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

“塑料王国”里的隐秘生活

文｜方圆记者 毛亚楠

不能因为所谓的个体生活而去忽略大的价值观上的一些是是非非。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和冷静，不管临时的改变带来怎样的阵痛，也必须壮士断腕，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焚烧塑料产生的滚滚浓烟，连同上千家工厂同时在排放的塑料烟气，让整个地区笼罩在多氯联苯类致癌物的毒雾之中。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一家生态中心垃圾回收部里，成吨的生活垃圾映入眼帘。一端的分拣线上，负责垃圾分拣的工人正忙碌着，他们的任务是拣出各种塑料、金属以及玻璃。一位名叫丹尼尔的部门经理介绍着这些垃圾的归宿，不便运输的玻璃和金属会被就近处理，而那些塑料，丹尼尔说，“无疑会流向中国”。这是纪录片《塑料王国·媒体版》的开场。

导演王久良到现在还记得，当一个美国人很自然地跟他说，“看，那一车塑料垃圾都是要运到你们中国”时，自己所受到的冲击，“有种民族自尊受到了玷污的感觉”。

那是2011年，彼时他的成名作《垃圾围城》传播正热，这部反映北京周边垃圾污染状况的纪录片显示出其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一段时间里，它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对垃圾处理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片子被著名学者鲍昆誉为“摄影参与社会变革的成功范本”。

当受众正沉浸于对严重态势的声讨，王久良却已经在思考垃圾背后更深层次的内容。而那次的美国之行，让他将目光锁定在了不断向中国输送的塑料垃圾上，去追踪记录这些塑料垃圾在中国的“重生”之路成为他《垃圾围城》的延续。

成片取名为《塑料王国》，英译为“Plastic China”，“Plastic”一词双关，既指塑料本身，又有“廉价”之意。王久良这样解释：“高速发展的中国看起来繁荣，但背后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代价是巨大的。光鲜外表之下，这种发展既廉价又脆弱。”

2016年11月23日，《塑料王国》获得有“纪录片界奥斯卡”之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新人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后又入围2017年圣丹斯主竞赛世界纪录片单元。12月13日，王久良在接受《方圆》记者专访时，又收到了2017年2月去MOMA影展的邀请通知。

“获奖都是幸运的事情”，王久良告诉《方圆》记者，比起这些，他更看重观众们的真心喜欢。在荷兰的电影节上，《塑料王国》原计划放映6场，但在放映前三天，电影票便全部售罄，主办方不得不加映一场，成为这届电影节唯一加映的作品。王久良觉得，片子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大家知道这部片子与他们有关，《塑料王国》是关于所有人的故事，探讨的是全球化的垃圾问题”。

你的苦难与我有关

在2014年《塑料王国》的“媒体版”里，王久良披露了一些调查结果和影像，废旧塑料回收的产业链被大致勾勒。而在2016年的长纪录片版本中，产业变为了背景，山东某地一家塑料回收处理厂的老板和工人成为主角。

经营塑料回收处理厂的坤并不是一个西装革履的老板，在他的工厂里，他常常自己操控着造粒的机器，干着比工人还要苦要累的活，就算经常头痛、腰上长了瘤子也不去医院，怕查出了毛病要花钱。而从四川西南部的群山里走出来的彭一家住在坤的作坊里，捡来的塑料糊满家棚四壁，环境的污染以及塑料回收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使此地流传着“不宜生育”的说法，但彭的妻子却仍旧在作坊外的菜地上诞下了家中的第5个孩子。

一个又一个因塑料垃圾被裹挟的命运被深描，人们记住了那个虽已到入学年纪却仍旧在塑料垃圾构建的“王国”里延长自己童年的彭的女儿依姐，爱美的她腮边的耳环闪亮，她已习惯用清洗塑料的污水梳头，周围成山的垃圾呼应着她眼中的茫然：她用包装纸和塑料壳为自己做了台“电脑”；工厂院子里没有玩的地方，孩子们就在塑料胶带里翻滚嬉戏；而那些随处可捡的塑料针管和塑胶手套，是依姐和伙伴们不愿撒手的玩具。

