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伟

先秦吴越音乐研究的历史桎梏与现实契机

马国伟

先秦吴越音乐研究受到“中原史”文献观念影响,史料寥若晨星,加上以文献考据为途径的研究方法力所不及,导致吴越音乐研究受到很大束缚。从宋清金石学开始,吴越相关音乐资料不断积累,直至20世纪考古学科发展成熟以及当代吴越考古成果不断涌现,吴越音乐研究终于摆脱文献桎梏,逐渐探索出一条新的研究途径。近几十年,吴越音乐研究得益于吴越文化和考古研究绘事后素,从音乐考古材料中逐渐发掘出一些新的吴越音乐文化面貌,尤其是2003年～2005年无锡鸿山越墓400余件乐器出土,更为深入研究越国宫廷音乐面貌和越国礼乐制度提供了契机,先秦吴越音乐研究日臻成熟。

先秦 吴越音乐 乐器 考古鸿山越墓

提及先秦吴越,人们不免想到句践、夫差、范蠡、西施等历史人物,抑或勾起对“太伯奔吴”“卧薪尝胆”以及“季札观乐”等经典事件的历史回想。很难想象,如果涉及到先秦吴越音乐,现实的认知又是如何的情景?

我们可以将《弹歌》与江苏张家港河阳山歌《斫竹歌》做深入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进一步考察《越人歌》与我国西南民族侗族、布依族、壮族的语言关系,或者在《候人歌》中追索南音的微影,甚至从仅存的文献中再次发掘《采葛歌》《乌鹊歌》《越王夫人歌》等与吴越民族音乐内容相关的资料,从这些仅有的资料中窥探一点吴越音乐的历史面貌。可惜,不仅吴越民歌资料之少,难于描绘吴越音乐面貌,吴越历史与文化的相关文献也是如此,轰轰烈烈争霸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吴越民族,于史籍中幸存的历史记载仅余汉人追溯之作《越绝书》和《吴越春秋》而已。

泱泱国志,何以穷末甚且?

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史以统治者为中心,实为一部“中原史”,尤其先秦时期中原地区之外的文化被视若蛮荒,很少为统治者关注。与黄河文明相比,长江下游先民的历史在文献中寥寥可数,正统的文献中鲜见吴越及其他周边民族文化的记载,吴越先民的生活与音乐活动是什么样的,史载沧海一粟。存见史籍除与地域文明相关,亦是一部主观史。史官与史家的著述依然受到主观认识和客观约束的影响,既在史料内容上有所拣选,又必然在记述上增删修改,历代史书皆如此。《越绝书》卷一便提到“其后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①袁康、吴平:《越绝书》第一卷《越绝外传本事第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页。,也是一种无奈与愤慨。史料与史实的拣选与附会,使文献常常遭受多方学者诟病,甚至不乏公然抨击,胡适曾讨论孔子与《春秋》就曾毫不客气地讲:“《春秋》的余毒就是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②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第76页。,可见学者言辞之激烈。

尽管吴越两国先后称霸一方乃至会盟中原,然而受到历史局限,与吴越历史和文化相关的文献便显得一穷二白。沿“乾嘉”思路,以文献考据为途径,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始终徘徊在旧籍堆里,尤其是针对“中原史”统治下缺失的“民族史”或“周边史”,文献研究难诉巧妇之痛。中华文明是一个多民族共同构筑的文化共同体,吴越民族对构筑多元统一的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寻找和发掘吴越历史和文化内容,既是学者的责任,也是历史使然。从宋清至今,不断有先辈时贤在吴越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耕耘,为先秦吴越音乐研究破茧启蕃。

一、宋清金石学研究

上古乐器的发现历史十分久远,早在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就有记载陕西城固县出土编钟。近古时期,宋代碑石铭刻兴起,一些学者文士将古器著录成书,或编篆类目,或记述铭辞,或考证碑刻,或摹绘图谱,金石研究蔚然成风。金石著录保存了当时仅见的吴越音乐资料,为后世相关研究打下了基础。

