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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追溯的时光

2017-02-18张晓蕊

师道 2017年1期
关键词:张老师老师学生

张晓蕊

年岁愈重,愈喜欢追溯过往的时光,这是将老的前兆吗?但似乎,身为小学老师,我们都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单纯。起码,与孩子为伍,在岁月更迭中,迎来送往的一直是不更事,或者初更事的年幼。因此,便有了不老的童心,有了不必结尾的童话。

这日,跟学生讲起我们那个时代的童年——且不说男孩上树爬墙摸鱼、掏鸟蛋,单单是我们女孩在田间地头挑猪菜,寻觅各种野生纯天然的吃食;春起的时候,躺在柔软的麦田上仰望蓝天白云……就足以让这些只知声光电的孩子们听得满心向往。是啊,我们的童年,充满了自然的野性的气息。那时的我们,学龄前的女孩,还没学会跳皮筋、砸沙包等有难度的游戏,除了到田地里疯玩,文雅一点的便是“过家家”的游戏。

几个孩子模仿大人过日子。有当爸爸的,有当妈妈的,有当宝宝的,以土为垒,建筑自己的家。“居家过日子”的游戏不外乎是做饭——用各种草叶树叶充当饭食,待客,百玩不厌。直到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玩伴冬梅的妈妈竟然是老师,而我们还有一年就要上小学。就那么呼啦的一下子,我们从懵懂间开始向往校园,开始敬慕老师。我们想象着老师站在讲台上的神气威严。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过家家”的内容又有了“上课”,却常常为谁当老师谁演学生争个不欢而散,大家都想当老师。

由于冬梅的妈妈是老师,我们都格外宠她,玩的时候让着她,有了零食,也要让她尝尝。对于冬梅妈妈,我们满怀着敬畏,有时在路上碰到了,马上停下玩闹的游戏,手足无措站在原地,声也不敢大出。

第二年盛夏的一天,听说一年级新生要报名了,于是,慌慌张张跟了一群孩子去小学报名。一个老师问我几岁了,叫什么名字,我这才想起,我妈还没给我取学名呢,小名倒有。于是,我就在自己的姓后面缀了小名,作为我的学名。我的玩伴大多也是这样,红红姓刘,学名就叫刘红红,丽丽姓冯,就叫冯丽丽。偏偏人家冬梅,她妈妈老早就给她取好了学名,叫刘芳,又让我们一番嫉妒,有个当老师的妈妈就是好。

一年级的班主任是胖胖的女老师,头发微卷,眼睛习惯性地笑瞇眯,跟我一个姓。我不知道我以后为人师的宿缘是否可以追溯到小学开学的第一天,那天,我们的张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首儿歌,我们背着手在下面齐声跟着念,我是第一个背下来的。然后张老师让我走上讲台,代替她的工作。我拿着神往已久的教鞭,指着黑板上的粉笔字带着同学读。

这份殊荣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位张老师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她教会了我们汉语拼音,数学加减法,一直跟了我们四年。二年级的时候,她生病两天没来上课,由别的老师代课。可是别的老师哪有自己的老师亲啊,于是班长带着我们去看望老师。那时我们也没零花钱,什么东西都没买。老师看到我们很高兴,气色也好,说只是牙疼得厉害,张不了嘴。张老师还给我们洗了水果,一个劲地让我们吃。好像是那种很香甜的梨子。分到我手里一个,我一点没见外地咬了一大口,真甜啊。咬完才发现同学们谁都没动嘴,都拿在手里呢。我吐也不敢吐,嚼也不敢嚼,就在嘴里慢慢地化着。听班长和其他同学问候老师,我缩在角落配合点头,注意力全用在判断是否有人发现我咬了梨。等我们离开老师家时,其他的同学都把手里的梨放了回去,我也只好把那咬了一口的梨偷偷藏到里边。

后来年级升高,到了四年级,我的作文在学校大赛上获奖,老校长在整个初中小学组大会上读我的作文。张老师笑得眼睛更眯了,她宠了我四年,即便我到了高年级,她偶然碰到有男同学气我,也要站出来替我说话。或许在当年,一味宠成绩优异的学生算是老师们的通病。但对老师而言,这种通病,就像农民钟爱饱满的种子一样朴素。

