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光

摘要：通过农户访谈，运用多指标评估法对景区农户福祉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表明，2014年各村庄福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旅游服务业发展好的村庄居民福祉明显高于未参与的村庄；各福祉要素中，安全、人际关系和基本生活条件3项福祉要素的空间差异较小，其他要素空间差异较大；2004-2014年，研究区圣人堂村居民福祉从49.35增长到59.06，增长率为19.68%，增长幅度较为显著，各指标中变化最显著的是人均收入和耕地状况，其中人均收入呈现正增长，耕地状况呈现负增长；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以期提高和巩固农户福祉水平。

关键词：农户；家庭福祉；旅游发展；大别山区

中图分类号：F590；F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20-5398-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6.20.058

Abstract： Through household interviews， the welfare changes of the residents was analyzed by using the multi index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each village has obvious spatial disparity caused by sources of income and traffic conditions， the well-being of the well developed village resident in the tourism service industry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non participating village. In each element of well-being， the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safety， relationships and living conditions were weak while the other element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2002-2011，the area residents welfare of Sage Village grew from 49.35 to 59.06， a growth rate of 19.68% and changes income level and farmland status were most significant with the farmland status presenting negative growth and the former presenting positive growth.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and consolidate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Key words： household； residents well-being； tourism development； Dabie mountains；

随着大众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被开发出来，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经济、文化和环境带来了深刻改变，旅游影响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分析文献[1-11]发现，旅游影响感知研究很多，但都是从社会、经济或文化等视角出发，缺乏综合视角的分析，而福祉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

本研究引入社会学福祉的概念，以居民福祉为切入点，从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入手，通过定量分析，运用横向共时性与纵向历时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对旅游发展对当地居民生活状态的影响进行综合测度，以期为发展旅游提供政策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处东经115°40′-115°46′，北纬31°02′-31°16′，位于罗田县北部山区（图1），总面积300 km2，辖两个乡镇，4个国有林场，6个集体林场，54个行政自然村和天堂湖水库管理处，总人口38 000人，人口密度为127人/km2。分设九资河大别山田园风光游览区、天堂寨大别雄风自然风光游览区、青台关古关名胜游览区、薄刀峰避暑休闲游览区、天堂湖水上乐园等5个景区，常年降雨量1 350 mm，平均气温16.4 ℃。

长期以来，本区农业结构调整制约因素多、空间小，农户经营性收入增长难度大，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外出务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积累少、负债多，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是典型的贫困山区。近十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景区群众在旅游发展中受益，所以，本区能反映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響程度。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14年10月进行的问卷调查。通过随机抽样，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访谈了120家农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02份。对被调查者性别、文化程度、参加旅游服务年数等社会经济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表1）。所调查乡（镇）为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中旅游发展最好的九资河镇和天堂寨林场。为了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旅游发展对居民福祉的影响，分别选取了天堂寨林场的黄柏山、吊桥河和九资河镇的圣人堂作为调查村落。黄柏山和圣人堂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为参与旅游活动的农户，并且主要以中年人为主，以保证农户能够较准确填写2004年的问卷情况。吊桥河问卷调查和访谈对象主要为留守的老年人。问卷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旅游活动经营者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家庭住址、距离镇区的距离、家庭人员基本情况等；农业生产与经营情况，包括耕地面积、粮食来源、家畜养殖情况等；旅游业参与情况以及农户的福祉感知情况，获得的调查数据用Excel2007、SPSS17.0和yaahp等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2 福祉测评指标的构建及权重的确定

目前，学术界对人类福祉的指标选择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是将福祉的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测评方式正逐渐成为总的趋势[12-15]。穆广杰[16]认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既要包括物质方面的指标，又要包括人们的主观满意度等指标。刘正山[17]设计了一整套主、客观结合的指标体系来构建幸福指数：客观指标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空气质量等；主观指标包括生活满意度指数、环境保护满意度等。本研究综合前人的观点，结合公园景区的自然特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选取人均年收入等18个指标来构建旅游区农户福祉的度量指标体系（表2）。通过咨询10位专家，参照户主感知，最终利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农户福祉指标体系的权重值（表2）。

