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由于在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接连失利，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于列强压力，清政府规定今后将“夷人”改称“洋人”，“夷务”改叫“洋务”。设立总理衙门，管理一切对外事务。其对外政策，已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局部开放口岸，由奋起还击到避免开战，由伸张主权到割地赔款，由蔑视外国到学办洋务。

得寸进尺寻借口

列强取得了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内河航行、协定关税、领事裁判、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权益，却并不满足。他们垂涎中国内地市场。如果能让长江上游的重庆开埠，便可以其为跳板，向西南各地辐射，为其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扩大范围。

但清政府并不希望洋人进一步蚕食腹地。1876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向清政府提出向重庆派驻领事，清政府以重庆非中外通商口岸为由加以拒绝。英国并不死心，在该年8月的中英烟台谈判中，威妥玛再次要求将重庆列为通商口岸，同时派驻领事。清政府谈判代表李鸿章，以6月谈判中双方已商定重庆暂不作为对外通商口岸为由加以拒绝。可是在9月清政府被迫签署的《中英烟台条约》中，却添加了“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的条款。由于“派员”的身份并未明确，于是为英国在重庆开埠前就派驻领事找到了借口。

《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威妥玛立即派倍伯尔作为英商代理人常驻重庆，任期4年。所谓的“驻寓官”借此机会遍访四川，调查土产，考察民情风俗，积极为重庆开埠和设立领事馆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