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古时期《云门》之乐钩沉<br/>——兼论其与巫术、宗教的关系

中国上古时期《云门》之乐钩沉
——兼论其与巫术、宗教的关系

2017-02-13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17年4期

中国上古时期《云门》之乐钩沉——兼论其与巫术、宗教的关系

刘涛

《云门》为中国上古乐舞之一，其首作者为黄帝，颛顼曾对其进行过增修；黄帝和颛顼时期《云门》之乐的演奏有敲击鳄鱼皮鼓的环节，周代所存《云门》之乐中有宫、角、徵和羽等四调，要使用鼓、鼗、管和琴瑟等乐器；上古时期，《云门》之乐曾在巫术中使用，以役使鱓等禽兽，也曾在宗教活动中被用作祭祀天神之乐。

《云门》作者乐理乐器

《云门》为中国上古乐舞之一，《周礼》、《山海经》、《楚辞》、《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传世文献都对其有记载，除汉、唐、清等儒者及今人的注释外，学界同仁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云门》的作者、《云门》与《承云》的关系以及《承云》之乐的演奏方法等方面*参见杨树达：《吕氏春秋拾遗》，《清华学报》1936年第2期，第293页；高亨：《上古乐曲的探索》，《文史哲》1961年第2期，第41、43页；黄康斌：《古乐<承云>考——楚辞古乐考之一》，《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37-39页；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35-36页。，或者是只言片语的述及，或者是将《承云》之乐中的某些部分简单地归结为神话，总体而言不但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还使得其中一些真实的上古史实堙没难显。有鉴于此及《云门》之乐在中国音乐史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笔者不揣浅陋，在前哲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相结合，拟就上古时期《云门》之乐的作者、《云门》之乐的演奏方法、乐理及《云门》之乐与巫术、宗教的关系试做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云门》之乐的作者

关于《云门》之乐，《周礼·春官·大司乐》载曰：“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郑玄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贾公彦为其解释说：“彼云《云门》，黄帝乐。”又王逸注《楚辞·远游》“张《咸池》奏《承云》兮”云：“《承云》即《云门》，黄帝乐也。”准此，则《云门》之乐又叫《承云》，黄帝时期就已经存在，或者为黄帝所作。高诱注《淮南子·齐俗训》“有虞氏之祀，……其乐《咸池》、《承云》、《九韶》”曰：“舜兼用黄帝乐，《九韶》，舜所作也。”可见，高诱也认为《承云》(《云门》)与黄帝有关，帝舜曾使用过。此外，《晋书》则载云：“昔黄帝作《云门》”。《群书治要》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说：“黄帝作《云门》、《咸池》之乐。”因之，我们认为《云门》之乐为黄帝所作，虞舜曾使用过，并且在周代仍有保存。

又，《吕氏春秋·古乐》载：

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

凭此，我们知道，颛顼令飞龙仿效八风之音而作《承云》(又叫“《云门》”，下文统称“《云门》”)之乐，这就与上文所引后儒关于《云门》作者为黄帝的说法产生了矛盾。其实，造成《周礼·大司乐》和《吕氏春秋·古乐》对于《云门》记载不同的原因在于两种文献记述角度的差异：《周礼》记载周代所存六代之各代的代表乐舞，而《吕氏春秋》则主要强调某些乐舞的增修情况*参见许兆昌：《先秦乐文化考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页。。质言之，黄帝之《云门》和颛顼之《云门》具有前后相承的一致性，即《云门》之乐由黄帝首作之后，其在颛顼时期又经历了增修的过程，从而使其更加完善。

总之，就《云门》之乐的作者而言，黄帝为首作者，颛顼曾对其进行过增修。

二、《云门》之乐的演奏方法及乐理

《云门》之乐的演奏方法及乐理，《周礼》、《山海经》和《吕氏春秋》等传世文献都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其中尤以《周礼·春官·大司乐》和《吕氏春秋·古乐》的记载较为详细，前者记载了周代《云门》之乐的乐理和演奏乐器等方面的内容，后者则记载了颛顼时期《云门》之乐的演奏乐器和演奏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的讨论也将着重以《周礼》和《吕氏春秋》的记载为依据，结合出土资料而展开。