北宋吕大临撰《考古图》十卷,书中对所收录器物的大小、尺寸、容量、重量、出土地点、收藏者一一注明,并且进行绘图摹文和简略释要。《考古图》书中展示了几件太常收集的甬钟以及民间藏钟外,只有一件磬与两件錞于,两件秘阁藏錞于据传得于豫章,这里经常出土吴越乐器。王黼《宣和博古图录》,共三十卷,收录了宋代金石文物的精品八百多件。书中收录编钟资料数量远多于《考古图》,尤其其中收集了较多的錞于资料,对于錞于的研究提供了帮助。书中还列举了一些铎、钲和铙,尤为可贵的是,书中记载的“周蛟篆钟”实即越国者旨於赐钟,是最早记载这一资料的著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收集从夏商至秦汉的铜器、石器铭文,近五百件,订讹辨异,详加考释。在宋代集录彝器款识的专著中,此书最为丰富,编次也较有条理,其中商周彝器部分钟类款识可以从《考古图》与《宣和博古图》所见。书中收录商钟四枚,其中一至三钟,容希白考订为“越王者旨於赐”,是解读吴越音乐文化的重要史料。

除了这些较具代表性的著作之外,王俅《啸堂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李公麟《考古图》、黄伯思《东观余论》、董逌《广川书跋》、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王厚之《复斋钟鼎款识》、顾炎武《金石文字考》、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以及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等都是这个时期金石研究的成果,甚至包括一些笔记体著作如沈括《梦溪笔谈》以及一些政书如郑樵《通志》等各类书籍也有相关研究。

清代,乾嘉考据延续了宋代金石学,对相关吴越音乐资料进行了解读,器物甄别和考订进一步深入,这些研究虽然还没有真正涉及到吴越音乐,但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乾隆年间御纂的《西清古鉴》等书,直接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各类金石学研究的著作也逐渐多见,包括《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捃古录金文存》《斋集古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到《积古济钟鼎彝器款识》时,器类更加丰富,钟类却少了很多,与吴越乐器乃至彝器相关资料又更少,只在序“商周铜器说”中提及“鲁国贿晋卿以寿梦之鼎”,当可知晓寿梦时钟鼎都有铸造。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研究门类多,研究程度逐步深入,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江苏常熟翼京门外出土了一枚姑冯句鑃,是史籍记载中最早发现的句鑃,道光年间翁心存撰《知止斋诗集》,详细地记载了这一句鑃,后陆续录于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小校经阁金文》以及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等。道光七年(1827年),浙江武康县山中出土了一套“其次句鑃”13件,释六舟《宝素室编年录》有详细记载,后又载于《攈古录金文》《金文存》等书。但是,这些记载多是金石学家的简略描述或对铭文的考释,未从句鑃器物形制功能来研究乐器本体。

宋清金石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铭辞文字方面,对钟磬音乐研究所需的其他方面如器型、纹饰、音律、功用等方面资料记载和研究甚少。于此,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序中感叹道:“古器之出,益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③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序,《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9页。

二、近代金石学、考古学研究

近代金石学、考古学的研究为吴越音乐文化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材料和新的认识。20世纪早期,王国维《古礼器略说》、唐兰《古乐器小记》,五、六十年代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图录》、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以及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等著作中都对存见吴越青铜器进行著录和解读。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的研究,始创金文系统以国家来区分,对后世青铜器文化性质探讨提供了借鉴,并且在编撰中依国别类属金文,对南方青铜文化给予较多关注,尤其在《彝器形象学试探》中不仅讨论了青铜器年代分期的问题,还对吴、越、徐等国家的青铜器展开讨论,“颇有打破传统观念的新意”④董楚平著《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一书中,李学勤先生在“序”中谈金文国别研究之先例,对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的看法。。

近代诸家的研究,为金石学研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原有的历史材料也逐渐被发掘和重新释读。20世纪上半叶,一些著名学者如王国维、唐兰、郭沫若、陈梦家、马衡、于省吾、容庚等对吴越乐器句鑃的器名和器物类属等问题多有考证,在句鑃的族属、年代等方面也聚讼较多,成为句鑃研究的起步阶段。他们的研究范围已不限于对铭文的考释,也关注到了句鑃的本体特征以及地域属性等方面。限于史料不足,多数人仍将句鑃归附于他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的视角和手段并未将句鑃作为一种乐器来对待,句鑃所展现出来的音乐面貌和文化现象仍然是个空白,但这些研究已经走出宋清时代器物资料阈限,开始了真正的研究阶段。

