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磊

中国现在在治理上既要面对现代化的问题，又要面对后现代化的问题。从治理的角度，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管理问题；后现代化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服务的问题，大体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的概念。这两个阶段的焦点是不一样的。如果单纯地讲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容易发出错误的信号。

一是致使达成社会共识的过程更为复杂和艰难。比如说可能会出现用后现代化的眼光看待关于现代化的努力，说这种努力“标准太低”“太滞后了”；另一方面，你做的关于后现代化的努力同样会有人说“太超前”。比如，高速公路天天堵，说你滞后；高速公路修完了没有几辆车，又觉得你太超前。

二是导致政府发展理念上错位。由于处于“两化叠加”的时期，政府的发展应该是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所以现在简单地强调从管理（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显得有点急。中国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统治经验比较丰富，但在管理社会，特别是管理城市方面，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积累。由于从上到下思路并不清晰，出现了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同时，地方政府开始把招商引资的热情转向开发房地产。

目前重點应强调“管理—服务型”政府，逐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服务型政府，即兼顾加强管理与提升服务，“现代化”阶段的主要任务侧重强化管理，“后现代”阶段的主要任务则重在扩大服务。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