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灵敏

“他性如烈火。不把最有势力、最强壮的人放在眼里，如果他被打败了，就第二天再打，绝不罢休。”

2016年11月25日，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享年90岁。围绕如何评价卡斯特罗，国际舆论发生了严重分化。有人称赞他是了不起的领袖，有人斥责他是拉美统治时间最长的独裁者。爱尔兰总统希金斯、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总统奥朗德等国际领袖都肯定了卡斯特罗在提高识字率和医疗服务、改善贫穷、带领国家走上独立自主道路等方面的贡献，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则直斥“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遗产为行刑队、盗窃、不堪想象的苦难、贫穷和否定基本人权”。

事实上，这样一种泾渭分明、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对抗性场面，是那一代领导人身后的宿命。卡斯特罗是如此，2015年去世的李光耀、2004年去世的阿拉法特等人，也都是如此。

他们从那个以革命和斗争为主旋律的时代走来，经历了一连串血与火的洗礼，富有自信，直言不讳，自带光环；与此同时，他们也坚信国家没有他们不行，所以总是工作到最后一刻。如此漫长的职业生涯，名满天下之余，谤亦随之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一代责任感爆棚，堅信“我就是国家”，把实现民族独立富强和人民幸福安康作为毕生使命的领袖们，我们的评价也应该超越大胡子、头巾、军装、雪茄、女人等表面符号，和民主独裁的截然两分法，回到他们当年的出发点，探寻那些任性拉风行为的真正指向和归宿：它们是促进了那些宏大目标的实现，还是相反？

对于卡斯特罗来说，他一生的基调和追求是革命，他要革那个不公不义、沦为美国傀儡和附庸的旧制度的命，在古巴建立一个有民族尊严、没有压迫和剥削、平等又高尚的新社会。为此，他发动武装起义，和美国对着干，在拉美和非洲输出革命，在国内打压反对派，取消小贩和市场经济，大力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在此期间，他侥幸躲过了无数次暗杀，并多次承受了亲人背叛的痛苦，古巴人民也为这场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57年后的今天，我们要问的是：革命成功了吗？

背叛自己阶级的人

回顾人类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注定无法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庸常生活的，别人甘之如饴的平凡，在他们眼里就是枷锁和牢笼。他们的天赋、能量和抱负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必须通过不断折腾、改天换地的方式才能淋漓尽致地得到宣泄，代价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不是他们想这样，而是只能如此。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全世界文艺青年的图腾切·格瓦拉，都是这样的人。

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1926年8月13日生于古巴东方省比兰镇一个富有的庄园主家庭。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原是西班牙军人，定居古巴后以种植甘蔗起家，成为当地有名的庄园主。作为富人家的儿子，卡斯特罗终生保留了一些奢侈的习惯，比如对名表和高级雪茄的热爱，但他没有保留这一身份普遍会带来的对现行体制的依赖和拥护，很早就成了一个反叛者。

13岁时因为父亲虐待雇农，卡斯特罗曾鼓动和组织工人们罢工，为此挨过父亲一顿鞭子。在学校里，他为穷苦学生没肉吃打抱不平，组织学生为争取平等的伙食待遇进行抗议，学校为此开除了他的学籍。据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回忆：“他性如烈火。不把最有势力、最强壮的人放在眼里，如果他被打败了，就第二天再打，绝不罢休。”青少年时代的卡斯特罗阅读了大量人物传记，古巴民族独立先驱者何塞·马蒂、拉丁美洲的解放者玻利瓦尔和圣马丁，都是他最崇拜的英雄人物。

事实上，卡斯特罗不仅看到了贫苦民众被压迫的现实，更被古巴和拉美悲剧性的命运所刺痛。自15世纪末被哥伦布发现到卡斯特罗成年，古巴这块11万平方公里的群岛国家已经先后来了三任宗主国：西班牙、英国和美国。1898年，美国以停泊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港的“缅因”号军舰爆炸事件为借口发动美西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对古巴的控制权。从这时起，古巴表面上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但事实上被美国控制了方方面面，美国还“租借”了东南部的关塔那摩湾作为海军基地，至今没有归还。美国大使在古巴成了第二号人物，有时甚至比总统还重要。而这一时期古巴的前后两任总统马查多和巴蒂斯塔，都经历了从民族英雄到独裁者、从进步向反动的蜕变，最后都走上了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镇压掠夺的老路。