从这个时期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很多成果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单个器物,或与器物相关的单方面内容,如铭文、形制、纹饰等方面,并且往往没有广泛收集材料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呈现出资料性与研究性并呈的局面。近代金石学家逐渐发现了中国传统金石学研究在内容上和方法上的不足和存在的弊端,在胡适“整理国故”的口号下,一批学者努力借鉴采用新方法来研究金石学,将传统金石学研究引向更为科学和系统的发展方向。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黄文弼、徐旭生、董作宾等人,既有国学功底,又能参与田野,结合新方法开展新的研究,将乾嘉金石单一的研究方式逐渐多元化。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创立“二重证据法”,对后学裨益极大。基于20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和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吴越历史和文化研究出现了新的转机。

三、吴越及百越文化研究

与近代金石学、考古学同时成长的还包括吴越文化研究和吴越民族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吴越民族及百越民族研究。1920年童振藻在《岭南学报》发表第一篇与百越民族研究有关的文章《牂牁江考》之后,百越文化研究逐渐开展起来。20世纪30年代之后,许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纷纷展开对吴越历史文化研究,成果丰硕。抗战爆发后,吴越文化研究被迫中断。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又先后两次在吴越文化研究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之后甚至从吴越文化研究中逐渐分支出“吴文化”等民族风格相对集中的趋势,吴越音乐文化研究势在必行。到20世纪末,吴越及百越历史文化研究已经卓有成就,并且形成了一支较为成熟的百越民族史研究队伍。

1937年由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下文简称《论丛》),是一次较为集中的吴越文化研究,也凸显了这个时期阶段的研究成果。书中收入卫聚贤、吕思勉、罗香林、陈志良等学者相关文章,内容涉及吴越种族源流乃至浙江石器时代的文化等方面,其中不乏诸多学者高见。《论丛》中卫聚贤在《吴越释名》和《中原民族之开发东北》篇中引用了者减钟与邾公华钟等例对字形、字义进行解释,虽内容涉及了乐器,但与吴越音乐本体研究相关较少,反映了当时音乐资料只是历史与考古等方面研究的材料储备,并非针对音乐做研究的学术氛围。同书中,罗香林在《古代越族的文化》中谈到了“越人的铜铎”这一文化特征,他认为施宿《会稽志》卷十三提到的秦始皇“驱山铎”是对铎的一种谬解,并且进一步解释:“盖越地比连句吴,而句吴固为一种惯用铜铎的民族,因交通的频繁,文化的流播,越地盛行铜铎文化,自是可能的事”⑤罗香林:《古代越族的文化》,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03-108页。,认为“这种在越溪发现的铎。必为古代越人遗物”⑥罗香林:《古代越族的文化》,吴越史地研究会编《吴越文化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03-108页。。文中又取证于《淮南子》《说文》《论语》《渊鉴类函》等文献以证铎之吴越看法。他的研究已经关注到乐器的类型和器物属性方面,较之前人研究有所跨越,文中还专节探讨“骆越的铜鼓”,难能可贵。1943年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是较为完整且系统研究百越历史的专著,书中介绍百越族群于越、欧越、闽越、东鳀、扬越、山越、南越、西瓯、骆越、越裳、掸国、腾越、滇越、越嵩、僰国、夜郎、夔越等17个支系的历史,归纳和总结百越文化特征,并兼及越族方言,其中对百越来源等问题做了重新的深入的探讨。除了专著之外,关于吴越、百越的研究文章也比较多,梁启超《中华民族之成分》、龙灊《中国与安南》、郎擎霄《中国南方民族源流考》、刘芝祥《山越考》、杨向奎《夏本纪·越王句践世家地理考实》、王新民《越王句践子孙移民考》、谭其骧《粤东初民考》、罗香林《海南黎人源出越族考》等文章对吴越即百越种族源流以及少数民族与古代越族关系等方面做了很多研究。

