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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

2017-02-13丁建勋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7年1期

摘要: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与现实存在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本深化特征联系起来,以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一方面,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以及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研究,推测并观察得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另一方面,严格的计量分析也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其传导途径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欲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必须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关键词:要素替代弹性;要素价格扭曲;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编号:2095-5960(2017)01-0001-13

中图分类号:F06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收入占比重逐年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李杨和殷剑锋,2007;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张车伟和张士斌,2010;Karabarbounis和Neiman,2014)[1][2][3][4][5]。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下降不仅进一步扩大了社会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会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如使投资规模不断攀升以及消费需求低靡等,最终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模式。这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原因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GDP中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U型规律所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U型规律,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3][6]。也就是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经阶段。

第二,技术进步。将偏向型技术进步视为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是理解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代表性视角(Bentolina和Saint-Paul,2003;Guscina,2006;罗长远,2011)[7][8][9]。我国的一些学者也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与偏向型技术进步联系起来。罗长远(2009)[10]

、黄先海和徐圣(2009)[11]以及张车伟和张士斌(2010)[4]等认为,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是造成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刘丽和任保平(2008)[12]、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13]、陈宇峰、贵斌威和陈启清(2013)[14]以及王燕和陈欢(2015)[15]等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大体上是偏向资本的,因而降低了劳动收入报酬份额。杨俊和邵汉华(2009)[16]的研究发现,我国具有资本增强属性的技术进步和过快的资本深化,偏离了现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显著降低了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姚慧泽和石磊(2014)[17]认为,在新古典分配的框架下,要素密集度差异扩大会导致要素替代弹性变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更为容易,这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

第三,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变化也是西方学者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一个视角(Solow,1958;Kravis,1959)[18][19]。在我国,经济结构因素(产业结构、要素市场结构、产品市场结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治理结构)也被视为引起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因素。具体的研究有:产业结构演变(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罗长远和张军,2009;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钱晓烨和迟巍,2011;吴振华,2015)[2][6][3][20][21];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存在阻力(李稻葵、刘霖林和王红领,2009)[3];要素市场分割加剧资源错配程度(王宋涛、温思美和朱腾腾,2016)[22];要素比价扭曲(李文溥和李静,2011)[23];劳动力无限供给(龚刚和杨光,2010)[24];国有富余人员进入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形成的打压(陆铭和蒋仕卿,2007)[25];产品市场垄断加剧和国有部门改制引起的劳动力市场环境改变(白重恩、钱震杰和武康平,2008)[26];民营化(罗长远和张军,2009;常进雄和王丹枫,2011)[6][9][27];地区间经济增长竞赛强化了资本的要价能力(罗长远和张军,2009)[9]。

当然,除以上述主要观点外,学术界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原因的观点还有很多。例如,全球价值链(张少军,2014)[28];FDI(邵敏和黄玖立,2010;唐东波,2011;钟世川,2015)[29][30][31];国际贸易(余淼杰和梁中华,2014;钟世川,2015)[32][31];国际生产分割的上升(蒋为和黄玖立,2014)[33];经济发展水平(罗长远和张军,2009;常进雄和王丹枫,2011)[9][27];政府财政支出(罗长远和张军,2009)[9]等等。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并没有形成共识。实际上,无论原因是什么,其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会最终体现在对要素价格和要素数量的影响上。因此,本文将劳动收入份额与我国现实中存在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本深化特征联系起来,以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象。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要素市场上存在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其作用途径是: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劳动份额下降。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了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关系的一个简单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实证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和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对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机理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五部分是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二、简单的理论分析

假设收入或产出Yt①①下标t为时间,为了简便,下文中下标t将被省略。是根据CES生产函数生产,且CES生产函数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Y=A[αK-ρ+(1-α)L-ρ]-1/ρ。其中,Y、

