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制度要发挥真正的效力，人的因素十分关键，如果制度事关执行者的切身利益，那执行效力就会因这种影响而发生改变。

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存在专门从事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人，“职务消费”就会存在。在中国古代，这方面也早有许多制度和规定，并把抑制过度“职务消费”作为吏治的重要内容，但成效并不理想。

公务招待与公款吃喝

“职务消费”里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公务招待。早在周朝就设置了天官，下面管理膳夫、庖人、兽人、渔人等，负责承办重要聚餐活动。自周朝开始，每年元旦都会举办正旦宴，不仅臣僚参加，有的还允许带上家属，冬至、寒食、重阳等重要节日朝廷也会举办宴会。此外，皇帝登基、过生日等也都会举办宴会以示庆贺。

唐朝官员升迁要专门摆一桌“烧尾宴”，其名称的来历，说是人的地位骤然发生变化，就像猛虎变成了人，但尾巴尚在，故将其烧掉。这种宴会极为奢华，唐人韦巨源举办“燒尾宴”的菜单保存了下来，菜品包括冷盘、热炒、烧烤、汤羹、甜品以及面点等58道，费用多由公款支出。

到了宋朝有专门的“旬设”制度，官员每个月可以用公款聚餐一次。在北宋尹洙的《分析公使钱状》中，庆历三年（1043年）西北地区的渭州每个月就有5次公款吃喝的记载。

这种情况到清朝越发严重，《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任陕西督粮道，西安时称“孔道”，凡去西藏、新疆以及蜀地都要从这里过。张氏记述，“遇有过客，皆系粮道承办”，“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当时大鱼每尾要花费四五千文，其他还有白鳝、鹿尾等在宴席上也都不能少，“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余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