1949年建国后至改革开放时期,吴越与百越民族与文化研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除了国内的一些成果,如尹焕章《关于东南地区几何印纹陶》、蒋赞初《我国东南亚地区原始文化的分布》等,其他成果主要集中于台湾、香港、以及越南、日本等大陆外学者的研究。如1955年台湾出版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香港出版的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以及日本学者后藤均平《古代中国文明之越族》等。由于这个时期吴越青铜器尤其是吴越青铜兵器出土较多,相关研究呈现出一个小高潮,其他研究主要还涉及了对历史人物、国家社会性质、考古遗址以及少数民族与越族等方面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1979年-2000年),学术氛围宽和以及研究资料的进一步丰富,学术研究空前活跃。1980年6月,厦门大学成立了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20年来先后在全国各地举办了十二届全国性(国际)百越民族史研讨会,出版了多部论文集,数量多,质量高。除了这些会议论文集之外,很多学者出版了相关专著如蒙文通《越史丛考》、蒋炳钊与吴绵吉、辛土成合著《百越民族史》、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方杰主编《越国文化》等著作,这些有突破性的著作和相关文章共同构成了当代吴越与百越研究的成果,既为吴越与百越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道路,也为吴越与百越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世纪开始,吴越与百越的研究已经逐步专题化与系统化,原来涵盖面较广的研究面貌逐步解构为集中而深入的专题探讨,呈现出一批在相关研究领域“精尖”的研究趋势,一些重要的方面逐步在这些小专题的研究中凸显出成果,并且研究方法多样化,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吴越与百越历史、民族、文化、地理、经济等诸多方面。到目前为止,吴越与百越文化研究成果丰硕,这些研究成果客观上也为吴越音乐文化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学术支持。

四、近几十年吴越考古成果

20世纪后期考古材料不断涌现与考古学学科蓬勃发展,加上吴越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以考古方法对吴越及百越材料进行梳理和研究,在吴越文化中取得突出的成果。以先秦青铜器为主的出土材料是吴越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青铜器器物材质性质及文化属性,吴越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青铜器本体,尽管这些研究的局限性很大,但却给予吴越文化研究很大的帮助,以往文献中不可见到的历史事实以及被文献编撰者饰化过的历史逐渐呈现出更加客观的面貌。

吴越青铜器研究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前文宋清金石学研究实际上是吴越青铜器研究的萌芽期,其目标虽不定位于吴越或其他文化性质,但客观上为后面研究奠定了基础,是吴越青铜研究的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伴随全国范围考古资料增多,吴越在墓葬、窖藏以及遗址中发现了许多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才逐渐揭开了吴越文化的神秘面纱。如1954年6月在江苏镇江大港镇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器身120余字铭文记述了周康王册封宜侯,并赏赐鬯、瓒、弓、箭、土地、庶人等,是研究西周分封制度的重要史料,这些在文献上没有出现过的重要资料在青铜器研究得到了补充。宜侯夨簋的出土引发了吴文化研究的小高潮,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诸家对青铜铭文的考证,认为“夨”即是虞仲,也就是周章的弟弟。史载周章为吴祖太伯后人,宜侯夨簋的出土不仅证实了吴国与太伯的关系,并且吴越历史上首次有了明确清晰的定位。这一时期宁镇地区出土了一些重要墓葬和青铜器发现,如1954年丹徒烟墩山、1959年仪征破山口等墓葬和遗址引发了学者对这一地区乃至对湖熟文化的探讨,1957年江苏武进奄城出土一批盘、匜、尊、句鑃,1957年新海连市锦屏山出土一套9件编钟,1958年吴江浪荡川圩出土了铜戈8件,1958年邳县刘林遗址出土了青铜壶、簠、匜、瓿、勺以及车马器等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这一时期出土的器物较为零散,一些重要的青铜器研究仍聚焦在青铜铭文的解读上,如唐兰《夨簋铭文考释》、陈梦家《宜侯夨簋和它的意义》、林沄《越王者旨於赐考》以及容庚《鸟书考》等。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考古研究迎来了重要的阶段,出土器物不仅数量增多,还涌现出一批重要的考古发现。吴越地区墓葬的不断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宁镇地区、太湖流域以及皖南地区三个重要的区域,并且在苏北、宁绍地区、赣东北等都有大量出土资料,这些分区域成体系的墓葬为学者从宏观层面了解吴越文化提供了资料,摆脱了以往个案的研究以及单一类型的比较研究,青铜群、墓群乃至葬群等也成为考量吴越文化的重要手段。鉴于吴越青铜器本身的发现和研究,以往以中原青铜器为标尺的方法逐渐成为一种参考,吴越自身青铜器的性质和特征等内容也逐渐成为文化判断和时代推定的依据,由原来单一的研究方法逐渐发展成为中原特征和土著特征双重标准。彭适凡在《江西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的分析与分期》文中探讨南方商周青铜器的分类问题,后诸多学者邹厚本、马承源、肖梦龙等籍此方法对吴越地区青铜器展开研究,刘兴《东南地区青铜器分期》、刘建国《试论江南周代青铜文化》、马承源《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研究》等集中反映了一批考古学研究成果。吴越文化的宏观、微观深入研究不仅引起学界对吴越文化的群体关注,吴、越文化本身的性质也逐渐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兴趣,有学者通过出土材料开始探讨青铜器上吴或越文化的特征,刘兴《吴文化青铜器初探》、肖梦龙《试论江南吴国青铜器》《吴国青铜器研究》、肖梦龙、林留根《皖南吴国青铜器分期研究》等都是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青铜铭文研究仍然在吴越文化研究中有重要价值,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和曹锦炎《鸟虫书通考》是综合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吴越兵器出土材料多,在青铜器中较有特色,这一时期针对青铜兵器的研究文章最多,从20世纪70年代末每年十几篇到90年代末每年百篇左右,并在21世纪10年代发展到研究高峰,反映了吴越青铜专题的研究热点和普及程度。与传统考古研究方法不同的是,21世纪吴越青铜研究有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依靠科技手段对青铜器制造技术、青铜材质分析以及在铸后加工热处理等多方面领域进行多学科、多维度的综合研究。《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越王剑的质子X荧光非真空分析》《吴越青铜兵器技术三绝》等都是这方面研究成果。

