战争，我的家庭战胜了这场战争！”

画家的儿子的口气中，有他父亲的那种铿锵，这句话让我觉得心中陡然一振。

是啊，十八年，虽败犹胜！

向画家鞠躬告别之后，我缓步随队伍绕了一圈。近距离瞻仰遗容，我目睹到，花丛中的画家躺得无比轻盈，他已经精致得仅剩下骨架与皮肤了，他的血肉早已在与死神的持久较量中消耗殆尽……

走出殡仪馆，短暂的一刻，我突然不辨东西了。

坐车回家的路上，我一直被信仰这个词缠绕。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

画家的信仰是画画，艺术已然成为了他的宗教。而芸芸众生呢？一个基督徒，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他会想到天堂；一个佛教徒，他会想到极乐世界。那么，没有信仰的人怎么办？他们将没有下一站，他们的内心是不是充满了恐慌？

我的忧虑，此后没过几天，便遭到了最严峻的拷问！

刚准备过六十大寿的三叔，好端端地，声音嘶哑，气喘得厉害，一查，是肺部长出了一个拳头般大的肿瘤。半年前查过一次的，一切正常，半年过去，恶瘤业已稳扎营帐，并且迅速扩张！命运蛮横得不由分說，只给我的三叔预留下至多半年的时间，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女儿长期在外，唯一的儿子身陷囹圄；两年前，一次意外，让他成为一个永久的跛子。这些都没能让生性幽默的三叔趴下，而此时此刻，命运柿子拣软的捏，再次幽了他一默。

在我们这个大家族中，十五年前，命运与我的祖父开了个玩笑，让他错误地亡故。十五年后，三叔将第一个追随他的父亲离去。

在三叔面前，我努力充当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每天动用一大堆谎言，外加丰富的表情，完成出色的演出，因为向他隐瞒真相，是我们整个家族的决定。而一连几个晚上回到家，我吃三叔带来的他在乡间田野种植出的小白菜，泪水一次次毫无节制地涌入青翠的碗中。我心灵手巧的木匠三叔，他刚刚成功用辣椒水代替农药，种植出了第一批有机小白菜，他正为此而踌躇满志……

开始化疗的前一天，我推轮椅上的三叔去照X光片，我们从住院部大楼的四楼坐电梯下到二楼，再经过一条专门的通道，直接去另一幢的门诊大楼。

进入二楼的走廊，推行了几步，我这才想起，原来医院里并不仅仅只是忧愁甚至泪水涟涟——比如这一层产科病房，便到处是欢声笑语！

我推着三叔穿过产科病房的某一段走廊，两边的房间里一再泄露出了充满生机的咿咿呀呀。迎面走来的一个老婆婆，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是笑，她怀里抱着胖嘟嘟的粉嫩的孩子，而那孩子仰着脸，挥舞着小手，似乎是瞥了我一眼，瞳眸里漾着漫溢的好奇与快乐……

转向那条通道，我吃力地推三叔上坡，然后小心翼翼地下坡。我感觉，那些孩子刚刚来到了这儿，而我，是从这儿送我的三叔去——那儿。

轮椅上，无言的三叔，仿佛越来越沉重，我用力，再用力，恍惚间，我又觉得，轮椅上的人是我，推着我的，是我那年幼无知的儿子……

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坐在台灯下看书，突然，感觉整张书桌晃动了起来，而胸口着实咣当了一下。事后，我坐在那里，呆呆地，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不敢大口呼吸。

那一晚，我为明显感知到了自己身体内部的一场动乱而难以入眠，可第二天，才知道那是个错误——昨晚的那一刻，原来只是因为海峡对岸的一次大地震。

而今晚，我的书桌猛地又晃动起来了！

今晚，我又一次感觉到了胸口的那一声剧烈的咣当。

我在想，这也许又是哪里发生了一场地震？

我忽然变得满怀侥幸，竟随手打开了电脑，只为无耻地希冀看到一场即时播报的地震消息……

（选自《天涯》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