而在拉美的历史上，这样的领导人再正常不过。在经历了300年的殖民统治之后，这块大陆上的国家自19世纪初已陆续取得独立，和美国的独立差不多同时，但美国不断强大，拉美却日益沉沦，很快沦为美国的后院。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热衷于扶持形形色色的“我们的狗娘养的”，并不关心这里民众的福祉。从古巴的巴蒂斯塔到多米尼加的特鲁希略到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拉美从不缺独裁者。

卡斯特罗从到哈瓦那大学读法律开始就参加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并时常跑到哥伦比亚等周边国家“串联”，见了不少世面，也学会了不少斗争技巧。到处搞革命并没有耽误学业，1950年卡斯特罗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此后成为律师，专为贫苦大众充当辩护人，同时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他身材高大，富有个人魅力，加上能言善辩，一发表讲话就滔滔不绝、引人入胜，卡斯特罗很快成了同辈中的领袖人物。

1953年7月26日，26岁的卡斯特罗率134名爱国青年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旨在夺取武器。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大部分起义者惨遭杀害，卡斯特罗兄弟等人幸免于死，被捕入狱。在法庭上，他慷慨陈词，发表著名的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里面的一句名言很快成为当时古巴年轻人的新圣经：我们降生在祖先传给我们的自由国度里，与其沦为奴隶，还不如让这个岛屿在大海中沉没。1955年5月，巴蒂斯塔为竞选总统笼络人心，大赦政治犯，卡斯特罗及其战友意外获释，此后赴墨西哥组织秘密武装。

1956年11月24日深夜，在隆冬的绵绵细雨中，一艘名为“格拉玛”号的游艇，载着年轻的卡斯特罗及其率领的81名战友，悄然滑出墨西哥的图斯潘港驶向古巴。几天后在登陆时遭到政府军袭击，大部分战士伤亡，卡斯特罗等12名幸存者进入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他本人任起义军司令。1959年元旦，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巴蒂斯塔逃往国外，起义军在万民欢呼中进入哈瓦那，卡斯特罗出任临时革命政府总理（后改称部长会议主席）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自此开始了对古巴超过半个世纪的统治。此时的卡斯特罗年仅32岁，堪称全世界最年轻的国家领袖。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独裁者被推翻，古巴革命初战告捷。但用什么样的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卡斯特罗开始并没有拿定主意。事实上，如此年轻的他，可能根本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在反抗巴蒂斯塔统治的那个阶段，卡斯特罗提出的口号主要针对的是军事独裁下的社会不公，他在公开讲话中列举新政权的目标包括：恢复宪法，建立公正廉洁的政府，自由选举，分土地给农民，提高生活标准，为儿童建立更多的学校，摆脱美国垄断企业的控制，取得经济独立，等等。显然，这些更多是民族民主的口号，是很多国家革命胜利初期的标配，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事实上，卡斯特罗还在革命胜利之初的1959年4月访问了美国，并会见了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卡斯特罗在美国演讲时，还说古巴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显示他并没有打算和美国翻脸，而是在寻求美国的支持。如果按照这个路线走下去，卡斯特罗很可能会步巴蒂斯塔的后尘，成为美國的附庸，在被权力俘获后成为新的独裁者。

然而，历史并没有重复自己，它拐向了另一条道路。1959年5月，古巴颁布了新土地法，规定土地所有者最多拥有土地的数量，超额部分予以征收，并开始没收外资实行国有化。这让在冷战氛围下神经紧绷的美国嗅出了其中的“社会主义”味道，美古开始交恶，1961年1月断绝外交关系。

1961年4月17日黎明时分，美国中央情报局实施了一项代号为“猫鼬行动”的推翻卡斯特罗的计划，1400名古巴流亡分子从美国迈阿密跨海来到古巴南海岸猪湾，实施登陆行动。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猪湾事件”。然而，这一事件以流亡分子的惨败而结束，114人被古巴军队击毙，1189人被俘，这些人在古巴监狱里生活了18个月，后来美国用价值530万美元的粮食和药品把他们换回。

1962年，美国政府开始对古巴实行经济、贸易和金融封锁，卡斯特罗转向美国的对手苏联。1962年7月，卡斯特罗的弟弟率领代表团前往苏联请求帮助，双方一拍即合。由于苏联急于在美国的后院刷存在感，当年10月就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古巴运输和部署核弹头的举动被美国侦获后，肯尼迪政府表现出了不惜一战的强硬态度。危机持续了13天，美苏双方在核按钮旁徘徊，最终达成了妥协，苏联撤出了在古巴部署的导弹和轰炸机。