五、中国音乐史著作中“吴越音乐”研究

与蓬勃发展的金石学、考古学和轰轰烈烈的吴越及百越文化研究相比,中国古代音乐研究中吴越音乐的研究可谓凤毛鳞角。从1922年叶伯和《中国音乐史》至今,近百年的时间里,吴越音乐文化研究始终徘徊在散兵游勇之间,没有建设性的开拓。

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音乐史著作中古代音乐的研究,沿袭修经治史的思维,著述基本方式为引经述典,是史籍资料概括与整合,内容较少涉及吴越音乐。在这些著作中仅许之衡《中国音乐小史》和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中提及“季札观乐”的吴越历史事件,而在朱谦之《中国音乐文学史》和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中可见“渔父歌”“越人歌”等与吴越民歌相关的史料。1934年王光祈《中国音乐史》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并且注意到了文献的局限,书中部分章节有与吴越相关内容之猜想,如他对十二律名的含义做推测时说:“……其最难解者,当为太簇,姑冼,蕤宾,夷则,无射,五个名称……当系翻译所谓‘南蛮鴃舌之音'而成”⑦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下册,音乐出版社1957年,第3页。,并在同章讨论律吕乐谱时选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中风雅十二诗谱,将《关雎》译谱后认为朱熹原注“无射清商,俗呼越调”又意将燕乐“雅乐化”,因呼之为越调,并认为“越调者,燕乐之商调也”⑧王光祈:《中国音乐史》下册,音乐出版社1957年,第4-6页。。尽管这些猜测没有得到进一步考证,但钩沉吴越音乐相关内容史料并进行推断,已是可贵。

1957年李纯一《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引言中首先谈到了文献与考古方法对原始时期音乐的探索,他在“原始时期的音乐”中例举文献,提到《左传》记载的季札在鲁国观乐的故事,并认为季札当时对《大夏》的评论是从大禹治水功绩这一角度出发的,也是对吴越音乐研究的初涉。他在次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中注意到长江流域的“湖熟”文化和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骨哨”,在远古传说资料中注意到《吕氏春秋·音初篇》对“侯人歌”的记载,并认为“南音始于涂山氏之女的说法,当不可靠……”⑨李纯一:《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增订版,音乐出版社1964年3月第2版,第9-10页。,还在乐器资料中引用《国语·吴语》关于錞于的材料,这些内容不仅梳理文献并且发掘考古资料,为揭示吴越音乐面貌筚路蓝缕。在略有关注和发现之外的著作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简史》《中国音乐史讲义》《中国音乐史话》《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乃至《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著作中均仅见“季札观乐”或相关吴越民歌,实与五十年代之前吴越音乐内容毫无进步,甚至很多著作中连寥寥可数的吴越史料都忽略了。