(一)颛顼时期的《云门》之乐：仿八风为曲，击鱓(鳄鱼)鼓为始

《吕氏春秋·古乐》载曰：“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据上文考证可知，颛顼曾经增修过《云门》之乐，具体做法当为：令飞龙仿效八风之音为《云门》之曲调。于此，高诱注曰：“八风，八卦之风。”许维遹先生则认为：“盖古之制乐，仿效八方风声而为之音。”*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123页。高亨先生说：“所谓‘八风之音’就是八方的风声，就是大地各方的风声，不可泥于‘八’字，强求八个方位的风声有何不同。”*高亨：《上古乐曲的探索》，《文史哲》1961年第2期，第43页。可见，许、高二位先生不同意高诱“八卦之风”的说法，他们认为八风为自然界的风声。又《国语·郑语》有载：“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生物者也。”《吕氏春秋·音律》则说：“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据此可知，古人确实曾依据自然界之风而定制乐曲。所以，许维遹、高亨二位先生的观点可从。即颛顼时期，飞龙曾经仿效自然界的风声而为《云门》之乐的曲调。

关于颛顼时期《云门》之乐的演奏，《吕氏春秋·古乐》又载：“乃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马叙伦先生认为：“《说文》曰：‘鱓，鱓鱼也，皮可为鼓’，段玉裁本删‘皮可为鼓’四字，谓‘由古以鼍皮冒鼓，鼍、鱓皆从单声，古书如《吕览》皆借鱓为鼍’。伦谓此‘鱓’字即‘鼍’之借字也。以鼍腹皮为鼓，即以鼍为鼓。”*参见《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所引，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2页。可见，演奏《云门》之乐时，要敲击一种由鼍腹皮蒙成的鼓。又《史记》云：“鼋鱓与处”，司马贞索隐说：“蚖鱓、元鼍二音。”蒋维乔先生也说：“《御览》九三二‘鱓’作‘鼍’，字通。《书·大传》‘江鱓’，注‘鱓或作鼍’，是其证。”*同上。于此，我们知道鱓即是鼍，其腹皮可用以蒙鼓为乐器，用来演奏《云门》之乐。但鱓(鼍)到底为何种生物，先儒却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明。

考诸其他文献记载，我们还是能发现些许蛛丝马迹的，如《埤雅·释鱼》载：“今鼍象龙形，一名鱓”。凭此，则可知鱓(鼍)象龙形。众所周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符号之一的龙可以与鱼互换，其原因就在于“从生物学角度看，是因为传说中的龙，其本相之一是鳄鱼：扬子鳄(古称鼍)和湾鳄(古称‘蛟’或‘鳄’)。”*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齐鲁书社1998年，第182页。原来，鼍是扬子鳄的古称，即是鳄鱼的一种，且鼍(扬子鳄)、湾鳄(古称“蛟”)又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龙”的生物原形之一。又《水经注·河水》云：“《尔雅》曰：‘鳝，鲔也。’出巩穴，三月则上渡龙门，得渡为龙矣。”再联系上文段玉裁所说“鼍、鱓皆从单声”，而单与善则声同，且都从鱼，故鼍、鱓、鳝意同，是龙的生物原形之一，所以古人认为鼍(鳄鱼)象龙，其实是龙取像于鼍(鳄鱼)。当然，这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肯定存在差异，如龙有角，而鼍(鳄鱼)则无角；龙可自由出入水中，上天入地，而鼍(鳄鱼)则主要生活在水中等等。行文至此，我们知道所谓以鼍皮蒙鼓就是以鳄鱼皮蒙鼓，演奏《云门》之乐时，要敲击这种鳄鱼皮鼓。

