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禾

2016年11月的最后一天，一篇罗尔写的《罗一笑，你给我站住》的文章攻陷了微信群和朋友圈。人们铺天盖地地转发这篇文章，为一个陌生的患白血病的女孩祈福捐赠。然而不过几小时之后事件迅速反转，罗尔被指借女儿罗一笑的疾病营销。随着媒体、政府、网友的深扒，事情越来越清楚。主要的问题是罗尔在求救时故意夸大和隐瞒了事实。自身拥有三套房产却恶意隐瞒，欺骗公众。跟风，质疑，跟风质疑，舆论场上一片混乱，众声喧哗，一腔热血变成一地鸡毛。两天的喧嚣后，罗尔事件迎来了最终的处理：经深圳市民政局、罗尔、刘侠风以及腾讯方面四方沟通，共计2626919.78元的捐款，将原路退给赞赏者。如不少人所言，首先这笔钱本身就带着“营销的血色”，它建立在隐瞒关键信息的基础上，其次“征得捐赠人同意”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路退回，想要捐助的还可以继续，倍感受骗者也能赎回付出，说不上多赢，但也可以说是最不坏的处理结果了。

但从这一事件，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网络慈善所面临的信息失实失真的问题。罗尔仅仅通过微信赞赏就募捐到了270余万，这还是在后来微信暂停文章赞赏之后的数据。先不管罗尔的家庭资产问题，从这一数据可以看出民间慈善的力量以及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也让人见识到国内网络捐助的蓬勃力量。

中国慈善联合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个人捐赠达到169.30亿元，其中，个人小额捐赠（单笔金额在人民币1万元以下）的总额从2014年的58.6亿元上升到75亿元。而国内主要网络捐赠平台共筹款9.66亿元，较2014年增长127.29%。

然而，快速增长的网络慈善却常常“遇人不淑”。去年6、7月间，4岁南京重病女孩柯某获648万余元捐款，但其父母却被质疑滥用捐款，有数十名网友以涉嫌“诈捐”的名义报案，要求返还善款。

公众号、朋友圈等社交圈中，时常会遇到各类求助信息，有的是患病求医疗费、有的是贫困求学费……感动之下，动手转发或解囊相助的很多，但当事人如此募捐是否合法？信息发布方是否需要具有相关资质？

“按照慈善法的规定，个人进行公开慈善募捐，应当与慈善组织合作。”

个人和不具有慈善资质的公司在自己的平台上发布具体个人的求助信息属于“个人求助”，而非慈善法规定的慈善募捐，法律并不禁止个人求助。个人求助是在有限空间内进行的私人行为，但是通过互联网公众号转发就带有了公共性，而“罗尔事件”中小铜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并非慈善组织，本身没有公开募捐资格，该公司的行为是否属于“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者个人开展公开募捐”，要由执法部门根据事实来认定。

信息披露怎样避免“鱼目混珠”？“罗尔事件”之所以遭遇舆论围剿，是由于部分重要信息未向公众披露。互联网时代，网络慈善最怕信息失实失真。记者梳理近年来网络上出现的多个网络募捐热点事件发现，舆论都在聚焦信息的真实性。

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罗尔事件”中，罗尔只提及女儿的遭遇、妻子长期没有工作、父亲得重病等信息内容，而未披露其家庭有房有车，以及白血病女儿的治疗费用情况。

无中生有说假话。去年8月，广西防城港市一女子利用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谎称家人遇难，不仅骗取了数千网民同情，还诈骗近10万元捐款。

部分真实但“借鸡生蛋”。去年10月，安徽利辛女子李某自称下班路上为救女童而被恶犬咬成重伤，收到数十万善款。后经调查，李娟其实是在男友的狗场被咬伤的。从“见义勇为”到“骗捐善款”，舆论哗然。

家有难事向社会求助无可非议，但前提是信息披露必须真实。“罗尔事件”表面上看是信息不对称、沟通不畅通等问题，实则暴露了现有募捐体系缺乏必要的信息证实机制，仍待规范。

那么一个遭遇不幸的家庭到了什么地步才可以向社会求助？求助人又该向捐赠人尽到哪些告知义务？首先要有几个基本点：1.信息真实，求助者无论是通过新媒体发布个人救助，还是向公益机构申请项目救助，都应该保证个人资料准确无误。求助者有义务披露财产、收入状况以及具体的花销。唯有如此，才能保证一个社会有限的慈善资源分配给最需要的人。2.少一点煽情，多一点数据，个人救助文章或者案例，我们看到的求助材料基本都是一样的：大病、天价医药费、家庭非常困难、家人很努力、孩子很可怜、走投无路、求助社会。但是更重要的是看证明材料：相关医药费证明、是否有社保、社保能覆盖多少，家庭收入证明、是否有车有房产。

网络募捐突破了传統募捐的时空限制，传播快、影响大、互动强、效率高，可及时有效地为受助者排忧解难。但网络的虚拟性和开放性使得募捐信息真假难辨，这就需要提供空间服务的网络平台具有较高的甄别募捐信息真伪的能力，在信息发布前进行核实验证，让受捐者尽量披露更多的个人真实信息资料，并及时公布资金的使用情况。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47.4%的受访者曾通过网络平台参与过捐款，仅28.5%的受访者信任网络捐款中的慈善组织或募捐个人，62.4%的受访者担忧网络募捐存在诈捐、骗捐的潜在风险。