2.3 农户福祉的计算方法

从测度方式来看，福祉计量指标可分为两类：一是客观指标，本研究中包括期望寿命、人均年收入、总负担系数、前期投资、距离镇中心距离和耕地数量等指标，这些指标可以利用实测的经济或社会等客观数据去反映人类需求被满足的程度。其中，总负担系数是指家庭被抚养人口（重病无劳动能力，残疾以及年龄0～14岁和65岁以上人口）占对家庭收入主要贡献人口的比例；前期投资为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所做的前期投入，以人民币数额计算，以上两指标均为负指标，数值越大，得分越低。二是主观指标，此类指标在本研究中未能通过实测数据来进行度量，主要依赖调查问卷等方法对个人的幸福感受程度进行调查。主观指标依据被访者主观评价计算分值，主观评价分为：很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不满意5个等级，分别赋分5、4、3、2、1。

为去除量纲影响，各指标采用min-max标准化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农户福祉利用标准化值加权求和计算。

3 旅游区居民福祉分析

3.1 农户福祉的空间差异

比较不同村落农民福祉状况（表3），总体上看各村落差异显著，圣人堂村农户福祉最高，为56.78；最低的吊桥河村仅为45.39，较平均水平低13.95%。黄柏山村和圣人堂村福祉水平相当，为56.24。安全、人际关系和基本生活条件3项福祉要素评分在不同村落间较为均衡，居民满意度比较高；健康、收入与支出状况和营养获取能力存在一定差异。通过访谈可知，导致农户福祉空间差异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收入来源。本次调查的3个村落，圣人堂村和黄柏山村距离风景区入口近，地理位置优越，几乎家家户户开设旅游宾馆或农家乐，通过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带来了大量收入，富余劳动力还可在旅游淡季外出打短工或种植药材，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相应地带動了营养获取能力和健康状况的提高，使得两村福祉水平较高。吊桥河村远离主要景区，交通不便，属于劳动力转移密集区域，打工收入是该村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村内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家庭聚少离多，农户幸福感往往较低。

2）交通状况。圣人堂村和黄柏山村交通条件便利，距离镇中心较近，外界信息渠道通畅，虽然退耕还林或旅游开发建设侵占耕地使得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很少，但农民有更多的增收方式，虽然农户耕地状况的满意度较低，但收入水平较高，导致农户福祉水平总体较高。反观交通闭塞的吊桥河村，农户以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距镇中心远与外界沟通较少，蔬菜及肉类的获取不易，这些都使得农户福祉水平较低。

3.2 农户福祉的时间变化

为了从时间上分析旅游开发活动对居民福祉的影响，调查了圣人堂村村民2004年（此时农家乐刚开始兴起）的福祉感知情况，通过访谈结果及福祉计算方法，得出圣人堂村2004年和2014年的居民福祉（表4）。

通过表4可以看出，2004-2014年，圣人堂村居民福祉从49.35增长到59.06，增长率为19.68%，增长幅度较为显著，且2014年处于较高水平。各福祉指标中正增长最为显著的是人均收入、收入满意度和期望寿命。其中，人均收入对居民福祉增长的贡献率达68.41%，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年人均收入的提高。2004-2014年，研究区居民年人均收入从7 750元/年增至22 800元/年，增长率为194.19%。抛开富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居民收入增长主要得益于参与旅游经营活动。据调查，圣人堂村现有农家乐87家，每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收入达6 000万元。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居民有钱看病，更加重视健康），营养获取能力得到提高。耕地状况、前期投资和健康满意度3项福祉指标呈现明显的负增长。尤其是耕地状况负增长最为显著，占福祉变化贡献率的-14.40%，主要原因在于为了保护景区生态环境，实施退耕还林工程使得研究区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居民对耕地的满意度下降明显，许多农户反映自家产的粮食不够消费，每年都需要购买。居民参与旅游经营活动要有前期投资，这些资金一般由农户向银行贷款，不少居民反映其贷款金额在百万元以上，这无疑增加了农户负担，削弱了幸福感，所以前期投资这一福祉指标贡献率为负。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以大别山国家森林公园乡村旅游地为研究区域，通过农户访谈和问卷调查，在建立多指标综合评价系统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近10年当地居民福祉的变化、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如下。

