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飞+刘海云

摘要 由于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发展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且城镇化、跨国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在现有文献中已被证实，构建包含以上三者的一体化分析框架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研究如何更好通过“走出去”来实现城镇碳减排和经济集约化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探讨各城镇化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碳排放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镇化面板门槛模型和碳排放拓展模型，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阶段性差异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城镇化率门槛值的制约，处于中高城镇化阶段的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降低城镇碳排放水平的效果较之于处于低城镇化阶段的地区更为显著。具体看来，在中游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过剩产能输出和产业链升级，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在高度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污染密集型產业输出和技术溢出，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则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进一步对城镇化集聚成本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别是高度城镇化人口拥挤成本、竞争加剧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阶段的碳排放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