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昌武

袁宏道评论古诗文曾指出：古之为诗者，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而其为文也，有直书之事，无泛寄之情，故诗虚而文实；晋、宋以后，为诗者有赠别，有叙事，为文者有辨说，有论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与其人，是诗之体已不虚，而文之体已不能实矣。（《雪涛阁集序》）笔者在本刊以前刊载的《说“四六”》一文里曾说过，唐前的所谓“散文”，实际都是“应用文”，写作基本要求是陆机《文赋》里说的“辞达而理举”，所重视的是“辞达”即语言畅达和“理举”即内容清楚。同是明人的李邺嗣也说过：盖文自东汉而后，作者俱用实，而退之独用虚。（《王无畍先生七十序》）这是说韩愈的贡献，強调他能够用“虚”，和东汉以来的文字用“实”不同。上面两段话所述不完全不同，但同样表明写作有“虚”“实”之分，又同样讲唐前的文是写“实”的。至于袁宏道说古代的“诗虚”，是指它“有泛寄之情，无直书之事”，是说它“缘情”的特征，与本文讨论的“文”的“虚”“实”不是一回事，可另外讨论。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有这样一个论断，和上面说的文章的“虚”“实”有关系：重视非虚构素材和特别重视语言表现技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两大特长。（《中国文学论》）吉川所论显然限于古代文人的诗文，后起的小说、戏曲却不适用。他说的“重视非虚构素材”正是写作内容的“实”，而写“实”的文字要吸引人就得“重视语言表现技巧”。他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上面引用李邺嗣的话，说韩愈用“虚”。实则从文学发展看由注重写“实”到更多用“虚”乃是整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