1）研究区各村落农户福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村落农户福祉明显高于未参与旅游经营活动的村落。各福祉要素中，除安全和人际关系外，其他福祉要素空间差异较大，特别是收入与支出要素差异最大。

2）2004-2014年，研究区居民福祉从49.35增长到59.06，增长率为19.68%，增长幅度较为显著；各福祉指标中变化最显著的正增长和负增长分别是人均收入和耕地状况，其中，收入水平对福祉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8.41%，耕地状况占福祉变化贡献率的-14.40%。

基于以上结论，为巩固和提高大别山地区农户的福祉，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农户福祉的增加主要依赖于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活动带来的收入增加，但是人类福祉基于主体的主观感受，不仅依赖于资本的供应及其质量状况，也依赖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改变[18]。随着旅游业进一步发展，将来会有更多的游客进入到景区，景区的承载力会受到巨大挑战。旅游经营活动产生大量的餐厨垃圾、生活废水，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交通堵塞等等，这些都会影响到农户的福祉感受，政府下一步要继续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新型农村旅游接待水平，必要时控制游客数量。

第二，诸如吊桥河之类的村落，应进一步改善交通状况，合理开发利用其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加强农林产业指导，引导居民到景区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内生动力。

第三，对不同村落制定不同扶贫政策，加大扶贫力度，给农户创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提高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和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参考文献：

[1] KEOGH B.Social Impacts of Outdoor Recreation in Canada[M].Toronto：John Wiley Press，1985.

[2] TOSUN C.Host Perceptions of impacts：A comparative tourism study[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2002，29：231-253.

[3] 王昌海，吴云超，温亚利.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收入农户间分配实证研究——以湘西州苗寨景区德夯村为例[J].林业经济问题，2011，31（1）：41-46.

[4] KIM S S，J F PETRICK. Residents perceptions on impacts of the FIFA 2002 World Cup：the case of Seoul as a host city[J].Tourism Management，2005，25（1）：25-38.

[5] ARCHER B，FLETCHER J.The Economic impact of tourism in the seychelles[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3（1）：32-47.

[6] NURAY TURKER.Host community perceptions of tourism impacts：A case study on the world heritage city of safranbolu， Turkey[J].Revista de Cercetaresi Interventie Sociala，2013，43：115-141.

[7] SHAH K.Tourism， the poor and other stakeholders：Asian experience[Z].ODI Fair-Trade in Tourism Paper.London：ODI，2000.

[8] 刘炳献.旅游对阳朔社区居民影响的实证研究[D].南宁：广西大学，2005.

[9] CROMPTON J L，MCKAY S L. Measur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estivals and events：Some myths，misapplications[J].Festival Management &vent Tourism，1994，2（1）：33-34.

[10] 黎 洁.西部生态旅游发展中农村社区就业与旅游收入分配的实证研究：以陕西太白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农村社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5，20（3）：18-22.

[11] 李春茂.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影响研究——以云南大理、丽江为例[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1.

[12] 张永民.生态系统与人类福祉：评估框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7.

[13] 杨 莉，甄 霖，李 芬，等.黄土高原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对人类福祉的影响初探[J].资源科学，2010，32（5）：849-855.

[14] COSTANZA R，FISHER B，ALI S，et al. Quality of life：An approach integrating opportunities，human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J].Ecological Economics，2007，61（2）：267-276.

[15] 刘秀丽，张 勃，郑庆荣，等.黄土高原土石山区退耕还林对农户福祉的影响研究——以宁武县为例[J].资源科学，2014， 36（2）：397-405.

[16] 穆广杰.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完善[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117-118.

[17] 刘正山.幸福指數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国情国力，2012（11）：25-28.

[18] 吕昌河，程 量.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服务功能冲突：以安塞县为例[J].干旱区研究，2007，24（3）：30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