“作品具有宏大又专注的献身精神，以贴近常人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事关全球的现象。我们在两个家庭谋生发展的故事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对经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他们那令人心碎的境遇中留下的痕迹。”IDFA的这段授奖词精准地概括出《塑料王国》的意义。

依姐的父母每天忙于分拣塑料垃圾，还在这里生下了家中第五个孩子，照顾小妹妹的责任就落在了依姐身上。

其实，早在2015年，王久良就已经接收到来自各方受众的反馈。2015年的整个上半年，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去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及缅因州立大学等地放映他的影片。当那些美国人在屏幕上看到自己所产生的垃圾给地球另一端的人带来的影响，且吃惊于垃圾以如此恶劣的方式进行处理的时候，“他们本身的那种原罪的心态立马出现了”。

王久良在加州放映的时候，一位中年妇女非常激动地站了起来，满含热泪并举着拳头，说自己必须去萨克拉门托州政府门前抗议这件事情，甚至要联合诸多人去组织一个更大的游行活动。此事甚至惊动了州政府，美国联邦环保署第九区（亚太地区）的最高专员曾联系到王久良，想找他了解相关情况。

在荷兰，一位中年男士真诚地向王久良表达：“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的垃圾会在中国，我从这部影片中看到我个人的责任。”

“他们关心这些塑料垃圾在中国的处理情况、关心此产业在中国的现状以及关心片中人物的生活状况，却很少有人从电影本体的角度去讨论这部片子，这种交流情况很少见到。”王久良回忆。

“看起来高大上的产业，其实里面是很粗放的状态”

在议题里寻找故事，是王久良有别于其他导演的地方。他的出发点永远是记录事实和阐释议题，这是他认为能够更好地去传播发现和思考的方式。

从2011年开始，王久良进入了《塑料王国》的调研阶段，他通过一些零星报道了解到河北的文安是当时华北最大的一个废旧塑料加工基地，但等到他到了文安，那里的产业已经被当地以“一刀切”式的方法彻底取缔。但沿着此产业向周边扩散的影响，王久良及其团队去到了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等地，他了解到了这个遍布大半个中国的产业，废旧塑料通过各种通路入境，“广西的通过越南的内陆河进来，甘肃的通过新疆”。

从北方到南方，调研工作持续了整一年，王久良发现，南北之间在对塑料垃圾变废为宝的工艺流程上没任何的区别，“无非都是先手工分解，再对塑料进行粉碎，然后加热融化制造再生的颗粒”。唯一的不同表现在“气质上”，北方的作坊更显粗放，而南方因为多雨，盖的是厂棚，形成一块一块所谓的工业园区。

在被誉为“世界废旧塑料回收华尔街”的广东佛山杏坛镇，王久良见到了那些神秘的厂棚，可外观的好看并不代表更先进的工艺，在距离好远的地下管道的出口，他拍摄到了从厂区排放出的废水，因为太过投入，车子还差点翻进废水之中。

王久良告诉记者，塑料垃圾的回收工艺决定着这个看似环保的产业背后粗放的这种状态。“塑料太复杂了，几十种上百种的塑料混合在一起，如果不分拣，不经过详细分类是无法实现单一品种塑料的回收的。这就需要大量的人工。”

而吃苦耐劳的中国人有套“如听天书”般的垃圾分拣的民间经验。可通过目测、手感、听响声等办法将不同材质的塑料区分开来，如果碰到更难区分的材料，“撒手锏”则是点火、看烟、闻味道。值得一提的是，王久良发现，似乎每一处塑料回收的厂区周围，都有着塑料机械加工的产业相伴。由此可见，不单单是塑料垃圾的分拣自有一套，中国人还在自己作坊里发明着加工废旧塑料的机械。“而且这些机器还出口到东南亚的国家去，民间的智慧了不得”，王久良向记者感叹。