K和L分别为产出、资本和劳动,A>0是效率参数,0<α<1是资本密集系数,ρ>-1是要素替代弹性参数,σ=1/(1+ρ)是要素替代弹性。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经济中的收入Y等于劳动收入MPL·L和资本收入MPK·K之和。其中,MPK=α(Y/K)(1+ρ)A-ρ和MPL=(1-α)(Y/L)(1+ρ)A-ρ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根据CES生产函数得到劳动收入份额为: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决定了利率/工资率比率变动进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呢?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利率/工资率比率如何变动完全取决于市场中要素的供求,利率/工资率比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完全由市场决定。然而,现实的市场往往是非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上资本和劳动的价格可能会被人为干预,导致要素价格扭曲,使利率/工资率比率被人为提高或压低,这必将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下面我们将讨论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要素价格扭曲可以分为价格绝对扭曲和价格相对扭曲(Lau和Yotopoulos,1971;Atkinson和Halvorsen,1980)。[34][35]绝对扭曲是指单个生产要素的实际价格与其边际产出之间的偏离。这里指的是现实的利率r和工资率w分别与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MPK和MPL产生偏离。绝对扭曲又可以分为正向扭曲和负向扭曲,正(负)向扭曲是指要素现实价格高于(低于)其边际产出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假设度量资本和劳动绝对扭曲程度的指标分别为DisK=MPK/r以及DisL=MPL/w。如果两种生产要素绝对扭曲程度的指标DisK和DisL的值等于1,则要素价格就是合理的,不存在扭曲;若其值大于(小于)1,则存在负(正)向扭曲。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有两层含义:如在同一部门内,是指一种要素相对于另一种要素的价格相对扭曲程度,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程度的比较;如在不同部门(区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区域)的价格构成比率不相等。本文指的是第一层含义。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程度的指标为DisKL=DisKDisL=MPK/rMPL/w=MPK/MPLr/w。若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DisKL)等于1,则说明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是合理的,否则说明其相对价格是扭曲的(王宁和史晋川,2015)[36]。

当存在着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时,现实的利率/工资率比率(r/w)就与两要素的边际产出之比(MPK/MPL)产生偏离,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但其具体效果与要素替代弹性参数或要素替代弹性密切相关。如上所述,参考(3)式,这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情形1:

当-1<ρ<0(σ>1)时,如果存在要素价格扭曲,如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使现实的利率/工资率比率小于且越来越偏离两要素的边际产出之比(rw1),那么现实的劳动收入份额将越来越被人为压低;反之,则相反。这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与现实的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

情形2:当ρ>0(σ<1)时,如果存在要素价格扭曲,如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使现实的利率/工资率比率小于且越来越偏离两要素的边际产出之比(rw1),那么现实的劳动收入份额将越来越被人为提高;反之,则相反。这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与现实的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

情形3:当ρ=0(σ=1)时,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并不能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当然,欲确切判断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是提高还是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必须首先确定要素替代弹性参数或要素替代弹性以及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然后才能判断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一)既定要素替代弹性下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关系的推测和观察

要弄清楚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首先确定我国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然后观察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最后将二者结合起来做出推测。

1.我国的要素替代弹性

要素替代弹性是要素比例的相对变化对要素价格比例的相对变化的反应程度,它反映了经济制度中价格机制对要素配置调节的范围、深度和效率,与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正相关(张明海,2002)[37]。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1992年以前为摸索阶段;1992—2003年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3年以后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在市场化进程的不同阶段,要素替代弹性也会存在差异。因此,为了得到我国不同阶段的要素替代弹性,我们将借助CES生产函数。因为CES生产函数表明,在同一样本区间内,要素替代弹性是不变的,但是对于不同的样本区间,要素替代弹性可能存在差异。我们将CES生产函数取自然对数,并在ρ=0处进行泰勒级数展开,取其0、1、2阶得到如下近似式:

由于某些省区缺失一些年份的资本数据,如海南省缺失1978—1989年的资本数据、西藏缺失1978—1993年的资本数据以及重庆缺失1978—1994年的数据,本文所用数据为1980—2013年我国大陆29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重庆、海南和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具体包括各省区GDP(1978年不变价)、资本存量(1978年不变价)和劳动力数据。资本存量的测算公式为Ki,t=Ii,t/Pi,t+(1-δ)Ki,t-1,其中,Ki,t和Ki,t-1分别为省份i在时期t和t-1的资本存量;Ii,t为省份i在时期t的名义投资;δ为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假定为5%;每个省区1978年的资本存量是用徐现祥、周吉梅和舒元(2007)[38]测算的每个省区各自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加总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Pi,t(1978

=1)是根据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39]以及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用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

运用上述数据,我们对(5)式进行回归,结果见表1(括号内为t统计量)。同时,我们也运用估计结果计算了不同时期的要素替代弹性参数,结果见表2。

显然,上述研究结果与现有的很多研究成果相吻合。王宋涛和温思美(2015)[40]认为,虽然学术界对我国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尚存在争议,但总体而言,更多研究认为中国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例如,张明海(2002)[37]、袁富华和李义学(2009)[41]、陈晓玲和连玉君(2012)[42]、张月玲和叶阿忠(2014)[43]以及王宋涛、魏下海、涂斌和余玲铮(2012)[44]等。

2.我国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产品的市场化已基本完成,但是要素的市场化却严重滞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各级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和政策干预目的,仍然保持着对各种关键要素资源的配置、管制权和定价权(蒋含明,2013)[45],导致要素市场价格与机会成本产生偏差或背离,即要素价格扭曲。

关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度量,根据上文理论分析可知,除了可以通过现实的利率/工资率比率(r/w)来观察外,还可以从要素价格扭曲的定义出发,通过比较要素的边际产出和现实中的要素价格,直接测度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根据上文的实证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要素替代弹性σ大约等于1,由理论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价格扭曲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会很大。因此,我们的研究主要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要素替代弹性σ>1的情形。

下面,根据DisK=MPK/r、DisL=MPL/w以及DisKL=DisKDisL=MPK/rMPL/w,我们将测度我国1990—2013年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程度以及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程度。在测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MPK=Y/K1+[(1-α)/α](K/L)ρ和MPL=Y/L1+[α/(1-α)](K/L)-ρ时,除了需要产出Y、资本K和劳动L的数据之外(见表3),还需要对要素替代弹性参数ρ以及资本密集系数α进行赋值。根据上述估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ρ值大约在-032—-027之间,其均值大约在-03左右,这符合大多数学者认为σ在1—2之间的结论。因此,取ρ为-03。同样,根据上述估计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α值大约在057—088之间,均值大约在073左右,因此,取α为073。然后,根据以上公测算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数值,如表3所示。其中,测算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以及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时所用的各年产出、资本和劳动力的数据为上文实证研究中各省数据的加总;利率和工资中1990—2011年的数据来自于王宁和史晋川(2015)[46],2012—2013年的数据是根据其方法测算。

表3中的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价格绝对扭曲都呈现出负向扭曲(DisK=MPK/r>1和DisL=MPL/w>1),但比较两种生产要素价格绝对扭曲程度后发现,资本要素的价格扭曲更为严重(王希,2012;陈彦斌、马啸和刘哲希,2015;王宁和史晋川,2015)[47][48][46],即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大1(DisKL=DisKDisL=MPK/rMPL/w>1)。