同时，上古时期曾以鳄鱼皮蒙鼓也得到了出土资料的证明。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确实发现了这种鼓，“在大型墓中，成对的木鼓与石磐、陶异型器(土鼓？)同出，放置位置固定。鼓身皆作竖立桶形，当为树干挖制而成，外壁着彩绘。鼓皮已朽，但鼓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由之可证，原以鳄鱼皮蒙鼓，即古文献中记载的鼍鼓，无疑。”*高炜、李健民：《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第38页。不唯如此，陶寺遗址与传世文献记载的尧都平阳有关*参见王克林：《陶寺文化与唐尧、虞舜》，《文物世界》2001年第1、2期。，且据学者研究，在五帝时代晚期，尧和舜曾经作为两位最高军政酋长而共同执掌过部落联盟的大权*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3-62页。。再联系文献中关于帝舜曾使用过《云门》之乐的记载，这就为颛顼时期演奏《云门》之乐时要敲击鳄鱼皮鼓的观点增添了一旁证。更进一步，我们推测帝舜时期演奏《云门》之乐也有很大可能要敲击鳄鱼皮鼓。

现在，我们再回到《古乐》关于《云门》之乐演奏方法的记载上来，所谓“乃令鱓先为乐倡”，高诱注有云：“倡，始也。”因之，对于《云门》之乐的演奏来说，就是要以先敲击用鳄鱼皮所蒙之鱓(鼍)鼓为始。又《礼记·学记》载：“鼓无当于五声，五声弗得不和”。《荀子·乐论》云：“鼓，其乐之君耶！”所以，马叙伦先生说：“盖古作乐，始于奏鼓，故曰‘乃令鱓先为乐倡也。’”*参见《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所引，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陈奇猷先生也说：“高释倡为始，是。鼓所以节乐，故必先击。此文令鱓先击鼓为乐始，正是鼓之作用。”*同注。综合以上所论，《云门》之乐的演奏要以敲击鱓(鼍)皮鼓为始，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鱓(鼍)鼓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古乐》载：“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于此，陈奇猷先生说：“此鱓以尾鼓腹，显然系一种化装表演。盖表演者化装为鱓形，置鼓于腹间，奏乐开始时，鱓先行偃寝，以其尾鼓其腹间之鼓，领导其他乐器开始演奏。……此化装为鱓者，盖以鱓之皮可以为鼓也。”*同上。又《说文》：“寝，卧也。”《礼记·曲礼》：“寝毋伏。”孔颖达疏云：“寝，卧也。伏，覆也。卧当或侧或仰而不覆也。”据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颛顼时期《云门》之乐以击鼓为始的场景：演奏者装扮成鱓形，在其腹部置以用鱓(鳄鱼)皮蒙成的鼓。开始时，演奏者倒卧(仰卧或侧卧)在地上，以化装而成的鱓尾敲击腹部鱓皮鼓。一言以蔽之，演奏者化装成鱓(鳄鱼)形，敲击鱓(鳄鱼)皮鼓。

综上所述，颛顼时期的《云门》之乐依自然界的风声而为曲调，以敲击鱓(鳄鱼)皮鼓为始。

(二)黄帝时期的《云门》之乐：以雷兽之骨敲击夔兽(鳄鱼)皮鼓

据上文的讨论，我们知道《云门》之乐首作于黄帝之时，其后在颛顼时经历过增修。其实，黄帝时期《云门》之乐的演奏情况也可藉由其他传世文献的记载得以说明，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载曰：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两条主要信息：其一，有一种动物叫夔，一足，它生活在水中的山上，且可以出入水中；其二，黄帝曾经以夔兽之皮蒙鼓，以雷兽之骨为鼓槌敲击此鼓，声传五百里，威震天下。