我不是认真刻苦的学生,上了初中,学习很快就落下了。初一时,有个老教师教生物,满脸的皱纹,穿一件旧的灰中山装,很瘦,上课很认真。我们当时都很纳闷,初中的老师为什么都那么厉害,有好几个老师根本不用看课本,就能很细致地讲解内容。这位生物老师就是这样。他很严格,几乎是不苟言笑,每次上课前都要对上一节课的内容进行提问,需要背着回答,不能翻课本。我们都很害怕这位老师,所以每个人上生物课都是一脑门紧张。有的学生认真,课前早就背好,把书端端正正地放在课桌上等着老师提问;有的学生懒,不爱背,被提问到了就认倒霉厚着脸皮接受罚站;还有的介于中间,在课前临时抱佛脚,每每被生物老师抓个现行。而我,一直是例外的那一个。我在两星期的观察中归纳出老师的提问习惯:他从来不会提问那些坐得端端正正,不翻书不低头的学生。于是,我一面偷懒一字不背,一面在生物老师走进教室时,装腔作势把书本摆放整齐,端端正正坐着,以一种万分坦诚的目光追随老师。“老爷子”看到我这种架势,总是赞许地冲我一抿嘴角,从来没考过我问题。如此,我摆了一个学期的“空城计”,直至期末考,所有需要背诵的学科考得一塌糊涂,那时才明白,生物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生物知识,还有温故知新、日积月累的学习方法。

还有一位姓王的女数学老师,思维非常好,讲课条理特别清晰,每堂课我都能听得清楚明白。其实,也不敢不清楚明白,王老师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只要我在课堂上稍一走神,立马就被她叫起来解题。我恍惚站起,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反复几次,我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上课认真听讲的习惯。尽管课下学习并不刻苦,但成绩一点也不会落下。

上世纪的九十年代,中专毕业的学生还是能够安排工作的。农家孩子渴望尽早跳出农门,有份正式工作,改变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家贫而成绩优异的孩子,希望自己能尽快工作,个人在安身立命的同时也可以分担家里的负担。再加上中考的风险远比高考小,很多学生都选择了报考中专,形成“中专热”。那些年的初三,跟如今的高三一样紧张。也为此,我们那里的初三每年都有许多打着“休学”名义来复课的往届初三学生,一年压一年。每年的每一届每一班都多出20多这样的复课生,只为了考上中专,跃出农门。

在初中最后一年,我也感觉到了学习压力。我童年时代的小伙伴,都各自找到了门路,他们即使中考失利都可以再复读一年。而我,绝无可能。我的家贫,还有一个哥哥,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让我母亲更愿意让我哥考出去。我知道被放弃的肯定是我,我默认,知道这年过去,我就将与我的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我想这是我学生生涯的最后一年,一定不能虚度。我要尽努力把学生时代的最后一年过好,我认真听讲、背书、写作业。怕给家里添负担,我从来不订阅课辅资料,甚至教材都用别人的旧教本。晚上,我也不能像其他有想法的同学那样挑灯夜战,因为母亲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她的病症让我不能在晚上熬夜看书学习。尽管如此,我的成绩还是突飞猛进,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均名列前位,超越了很多复读生。班主任史老师辗转得知我父母不想再供我读书,因此找了我的母亲,尽他所能说服母亲让我继续读书。母亲直到此时才知道,原来初一初二荒芜学业的我,初三成绩已经这么好,后悔对我说过的那些话。可我不想让父母为难,填报志愿时,一直犹豫不决,不知如何选择。史老师找到了我,对我说,有一种中等师范学校,专门招收初中优秀毕业生培养成小学老师,很多从师范毕业的学生毕业后都成了多才多艺的老师,能够在学校独挡几面。他说到这,往下抿一下嘴角,指了指自己说,“比如你们的老师我,就是典型例子。”我记得这是属于他的幽默。他接着告诉我,国家历来对师范学校非常重视,师范生上学国家是给予补助的,吃饭住宿的费用,学杂费基本都由国家出资。我被史老师最后的游说打动了。我承认,我报考师范不是被笼罩于教师职业的那些光环所吸引,而主要是出于“世俗”的考虑——读师范我们家基本不用花钱。我也恍然记起,年幼之时,曾多么渴望当一名老师,能考上师范岂不是一举两得?那一年,我顺利考取了师范普师班。

走到今天,我已经是执教多年的中年教师,一直致力于教育教学的一线。清心无碍,于纷繁忙碌中迎来送往一拨又一拨的童稚年少,守卫着教师职业中简单的烦恼与快乐、辛苦与幸福,我问心无愧无悔。追溯过去的时光,记忆中时常浮现出这些年我一直铭记的老师,是他们让我懂得一位老师的热心负责可以影响一个学生的身家前途,让我明白教师职业所应具有的认真执着。雪泥鸿爪,过去的时光,终成泛黄的书页,但因有了缅怀的情愫,最终会留下层层叠叠的折痕。

(作者单位:河北唐山市乐亭县新寨镇新寨中心小学)

责任编辑 黄佳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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