其原因在于:从理论上讲,政府既可以干预劳动的价格,也可以干预资本的价格,但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劳动者本身,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效用判断进行流动,这就决定了劳动是一种相对富有弹性的生产要素,如果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给劳动者定一个低于均衡价格的工资,势必引起劳动力资源的流动,也会引起劳动者的抵制而不具备可行性。因此,国家对要素价格干预的着力点主要就落在资本要素上(黎精明和郜进兴,2010)[49]。干预的结果是,不仅使我国资本要素价格一直处于低估的状态,管制利率水平处于市场均衡的利率水平之下(李程,2015)[50],其中1980—2010年中国的一年期实际贷款利率平均只有2%,远低于理论上应达到7%的实际贷款利率水平(陈彦斌、陈小亮和陈伟泽,2014)[51],而且,人为压低资本使用成本形成了资本相对劳动更加便宜的价格扭曲格局,导致我国利率/工资率比率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见表3)。

3.既定要素替代弹性下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关系的推测和观察

根据理论分析和上述研究的结果,

我们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我国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人为压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将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这符合理论分析中的第一种情形。

下面,我们将分别用DisKL和r/w作为衡量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程度的指标,来观察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利用表3中的数据,我们画出了1990—2013年我国的DisKL以及r/w与劳动收入份额的散点图和散点拟合线,如图1和图2所示。通过图1和图2可以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而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这个观察结果与上述推测相吻合。

当然,上述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种推测和直观观察,这种关系是否真的存在,还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二)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关系的计量分析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除了受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影响外,学者们认为还有很多因素也会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例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民营化、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全球化等(罗长远和张军,2009;常进雄和王丹枫,2011)[6][9][27]。因此,本部分的实证研究也将对上述因素予以考虑。因此,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W/Y)t=φ0+φ1(DisKL)t+φXXt+et(6)

其中,Xt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用人均GDP(yt)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用第二和三产业分别占GDP的比重(Str2t和Str3t)代表产业结构;用私营部门的就业占比(Prit)表示民营化;用FDI占GDP比重(FDIt)来衡量全球化;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Govt)代表财政支出。

由于其中一些变量无法得到省级数据,因此,在本部分中我们将运用我国1990—2013的时间序列进行研究。当然,本部分数据并非与上文数据没有联系,其中计算总资本存量(1978年不变价)时所用的1978年资本存量是徐现祥、周吉梅和舒元(2007)[38]测算的所有省区三次产业资本存量的加总量。其他数据(1978年不变价)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运用上述数据,我们给出了(6)式的OLS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括号内为t统计量)。

首先观察核心变量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表4中估计结果(1)—(3)显示,DisKL的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在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如果人为压低资本使用成本形成资本相对劳动更加便宜的价格扭曲格局,那么,随着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的上升,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个结论既与理论分析一致,也与我们的推测以及直观观察的结果相符合。

实证研究也显示,除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外,有一些因素也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影响,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Str2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Str3的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还有一些变量,如全球化FDI和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Gov的系数符号虽然保持不变,但显著性并不稳定;其他变量,如经济发展水平y以及民营化Pr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

接下来,我们用r/w来替代DisKL对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括号内为t统计量)。

表5中估计结果(1)—(3)显示,r/w的系数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的关系,支持了上文中压低资本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结论。

在上述估计结果中,第二产业占GDP比重Str2以及第三产业占GDP比重Str3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依旧显著;FD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也变得显著了;经济发展水平y的系数符号虽然保持不变,但显著性不稳定;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Gov和民营化Pri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显著。

四、要素价格相对扭曲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途径

上述研究表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从发生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到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环节。那么,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影响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传导途径是什么?这需要深入探讨。

首先,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会影响各经济部门的生产技术选择从而导致资本深化。在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各经济部门能够对资本与劳动的投入比例进行充分调整,更多地使用相对价格较低的要素。要素价格扭曲的一个重要结果是鼓励各经济部门使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因为资本比劳动更便宜。这样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比劳动以更快的比例增加,经济往往呈现出资本深化的特征。