“如果我们要讲全世界的垃圾回收的话，我认为中国人做得最好，且最能体现那种对物质的珍惜。因为没有一个外国的机构或个人会像一个中国的劳动人民那样仔仔细细地把土里那些粉碎的渣子都捡起来，这一点我真的很受感动。”王久良曾拍过一个大叔，那个没读过几年书的老农民向他表达，“我就喜欢这种东西，我看了塑料被浪费就心疼”。

但王久良坦陈，整个拍摄过程是他和拍摄对象价值观不断冲突的一个过程。离这些以废旧塑料为生的人们越近，越能够看清楚他们所追求的价值。

有次他跟那位大叔讨论起来。大叔觉得既然垃圾回收可以变现，给人带来较好生活的同时也可以代替其他资源，是属于循环经济范畴的好事。王久良则愤慨道：“且不说这种回收工艺给你个人造成的伤害，我现在拉你出去闻闻空气里的味道，看看不远处垃圾焚烧的浓烟，这些糟糕的状况我们也不能否定。”

“照你这样说难道我们什么也不用干了”，大叔有大叔的道理。这让王久良深思，“他们的鼻子又不是坏掉了闻不到味道，他们也知道环境之差奇脏无比，更知道对自己孩子所造成的影响。而恰恰是内心如明镜的情况下反而还要去做，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直到他后来遇到依姐一家，与他们朝夕相处，王久良才真正体会到，在这个并不体面的环境里，再跟他们谈论废旧塑料产业的利弊已失去意义，“有些话说出来是对他们的不尊重”。

“穷人养的儿女，个个都是聪明的，就是没有学上”

坤和彭并非最初的拍摄对象，在遇到他们之前，王久良已跟拍了隔壁村镇的一个厂主一年的时间。

寻找到拍摄对象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更何况拍的是塑料垃圾回收的题材，那里的人都知道这是件违法负面的事情，所以对扛着摄像机的人都十分警惕。因当地“不可抗的因素”，王久良的拍摄被迫中止，他甚至无法和被拍摄的厂主见面。“那段时间十分沮丧，那种沮丧就像写了半天的稿子，没来得及保存电脑却没电了一样，把电脑砸了的心都有。”

但同时，此事让王久良停下来思索，他和他的团队已经不满足于去揭示整个塑料回收产业的运行状况及其影响，“我们还想发现更深层的表达，来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剖析做这种事情的人的价值观念”。

依姐就在这时出现了，是王久良团队负责外联的女孩刘艳萍发现了她。当时，9周岁的依姐在厂区里的一棵树底下哄孩子，刘艳萍走过去跟她闲聊，知道她一家随父亲打工至此，依姐期待着能去上学，父亲彭许诺她等赚了钱才有学上，而彭的钱从塑料厂的工作里来。王久良马上意识到，塑料跟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联系到了一起。

带着“拍摄孩子能否入学”的初衷，王久良用真诚和耐心敲开了厂主坤的大门，经过了长达半年的熟悉时间，院子里的一切都适应了他镜头的存在。

年仅10岁的工人的儿子，没能上学，正在辨识德国国旗的颜色，他甚至连颜色都不认识。

在那个昭然若揭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很用力地生活着。说是工厂老板的坤，其实就是去别的回收工厂买人家剩的下脚料，回来土法炼制，谋一口饭吃。他每天干比工人还要繁重的活，自己操控废旧塑料的回收设备，这些设备往往简陋又危险，“他是怕工人出了意外自己承担不起”。

一位有着20多年塑料厂工作经验的熟手，就曾在一次通宵达旦的“造粒”工作中被机器中突然冒出的甲醛烟气熏晕，以致被机器“吃”掉了左手。

疾病缠身的坤，放弃治疗却心念轿车，后来在他倾尽一年加工塑料积蓄买回一辆二手轿车的时候，王久良用镜头记录下他开车回家，路过一堆正燃烧着的无法加工的垃圾那一幕，“在追求美好的同时丧失了美好”，王久良好像看到了一个悖论。