80年代之后,受到音乐考古资料的研究和启发,一些著作关注文献之外的吴越相关音乐资料,如1983年吴钊、刘东升《中国音乐史略》在“国风、楚声和其他南方民歌”中引用最新的考古成果——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铜屋伎乐进行解读,这是当时音乐史著作中与吴越音乐关系最密切的出土资料;1988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编《中国音乐史图鉴》,除了引用绍兴306号战国墓出土的铜屋模型资料之外,还在“乐器”大铙资料中例举浙江长兴、余姚,江苏江宁等出土资料;李纯一《先秦音乐史》在《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的基础上将文献与音乐考古资料结合,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吴越音乐研究资料和内容最丰富的著作,然而,对于真正揭开吴越音乐面纱来讲,仍然杯水车薪。

诸多先辈著述音乐史,其间仍少有“中原”周边民族的音乐研究,甚至包括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巅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也只是在书中谈到“四夷之乐”时略微提及。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仍然不能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中跳出来,出土材料研究的缺乏以及研究视野和手段的局限性导致研究对象和内容仍是以中原音乐文化现象研究为主。越族作为占据中国大半个南方地区的一大民族,民族支系众多,分布广泛,乐器数量和品类丰富,但音乐记载和研究的份量非常少,因之,吴越音乐文化研究的必要性显而易见。历史文献对于中原区域之外民族的摒弃乃至抵触态度,导致了古文献对于吴越文化记载的疏漏,再加上传统的文献研究手段,中国古代音乐史著作中难见得吴越文化的面貌,发掘和补充一部“残缺”的中国音乐史亟待解决。

六、近几十年吴越音乐相关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考古资料增多和音乐史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了新的面貌,尤其是从80年代开始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不断涌现出新的认识和看法。得益于吴越地区出土材料的不断丰富,吴越音乐研究开始起步,许多原来在文献中较难发现的历史在考古材料上得到启示,许多文献中没有发现的问题在考古材料上得到新的认识。从这个阶段开始,许多学者或钩稽文史,或研究出土材料,或考察民族民俗学,以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视角逐渐开展了一些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