《说文·夊部》载曰：“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可见，《大荒东经》中记载的夔兽与龙相似。又，上文我们曾经考证过，鱓(鳄鱼)乃是龙的生物原形之一。凭此，如果说生活在水中的如龙之夔兽也当为鳄鱼，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唯如此，夔兽的一足，不正是鳄鱼之长尾的夸张描述么*在讨论“夔一足”的论题时，已故著名学者孙作云先生认为“一足”即“一尾”之误，甚确，可从。但孙先生以夔即蚩尤，其族以蛇为图腾，且“一足”为蛇之“一尾(尾巴)”的观点，(参见孙作云：《长沙战国时代楚墓出土帛画考》，《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第84页。)我们不敢苟同。？又，郭璞注《大荒东经》曰：“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鼓其腹者。”则雷兽也如龙形，且其面如人，这与“如龙”，“有角、手、人面之形”的夔何其相似。同时，雷兽可以敲击自己的腹部，联系上文我们对颛顼时期《云门》之乐演奏情形(演奏者化装成鳄鱼形，敲击其腹部的鳄鱼皮鼓)的考证，便可恍然大悟：原来，一足之夔兽，由于“其声如雷”，故又叫雷兽，其生物原形为鳄鱼，黄帝曾以其皮蒙鼓，敲击时，“英英”*马叙伦先生说：“英英当读为彭彭”。(参见《吕氏春秋新校释》陈奇猷所引，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又《诗经·大雅·灵台》有载：“鼍鼓逢逢。”之鼓声，能远播五百里，威震天下。总之，与颛顼时期相类似，黄帝时期《云门》之乐的演奏也有以雷兽(鳄鱼)之骨敲击夔兽(鳄鱼)皮鼓的环节。

(三)周代的《云门》之乐

关于周代所存《云门》之乐，《周礼·春官·大司乐》载曰：“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据此，我们可以从乐理和乐器两个方面讨论周代《云门》之乐*此处所引“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云和之琴瑟，《云门》之舞”的记载，从字面上看，似是记述周代《云门》之舞，而与《云门》之乐无关，但郑玄注《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22，第787页。)曰：“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唐)贾公彦：《周礼注疏》卷22，第787页。]据此可知，与《云门》之舞相配合的音乐为《云门》之乐，且《周礼》中的记载多数是以舞赅乐。因此，我们认为此处所引关于乐理和乐器的记载与周代所存《云门》之乐有关。。

第一，《云门》之乐的乐理，郑玄注《大司乐》认为《云门》之乐以圜钟为宫，并且“圜钟，夹钟也……用声类求之”则有“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三声。于此，孙诒让解释说：“郑误以此经三乐，并以宫角徵羽合成一调。既云三者为宫，则各于本宫起调，求其相生之次，得角徵羽，故云声类求之也。”即郑玄以为《云门》之乐以宫声起，与角、徵、羽三声相配合而合成一调，但无五声中的商声。

于此，清代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江永说：“三大祭不用商者，无商调，非无商声也。”可见，江永认为祭天之乐(《云门》之乐)中不是没有商声而是没有商调罢了。陈澧以《隋书·音乐志》所载为据，认为《周礼》中的宫、角、徵、羽“乃宫角徵羽四调，非一调中之宫角徵羽四声也。惟其各为一调，故谓之变也。”即《云门》之乐中的宫、角、徵、羽为四调非四声。孙诒让有说：“圜丘首用圜钟宫调，则仲吕商，林钟角，无射徵，黄钟半律羽也；次用黄钟角调，则夹钟徵，仲吕羽，夷则宫，无射商也；次用大簇徵调，则姑洗羽，林钟宫，南吕商，应钟角也；次用姑洗羽调，则林钟宫，南吕商，应钟角，大簇半律徵也。”总之，江永、陈澧和孙诒让都认为《云门》之乐中的宫、角、徵、羽是指四调，而非五声中的四声。