在危机过程中，卡斯特罗坚决不同意撤出导弹，认为应该对抗到底，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不得不屈从于国际关系的残酷现实。这一事件对古巴的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但让名不见经传的古巴和卡斯特罗为全世界所知，更让古巴开始追随苏联的道路，这种追随包括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模仿，也包括了具体事情上的出人出力。双方渐渐形成了这样的互动模式：苏联为古巴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利益，古巴则充当苏联在拉美的桥头堡，并在一些苏联不便亲自出面的场合充当代理人。

在经济上，古巴加入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体系，把80%左右的蔗糖出口到社会主义阵营，换取其他国家的食品（约占古巴粮食进口总量的60%）、石油、机械设备及工业制成品，以及大量低息、长期贷款及原材料进出口补贴。有资料显示，自1960年至1983年，苏联向古巴提供蔗糖价格补贴166亿美元，原油补贴66亿美元，镍价格补贴2.2亿美元。对这个当时仅700万人口的小国来说，委实是不少了。这样的经济模式解除了古巴的生存之忧，但也进一步恶化了该国以蔗糖、雪茄等少数几种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始终无法建立像样的工业体系。

在国内，卡斯特罗推行过分理想化的极左路线。1968年1月，卡斯特罗宣布在党内揪出了一个以中央委员埃斯卡兰特为首的高级干部反党集团，罪名是主张物质刺激，反对卡斯特罗所主张的“道德动力”。最终，这个小集团的多数人被判处了徒刑。两个月后，卡斯特罗宣布革命的下一个目标是向小贩宣战，小贩们的罪恶是不参加革命组织，不参加义务劳动，利用摊贩非法赢利，等等。这一轮下来，古巴的市场经济基本被消灭。而卡斯特罗的战友格瓦拉掌管的国家银行，甚至极力支持取消货币。这一系列无视经济规律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古巴延续至今的商品供应短缺。

在政治上，卡斯特罗对不同意见的容忍程度越来越小。1968年，古巴发生轰动一时的“帕迪亚事件”，诗人帕迪亚因为诗作有攻击革命的嫌疑而遭监禁，一些原先同情古巴革命的拉美左翼作家自此和卡斯特罗划清界限。在外交上，作为拉美唯一一个敢于和美国叫板的国家，卡斯特罗认为自己有义务将古巴的革命经验输出到拉美其他国家，因此提出了“大陆革命”的口号，要把古巴岛国的革命变成拉美大陆的革命。古巴训练了大量拉美的游击队员，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拉美绝大多数国家（除了墨西哥）都和它断绝了外交关系。据统计，在苏联的支持下，1970年代古巴有超过1%的人口在海外参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古巴充当苏联的代理人，直接派兵介入安哥拉内战。

不一样的卡斯特罗

应该说，卡斯特罗取消市场经济、打击异己、对外输出革命等举措，带有强烈的1960年代的气息，也是当时第三世界国家革命成功后的普遍做法。

他们激情澎湃，要在一夜之间把旧的体制和习气扫地出门，因此把一切哪怕是善意的规劝和不同意见都当成旧制度的余孽，必欲除之而后快，但人性的阴暗面和真正的理念之争，谁又能分得清？他们想在短时间里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乌托邦，却因为违背客观规律而适得其反。

不过，卡斯特罗终归没有重蹈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等同辈不得善终的覆辙。他带领古巴熬过了苏联解体的艰难岁月，并在晚年等到了美古关系的改善；他自己在安详中平静离世，得享高寿。这样还算不赖的结局，终究来自于他多年种下的善因：他不搞个人崇拜，子女没有做官和经商；物质虽然短缺，但官员和人民同甘共苦，没有特供，一些政治局委员下班后经常到街上同邻居们聊天说笑，公车准许民众搭顺风车；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等民生项目，没有发生大规模人道危机；不阻止人民投奔美国，偷渡被遣返的也不会遭到惩罚……

卡斯特罗走完了他的革命之路，也留下了复杂的政治遗产。他赶走了美国，又迎来了苏联；他把独裁者赶下了台，却被西方认定是更大的“独裁者”；人民确实不再受资本家的剥削，却常年经受着物资短缺的痛苦。不过，与这些争议相比，他在社会平等方面的坚持和努力，可能才是他的政治遗产中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部分。如果你不信，那就想一想“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桑德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