上述观点可以用图3来描述。其中,A1B1和A2B2是两条生产预算线,Y1、Y2和Y3为三条等产量曲线。OE1代表资本密集型技术和OE2代表劳动密集型技术。生产产量Y1有两种技术,首先假设初始预算线为A2B2,此时运用劳动密集型技术OE2可以使成本达到最低,最优的要素组合为使用较少的资本O2K2和较多的劳动O2L2。如果资本相对于劳动价格降低了,预算线从A2B2旋转到A1B1,结果会运用资本密集型技术OE1进行生产能使成本达到最低,此时最优的要素组合为用较多的资本O1K1和较少的劳动O1L1。这样,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助长了各经济部门倾向于运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从事生产,并导致了资本深化。

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情况符合上述分析。由于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以及存在着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各经济部门在大多数年份中都发生了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替代劳动的倾向非常明显。特别是2001年以来,随着资本相对劳动价格的扭曲越来越大,技术进步偏向资本的程度也越来越大,资本加速深化(丁建勋,2015)

[52]。资本/劳动比率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呈现出同方向变动关系,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反方向变动关系,如图4和图5所示。

其次,资本深化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由总收入等于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之和(Y=wL+rK)可知,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收入份额之和等于1(wL/Y+rK/Y=1),也就是说,资本收入份额和劳动收入份额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我们先考察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动情况。上述分析表明,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了我国资本深化,这会对资本收入份额产生两方面的影响,即在产出Y一定的情况下,人为压低利率r会降低资本收入份额rK/Y,而资本K增加又会提高资本收入份额rK/Y。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方向相反的两个因素中究竟是哪一个主导了资本收入份额的变动方向呢?我们知道,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有r=MPK=αA[α+(1-α)(K/L)ρ]-(1+ρ)/ρ,且无论要素替代弹性参数ρ>-1取何值,利率与资本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那么,现实利率r也是资本K的减函数,记为r=r(K)。

由上式可以得到如下关系:如果drdKKr>-1(drdKKr<-1),则dPdK>0(dPdK<0),即资本K增加将提高(降低)资本收入P;如果drdKKr=-1,则资本K增加不会影响到资本收入P。也就是说,资本增加提高还是降低资本收入取决于drdKKr是大于还是小于-1。实际上,这一点很容易得到。我们利用表3中资本K和利率r的数据,用模型lnr=θ+lnK+ε进行OLS估计,就等于drdKKr(将lnr=θ+lnK+ε两边对时间t求导数后整理就可以得到)。

至此,我们通过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对技术进步要素偏向的影响,打通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至资本深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途径,构建了一个包含要素价格相对扭曲、技术进步偏向、要素投入结构变化(资本深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为我国要素价格相对扭曲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实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诱使我国各经济部门倾向选择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导致资本深化,进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其传导路径如图6所示。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从CES生产函数出发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关系。理论分析表明,要素价格扭曲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但其影响效果依赖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其次,基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以及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研究,推测和观察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更严格的计量分析也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与利率/工资率比率成同方向变动的关系,即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降低了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再次,探讨了要素价格相对扭曲(人为压低利率/工资率比率)降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传导途径:要素价格相对扭曲→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深化→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上述分析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正常的资本深化使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符合U型变动规律,但在要素替代弹性大于1的情况下,由于要素价格扭曲引致的过度资本深化以及劳动收入份额过快下降,必须予以矫正。而要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就必须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

首先,要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要改革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让市场在资本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化过程的关键。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利率的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及其风险结构、期限结构由资本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的竞争来决定,让资本价格充分反应资本实际供求状况。同时,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控制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干预,特别是改变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在投融资市场上的差异性对待,减少对国有经济部门的低利率贷款、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减少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歧视性待遇,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平等投融资,从而矫正资本使用价格人为压低而造成的要素市场扭曲,使资本价格向合理的区间回归。

其次,应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要加快劳动力市场改革,消除区域、行业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推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特别是使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面对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变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价格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现象,矫正劳动力市场价格的扭曲。

总之,必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诱导各经济主体根据市场均衡价格调整其要素使用方式和技术进步路径,遵循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本/劳动比率,改变初次收入分配中倾向于资本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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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锦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