其实，细绎与《云门》之乐相关的“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之记载，似是在说明宫、角、徵、羽与圜钟、黄钟、大簇和姑洗等律吕有关，这该如何解读呢？原来“古代音阶中的宫、商、角、徵、羽相当于首调唱名，其音调随调而异，决定调高的是‘律’”*夏野：《中国古代音阶、调式的发展和演变》，中国音乐史学会编《古乐索源录》(《中国音乐·增刊》)1985年10月，第69页。。则《云门》之乐中的宫、角、徵、羽不是指四声，而是指四调，因此，江永、陈澧、孙诒让等人的观点可从。所以，我们认为从乐理的角度讲，《云门》之乐的演奏中有由圜钟、黄钟、大簇、姑洗等律吕决定的宫、角、徵、羽等四调。

第二，周代《云门》之乐演奏时所用的乐器，首先，郑司农注《大司乐》云：“雷鼓、雷鼗，皆谓六面有革可击者也。”郑玄注则说：“玄谓雷鼓、雷鼗八面”。虽然先郑和后郑关于雷鼓、雷鼗有几个面还存有分歧，但是，周代演奏《云门》之乐时，要用到鼓和鼗两种乐器则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联系上文的考证可知，此处用于奏乐的乐器——雷鼓(鼗*姜亮夫先生研究认为：“鼗者鼓之一种，鼓者乐中用以为节奏者也。古乐节奏重于曲调，凡初民乐事皆如此，非仅中土为然也。”姜亮夫：《九歌解题》，《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278页。)之名称，似与黄帝以雷兽之皮蒙鼓以演奏《云门》之乐有关，质言之，其雷鼓的名称来源于黄帝时期用以蒙鼓的材料雷兽(皮)欤？其次，郑玄又云：“孤竹，竹特生者。”《尚书·禹贡》有载：“峄阳孤桐”，伪孔传：“孤，特也。特生桐，中琴瑟。”则“孤竹之管”即特生之竹，中管也，即演奏《云门》之乐时还有用竹子制作的管乐器。总之，我们认为周代演奏《云门》之乐时，要使用鼓、鼗、管和琴瑟等乐器。

综上所述，周代《云门》之乐从乐理的角度讲，其演奏时有由圜钟、黄钟、大簇、姑洗等律吕决定的宫、角、徵、羽等四调；从所使用乐器的角度讲，有鼓、鼗、管和琴瑟等乐器，故《周礼·春官·大司乐》概括有说：“凡六乐，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郑玄注曰：“六者，言其均，皆待五声八音乃成也。”孙诒让云：“此言六乐当调以声音也。”又《说文·音部》云：“丝、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具体而言，周代《云门》之乐，其由石或木、竹(管)、丝(琴瑟)等乐器调和而成。

三、《云门》之乐与巫术、宗教的关系

(一)《云门》之乐与巫术的关系：役使禽兽之乐

通过上文的考察，很明显，颛顼时期《云门》之乐演奏时的击鼓与我们平时所见的击鼓形式大相径庭，其当有特殊的意义。杨树达先生就曾推测说：“上文云：帝颛顼令飞龙作乐。下文云：帝喾令凤鸟天翟舞。《音初篇》云：帝令燕往视。及此云令鱓先为乐倡，皆记古代役使禽兽之事，今时所谓神话是也。”*杨树达：《吕氏春秋拾遗》，《清华学报》1936年第2期，第293页。令人遗憾，杨先生没有就此问题展开详细论述，但他却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线索，即演奏《云门》之乐时敲击鱓皮鼓当可以役使鱓等禽兽。这可以传世文献所载尧、舜时期之乐的情况做为旁证。

《尚书·舜典》载：“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孔传云：“石，磬也。磬，音之清者。拊，亦击也。……乐感百兽，使相率而舞。”《尚书·益稷》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又，《吕氏春秋·古乐》载曰：“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拊石击石，……以致舞百兽。”高诱注曰：“‘质’当作‘夔’。”可见，夔可以通过演奏音乐而使百兽跳舞。此外，《舜典》又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有仍氏生女，……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杜预注：“夔，舜典乐之君长。”概而言之，夔为尧舜时期的乐官，他可以通过击打乐器磬*江林昌先生在论述虞代之乐时，就认为磬与皮鼓有关。参见江林昌：《论虞代文明》，《东岳论丛》2013年第1期，第68页。，役使百兽跳舞。

