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志峰

第一，民意被操纵，决策被绑架，怎么办？

在公共事件面前，如何利用和操控民意，一直是权力和利益的敏感话题。网络上充斥着怀有各种目的的“枪手”“水军”，他们通过选择性地发布事实和“特立独行”的逻辑推理，操控网络民意。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决策必须面对这一问题。

解决方案：一是坚持法治原则。政府决策面对网络民意时，在根本的原则性问题上不可动摇，最重要的是坚持法治原则，以法律为准绳，坚持依法依规决策，坚决打击违法操控行为。二是推进信息公开。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堵住谣言传播的根本所在，只有信息公开透明才能获得民众信任，降低民意被操控的可能性。三是创新方法策略。用新方法对待新问题，分析网络信息传播特点，形成新的方法和策略。例如，建立健全网络舆情采集和反馈系统、以意见领袖为重点建立多元渠道治理机制、建立网络自治制度等，形成新的公共管理网络治理体系。

第二，数字鸿沟下的弱势群体难以发声，怎么办？

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拥有和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差距。在信息技术席卷全球的时代，信息化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在给人们带来无限便利、无尽机会、无穷可能的同时，也由于数字鸿沟的不断扩大，使鸿沟另一端的人只能隔沟兴叹，渐行渐远。弱势群体在网络信息社会已经演变为信息弱势群体，他们难以靠自身表述获取、占有所需的信息，更难以将自己的诉求向决策层表达，获得公平的对待。

解决方案：长远来看，肯定是要通过软硬件环境的改善来填补数字鸿沟。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培训等方式为信息弱势群体提供开启信息技术大门的钥匙，着力促进网络信息公平，为低收入民众创造上网条件，切实消除“数字鸿沟”，避免出现弱势群体因不上网而“失声”甚至“被代表”的情况，使其获得更公平的政治对待。当下来看，应建立完善的弱势群体利益诉求机制。其一，发挥网络舆情监测的“社会雷达”作用，使政府决策更为透明化，保护弱势群体免受操纵与控制，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可能。其二，开辟专门的网络平台，为弱势群体之间、政府组织之间以及弱势群体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与讨论提供平台，降低其利益表达的成本。

第三，大数据挖掘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怎么办？

大数据本身的有效性还有待加强，主要基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数据条件还不成熟。丰富有效的数据源是大数据发展的前提。当前，我国数字化的数据资源总量远远低于美欧，每年新增数据量仅为美国的7%，欧洲的12%，其中政府和制造业的数据资源积累远远落后于国外。就已有的有限数据资源来说，还存在标准化、准确性、完整性低，利用价值不高的情况，大大降低了数据的价值。此外，中国要进入真正的大数据时代至少还要10年，要从人人相连到物物相连之后数据才能呈现爆发性增长，为进入大数据时代提供巨量有价值的数据支撑。二是技术条件还不成熟。与成熟技术积累推动应用模式创新的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领域不同，大数据领域的技术尚未完全成熟，还只能针对小规模、有结构或类结构的数据进行分析，谈不上深层次的数据挖掘，现有的数据挖掘算法在不同行业中还难以通用。三是大数据分析本身的局限性。大数据过于依靠数据的汇集，一旦数据本身有问题，就很可能出现“灾难性大数据”，导致错误的预测和决策。同时，数据分析的结果本身就可能影响进一步分析。

解决方案：第一，推进数据和技术完善。大力推进数据开放和标准化，消除数据共享壁垒，扩大数据总量和提升数据质量，加快推动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推进大数据技术发展与完善，特别是加快开发大数据技术在政府决策中的应用。第二，多元化手段相结合。正确认识大数据技术的局限性，扬长避短，形成信息技术与传统决策模式的有机融合。

（摘自《改革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