在这些研究中,乐器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如1979年马承源《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1983年沙孟海《配儿钩鑃考释》、1988年于鸿志《吴国早期重器冉钲考》、1990年刘兴《吴臧孙钟铭考》、1999年谷建祥、魏宜辉《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镈铭文考辨》、2000年冯时《巢钟铭文考释》、2002年魏宜辉《再谈巢编镈及其相关问题》2003年杜迺松《金文“句鑃”、“左守”讨论》、2004年曹锦炎《自铎铭文考释》等,这些以传统考证手段研究器铭,许多成果对研究吴越音乐有很大帮助。吴国乐器“者减钟”是目前发现的吴国最早的有铭青铜乐器,也是研究吴国早期青铜器的重要资料。马承源在《关于翏生盨和者减钟的几点意见》一文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做比较,对者减钟的年代进行重新评估,这种方法一改郭沫若、王国维、杨树达以及温廷敬等从声韵入手推定者减钟的时代与人物的传统方式,使者减钟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文中对者减钟人名“皮”的考订,推翻了郭沫若和杨树达的“柯转说”,王国维的“颇高说”,温廷敬的“诸樊说”等,以形制、纹饰、铭文诸方面重新推定“皮”,为者减钟断代提供了新的认识。沙孟海《配儿钩鑃考释》(下称《考释》)与杜迺松《金文“句鑃”、“左守”讨论》(下称《讨论》)是目前研究句鑃的重要参考资料。《讨论》对出土的三例重要吴越乐器“姑冯句鑃”“其次乐器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土材料的丰富性,而近几十年吴越墓葬发掘较多,其中出土的乐器进一步丰实了吴越音乐的研究内容。关于吴越乐器的研究,诸多学者都做过不同程度的探讨,吴越乐器在形制、纹饰、功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多。1994年方建军《吴越乐器句鑃及其相关问题》专文探讨句鑃,以音乐考古学研究手段对句鑃的类型与形制进行研究,是一篇较早研究吴越乐器的文章。同年,徐孟东《句鑃发微——对一种先秦乐器历史踪迹的寻觅与思考》也专文研究句鑃。文章搜集了很多当时所见句鑃材料,依据文献和出土实物来考证乐器的形制演奏方式、发音原理、组合与音列、来源、用途、流行时期与区域等多方面内容,这两篇文章是较早对吴越独特的乐器句鑃进行研究的文章,同时也是吴越音乐研究的突破口,为句鑃研究和吴越音乐研究开辟了道路。大约从90年代开始,与句鑃相关的音乐研究逐渐展开,吴越音乐文化的研究也水涨船高。除了句鑃之外,吴越乐器大铙、錞于、钲、越系圆钟等较具吴越特色的乐器,近年来的相关成果也不少。錞于多见于先秦和汉代,研究成果也很多,錞于的文化性质常被认为与越族和巴族相关,如傅举有《古代越族的乐器——錞于》、陈四海《试论巴人的乐器——錞于》等,陆斐蕾《錞于及其文化区系研究》对所见錞于做详尽考察,并从形制、纹饰、功用与演奏以及文化属性等方面做全面的考量,纵向梳理了錞于的特征,为研究吴越音乐文化提供了参考。大铙也是越族的乐器,在吴越地区也有发现,许多考古学、音乐学等专家有对大铙的研究,成果丰富,但由于大铙分布的地理区域范围相对较广,时间跨度大,主要集中于赣鄱地区,与句鑃和錞于相比,专文针对吴越地区出土大铙的研究和成果相对句鑃”和“配儿句鑃”进行考察,以音乐学与古文字学的方法探讨句鑃铭文,并进一步考证句鑃的功用以及对句鑃相类乐器进行辨析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考释》将1977年绍兴出土的句鑃铭文进行释读,为“配儿钩鑃”的器主以及断代揭开了谜团。这一研究成果成为后来研究句鑃的重要参考资料。谷建祥、魏宜辉《邳州九女墩所出编镈铭文考辨》(下称《考辨》)、冯时《巢钟铭文考释》以及魏宜辉《再谈巢编镈及其相关问题》等文关注1995年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墓葬中青铜编钟。《考辨》考证认为器主“巢”为吴王玄孙,是吴国贵族,出土乐器为吴器,反映了春秋晚期吴国北上争霸的历史活动。冯氏认为《考辨》考证为吴器至确,并进一步推定“巢”为吴王僚之子诸樊,时代为春秋末期,将这一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魏宜辉后又著文《再谈巢编鎛及其相关问题》专文探讨铭文,对冯时的“诸樊说”提出质疑,认为释“巢”为“诸樊”欠妥当,并且进一步推论“巢”家族很可能是北上吴人的一支,由此编钟便可能反映出吴亡国后吴人后裔的历史情况。这些探讨既对编钟本身的研究提供了帮助,同时断代结果乃至器主推定都对乐器所反映的现实提供了借鉴,这些成果对吴越音乐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坐标参考。这些之外,刘兴《吴臧孙钟铭考》对1964年江苏省六合县程桥墓中出土的编钟铭文进行进一步考订,认为臧孙钟应与吴王阖庐的太子终絫相关。

对乐器铭文的研究是近几十年金石学成就的延续,吴越音乐研究的最大突破以及取得的成就与乐器研究密不可分,这些金石学、古文字学研究成果在器主的考量与时代的推断等方面给予吴越音乐研究很大的帮助。吴越较少。

由于吴越乐器成体系出土资料不够丰富,出土区域范围广,分布较为零散,因而对吴越乐器的研究很难系统深入地进行探讨,许多发现的材料得不到有力的学术支持,也有很多有见地的学术思想得不到实物印证,难以形成全面地、系统地、深入地研究。