也有人从彭的身上看到了整个的“国民性”，“努力地工作，就想多赚点钱，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为了爸爸妈妈”。于是依姐徜徉在“塑料王国”里的上学梦看起来既美好又脆弱。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她们一家仍然在坤的院子里延续着新生命的诞生，人们看到依姐的妈妈在垃圾堆旁哺乳着刚出生不久的粉嫩新生儿。

在那个地方，人们总能在垃圾里发现新的乐趣，大人们希望能发现洋钱或元宝，点了烟一看还是塑料。孩子们则乐于寻找更多的医疗垃圾。

垃圾带来的污染侵害到了周边的土地，羊群吃了塑料变瘦，卖给杀羊的一看，胃里全是一块块塑料。身着红衣的依姐常常出现在黑烟升起的画面里，她的父亲彭却深深地无奈着，“穷人养的儿女，个个都是聪明的，就差上学识字，我也没办法”。

环境之恶与鲜活的人生形成强烈的反差，无一不震慑着观者的内心。镜头之外，旁观者王久良选择积极去介入到这个沉重的故事里。他曾希望自己的镜头能记录到依姐上学的那天，但彭的无力感激起了他的决断，“孩子上学的事没商量”，和制片方商量后，王久良决定给依姐的教育提供资助。

“在保证纪录片真实客观的前提下，我不会做一个冷血的获取故事的人。”王久良说。

取缔不是好的解决方式

因为长期在恶劣环境中拍摄，接触了氯元素，王久良右眼眉骨生出枚氯痤疮，他把这当成是《塑料王国》留给自己的记号。片子的拍摄也改变了依姐的生活轨迹，她和两个弟弟们如愿返乡进入了村里的小学。

王久良仍然挂念着他们，即使作为自由摄影师的身份让他的生活自顾不暇，但他还是愿意伸出援手。他最怕13周岁的依姐退学，“我知道她的未来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波折，那我左右不了，但能做一点是一点”。

因为赚的钱变少，也逐渐认识到这个产业对自身所造成的伤害，老板坤在片子拍完后便关闭了工厂，他如今的工作是货车司机。而回到家乡的彭，干起了粉刷匠的营生。用收集的玻璃瓶子为孩子们盖了间住所。

受《塑料王国》的影响效应，当地政府在2016年5月到8月进行了两次严厉的整治，取缔了很多不规范的、家庭式的小作坊，并引导他们贷款转型，只留下几个比较大的、相对规范的企业还允许生产。

目前，“一刀切”的取缔方式仍是处理这个产业的主要手段。这不是王久良所愿意看到的，“我并不反对垃圾回收再利用，只是不能接受废旧塑料加工在国内的现状”。

有人因此指责他做的是“砸人饭碗”的事情，但王久良相信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所谓的个体生活而去忽略大的价值观上的一些是是非非。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和冷静，不管临时的改变带来怎样的阵痛，也必须壮士断腕，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王久良说。

至于产业的改良，2012年的时候，王久良曾去日本考察。在一个专门的塑料回收的家族企业里，他真正感受到了“商人的魅力”，工作间内，每个人既体面又彬彬有礼，他亲眼看到一个塑料瓶如何进入回收的装置，粉碎、融化，然后出来干净透明的塑料颗粒，且最终的产品可以回收。

“原来无论多么肮脏的塑料，真的是可以达到无害化的回收处理；而且他们整个产业的回收成本是高于他们卖颗粒的钱，因为有政府的补贴在里面。”所以，他真切地期待这个产业将来能有政府的支持和商人们的自觉。

而他自己，自从接触了解了这个产业，能够拒绝塑料的时候他尽可能地拒绝，他的妻子就经常拎着“sunny side”的布袋去菜市场买菜，那是他们参加法国阳光纪录片大会所发的袋子，“懂的人一看会觉得是一道很有意思的风景”。

责任编辑：肖玲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