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暑期的那次党委扩大会虽然开得时间较长，但讨论问题都是按职能部门分工一个个来的，丁校长似乎觉得北大整体的办学方向还有点问题。于是，有一天他对我说：“你想想，北大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咱们找时间聊一聊”。这样，我就从参加工作以后对北大工作的总体印象过了一下“电影”。有一天下午，我就跟他随意聊了起来，他也将他的一些想法和盘托出。我们谈论了两三个小时。我记得我讲了五六个方面的印象，他也谈了四五点意见。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对北大职能部门老气横秋、得过且过、不求进取，只是按章办事很有看法；学生也太过自由散漫，要求不严。我觉得应该“从严治校”，要提出一个目标，将学校办成“一流大学”。我当时对“毛选”印象还比较深，我说，毛泽东在苏区还表扬过兴国县创造了“一流工作”呢，我们办北大就是要以“一流”为目标①，有个奔头。总要“取法乎上”，宁可“仅得其中”。我还说了学校不少系学术空气比较沉闷，青年人不敢大胆发表看法。我以自己20世纪50年代在物理系工作的体验为例，当时大家以能够发现某人讲话不严格、物理概念不确切为荣，说明自己水平高，辨认力强。这样就弄得大家谨小慎微。“严谨治学”很重要，但也要包容错误，允许人家说错话，而且要从中发现人家的新意，这样创新才会源源而来，学术就会兴旺起来。他很同意，当时不敢提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就只能说要“百家争鸣”。我还直截了当地说了北大后来学术上发展不理想，与“反右派”以后学校不敢将业务上出色但政治上不很“听话”的毕业生留校任教的“左”的思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