2016年慈善法实行后，民政部通过了首批13家慈善互联网募捐平台。在不少法律界专家看来，13家“正规军”之外，不少带有慈善筹款性质的网络互助平台，以及利用微信朋友圈、网络论坛等形式发起的“个人求助”行为等，均面临资金监管公信力缺乏的问题。

近年来，发展迅速的网络互助平台也面临这样的尴尬：资金善款流向缺乏公信力的第三方监管。在当前行业仍缺乏监管细则的情况下，不少网络互助平台的资金监管常受到网友质疑。保监会于2016年11月发布消息称，网络互助平台不具备保险经营资质及相应风险控制能力，其资金风险、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难以管控，容易诱发金融风险。

捐赠也是一种投资，是信任投资，是道德投资，也是爱心投资，任何投资都会有风险，捐赠需谨慎。官媒说打赏的方式不属于“捐赠”的法律范畴。但是，在互联网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的今天，信息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速度越来越快，每个人的善良也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互联网捐助必须追求更多“程序正义”，少一些伪慈善。涉及任何新媒体平台上的支付功能一旦与公益捐赠发生关系均有风险，这个值得考虑，一旦发现异常，该暂停的暂停，该冻结的冻结，及时和政府、公益部门保持沟通。不过，机制再完善，也不如一句话有道理，靠谱，是最低成本的社交方式。苦的是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问遍身边亲朋好友，也不知何为朋友圈的家庭。不管怎样，总有些底线不能突破，总有些道德应该去操守。这种与营销号的“一拍即合”就算是出发点是好的，也不能成为裹挟善良的遮羞布！公益行业需要市场化，需要社会化，需要跨界合作，但是，公益不是用来营销的。

其次，我们看到人们道德判断的困惑和善良的真伪。朋友圈很多人都说再也不会转载类似求助文章了，不仅仅是因为受骗或者被利用，这次只是一个转发，于己无碍，但更痛苦的是来自其他朋友的冷漠围观和高傲嘲讽。各种秀优越感的人用爱心廉价，智商不够来打击转发的人才是更深层的问题。

安妮特·贝尔说：“一个人如果相信他人的良好愿望，他就必然容易受到他人良好愿望的有限性的伤害”。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看到一个身患绝症的小女孩急需帮助，看到他的爸爸用真诚动人的文字讲述着希望她好起来的良好愿望，本着善意紧急施以援手无可非议。公众在选择相信罗尔的同时，也给他留下了一个伤害自己的机会。

即便受到营销的伤害，人们的善良、感性和热心仍然令人动容，冷血的炒作者与消费者才是该谴责的对象。拿人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去消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三观，在这一点上，罗尔无论如何都洗刷不了罪恶。但那些站在鄙视链顶端自我感觉良好的和嘲笑捐款转发的，都需要检视自己内心深处的自以为高明的虚荣心。

能够转发或者捐款是出于善意，但是给人贴上黑化的标签，就是表达恶意了。盲目的善意还是比明智的恶意强一些。毕竟现如今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已经成了大众的行为准则。我们的社会从来不乏最坏的恶意，却缺乏单纯的善良。

这场风波因《罗一笑，你给我站住》而起，最后滑向《罗尔，你给我站住》的泥潭。两天时间里，罗尔被卷进风口浪尖，承受着慈善公信这类大词的煎烤。他几度现身媒体道歉，考虑到其女儿白血病的事实，观者即便不忿，批评起来也多于心不忍。愤怒碰上苦难时，就像那个被老虎咬伤的女人一样，人们经常会在道德判断上无所适从，这不意外。

由始到终，罗尔的行为，用“贪婪”二字来形容也许不过分。至于同情还是愤怒，宽容还是鄙夷，取决于你更在意“贪婪”的因，还是“贪婪”这一结果。现在，“贪婪”又作为因迎来了它的结果——捐赠退回，骂名背身。那么，事情结束了吗？对一个女儿患病的父亲穷追不舍，听起来可能有点残酷，但这些问题说到底是罗尔自己提出来的。无视它，是掩耳盗铃，也是情法不分。而且捐赠退回后，经此风波，罗尔即便最终山穷水尽，也能更轻易地通过合法渠道筹集善款。这是声名賦予他的便利，罗尔再惨，再声名狼藉，也比那些没有新闻卖点的求助者幸运。享受关注的红利，就得配合监督，没什么不妥。

不管你有着怎样的朋友圈，这两天都会看到，罗尔事件完成了不同阶层的话语整合，它的话题效应覆盖了几乎所有群体。慈善发轫于怜悯，从动物性的角度讲，怜悯来源于移情，移情意味着关于罗尔事件的社会表达，其实都是关于自我的焦虑——在陌生人社会，如果存在罗尔这样利用善心的欺瞒，那么诚信、良善、互助这些美好的东西寄托在哪里？互害型社会不断入侵的时候，可怕的是人心尽失，美好不存，这是比对罗尔穷追不舍更残酷的一件事情。

当然如果要论教训，说制度比说人心更实在。上一次慈善领域这种整齐划一的刷屏，还是郭美美和红会的那场风波。几年过去了，一次官方慈善，一次民间求助，两次风波，呼应着中国慈善的发展的坎坷历程呼。上次风波解决了官方慈善组织要不要监督的问题，这一次呢？被推向前台的民间慈善，如何建立其自身道义上的合法性？

最后，我们十分痛惜罗某笑小朋友，这个5岁的孩子还未享受成长的快乐就告别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