进入21世纪,吴越音乐出土实物的不断丰富,也为吴越音乐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尤其2003-2005年无锡鸿山越墓的发掘,为吴越音乐研究带来了契机。江苏无锡锡山区后宅镇鸿山分布着一处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群,从墓群中发掘的7座墓葬中,出土青瓷或硬陶乐器达400余件,这些乐器不仅包括了甬钟、镈、编磬等中原系统乐器,也发掘了具有越国特色的句鑃、錞于、环首钲、越系圆钟等乐器,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富,为以往考古发掘所罕见。墓葬出土乐器不仅展现出战国时期越国宫廷礼乐面貌,同时也为研究“礼崩乐坏”历史背景下,越国对中原乐悬制度的使用和重构提供了资料。无锡鸿山越墓乐器出土,令多年观察和研究吴越音乐文化的学者感到振奋,并吸引了一大批目光关注。王子初《鸿山乐器五说》专文探讨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乐器,尤其对墓中出土的一些较为陌生的乐器进行解读,梳理乐器名实,详细考订乐器名称的意义,为认识鸿山越墓乐器乃至吴越乐器提出诸多建设性的看法和意见。朱国伟《无锡鸿山越墓的音乐考古发现与研究》对鸿山三个主要土墩墓出土乐器进行比较研究,从乐器形制、纹饰、材质等方面的对比研究中观察越国贵族土墩墓的级别差异,展现战国时期越国宫廷音乐面貌。费伶伢《越国乐器研究》以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乐器为主,整合历年来苏浙皖等地墓葬出土的乐器以及馆藏文物和传世文物,对越国乃至越族乐器进行型类研究,文中提出越国乐器仿中原系统和越系统看法,并且首次对乐器部件悬鼓座、簴座以及枹等进行了考证。上述三文充分肯定无锡鸿山越墓出土乐器的意义与价值,从不同的视角对越国乐器做深入研究。由于无锡鸿山越墓乐器出土资料的本身价值,再加上学者的逐步研究,在目前所见越国乐器研究乃至越国音乐研究领域里,是仅有的较为清晰系统的研究成果,以此深入发掘,战国时期越国贵族音乐面貌将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余珊瑛《越文化青铜乐器初探》(下称《初探》)一文不似前文关注某一墓葬或考古发现,而是广泛搜集越文化青铜乐器进行比较,这种对某一具体乐器的梳理与纵向研究,有利于认识乐器发展规律以及乐器的区域特色,但同时乐器较为零散的出土分布以及乐器风格多样化也容易造成认识的误区乃至错误。《初探》还对绍兴坡塘306号墓中出土的伎乐铜屋做研究,并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认为越地的文化经历了越族文化——越国文化的转变,也侧面说明了越国文化逐渐受中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影响。

吴越乐器的研究为认识吴越音乐面貌提供了充分、直接、确凿的保证,而吴越音乐在吴越民歌、乐舞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揭开吴越音乐神秘的面纱。囿于文献资料匮乏,吴越民歌的研究与吴越乐舞的研究较少,研究成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多数研究成果只能言其一二,貌其大略。也有学者对吴越音乐的总貌也做了一些研究,如1988年冯明洋《“百越文化”中的音乐》梳理越人的出土乐器“骨哨”,探究文献中与越族相关的民歌《击壤歌》和乐舞《玄鸟》,特别是文中考证了几首认为是与越族相关的民歌如《七任曲》《弓箭歌》《越人歌》等,以广西壮族当代活态遗存逆向考察越族民歌或乐舞,为认识越族乐舞提供了新的认识和看法。1990年徐孟东《论吴越音乐文化的延续演变——兼论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引用史籍中吴越民歌和考古出土的诸多吴越乐器来展现吴越音乐,并对吴越音乐的历史影响做了相关探讨。2015年王子初《近年来我国吴越音乐考古资料的调查与研究》全面梳理吴越音乐文献与考古资料,对相关资料进行学术价值分析和研究以及当代现实意义探讨,为全面研究吴越音乐提供了资料和思路,先秦吴越音乐在先辈诸家的开拓中日臻成熟。

从金石学研究开始到考古学方法的引入,先秦吴越音乐研究无论在资料或方法上都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准备与摸索的过程。历史文献的局限,使得吴越音乐研究始终受到了很大的束缚,近百年来的古代音乐研究始终没有在先秦吴越音乐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果,与“戴着脚镣跳舞”的历史现实不无关系,而20世纪考古学学科成熟以及吴越考古成果的积累,客观上不仅为吴越音乐文化研究构筑基础和搭建平台,其研究成果也有助于吴越文化生命力的长期蓬勃发展,对揭示和展现华夏文明的历史面貌和脉络有重要贡献,能够在目前贫瘠的吴越音乐文化研究现实中有所开拓,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契机,也是时代的需求。

[1][东汉]赵晔:《吴越春秋》,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

[2][宋]吕大临:《考古图》,中华书局1987年2月。

[3]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4]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越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编:《国际百越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5]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江苏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

[6]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鸿山越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

2017-01-08

J607

A

1008-2530(2017)02-0088-11

马国伟(1979-),男,博士,任职于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郑州大学音乐考古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