此外，关于夔，《韩非子·外储左下》载：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夔为乐正。”

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当然要把“夔一足”说成是由夔这样的人担任乐正，一个就足矣。与之相关，《庄子·秋水》则载：“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无如矣。’”成玄英疏：“趻踔，跳踯也。”其实，这些都是对“夔一足”的肤浅解释。如若联系上文所引《尚书》、《山海经》及《吕氏春秋》等的相关记载，我们推测所谓“夔一足”是指尧舜时期的乐正夔能够表演“一足”之乐舞，而这种乐舞的演奏很可能就是夔要装扮成鳄鱼(鱓)之形，用长长(以“一足”来表征鳄鱼尾巴之长)的“尾巴”敲击置于腹部的鳄鱼(鱓)皮鼓，而百兽则可闻乐起舞。又，《舜典》郑玄注曰：“百兽，服不氏所养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焉。”孙星衍即认为郑注中的“服不氏所养者”，是指《周礼·夏官·服不氏》之执掌。考《服不氏》，其载云：“掌养猛兽而教扰之。”郑玄注曰：“猛兽，虎豹熊罴之属。扰，训也。教习使之驯服。”可见，服不氏的工作与其说是教习百兽，使之驯服，不如说是其能役使百兽。所以，《舜典》、《益稷》及《古乐》中所说的夔能使“百兽率舞”，即是说尧舜时期的乐正——夔，能够通过敲鼓(装扮成鱓形，敲鱓皮鼓)奏乐以役使虎豹熊*百兽中的熊，学者们通过对《天问》中“伯禹腹鲧”及鲧“化为黄熊”的记载研究认为，其与鳄鱼有关。参见姜亮夫：《屈原赋今译》，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97页；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第180-186页。罴等百兽欤？故《荀子·成相》载：“夔为乐正鸟兽服。”当然，上文所引《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夔兽之说，不过是对尧舜时期乐正——夔之工作的神话化记载罢了，但这也正好反映出《云门》之乐的源远流长。

总之，上古时期《云门》之乐曾在巫术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乐师(巫师)可以通过演奏《云门》之乐以役使鱓等禽兽。所以，与其像杨树达先生所推测说《吕氏春秋·古乐》关于《云门》之乐的某些记载是神话，毋宁说是其体现了上古时期《云门》之乐与巫术的关系。

(二)《云门》之乐与宗教的关系：天神祭祀之乐

《云门》之乐除在巫术中使用外，其也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吕氏春秋·古乐》载曰：“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高诱注曰：“上帝，昊天上帝。”可见，颛顼时期，《云门》之乐除在巫术中用于役使动物外，还在宗教活动中被用作祭祀昊天上帝之乐。

又《周礼·春官·大司乐》载曰：“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郑玄注曰：“天神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于南郊，尊之也。”据此，我们知道《云门》之乐用于祭祀受命帝、五帝及日月星辰等的宗教活动中。同时，清人孙诒让有说：“舞《云门》者，为荐献后之合乐，合乐则兴舞。”详而言之，《云门》之乐用于天神(受命帝、五帝和日月星辰)祭祀中贡献祭品后合乐兴舞的环节。

另，《周礼·春官·大司乐》载：“凡乐，……《云门》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郑玄注曰：“天神则主北辰”。贾公彦疏“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曰：“案下云‘若乐六变，天神皆降’，是昊天。”孙诒让也说：“此天神之祭为圜丘祭昊天”，“谓圜丘之禘，众天神皆从祀，而以北辰为主也。”因此，在宗教活动中，《云门》之乐也被用于祭祀以北辰为主的昊天中的诸神。此外，郑玄注有云：“先奏是乐以致其神，礼之以玉而祼焉，乃后合乐而祭之。”孙诒让说：“细绎此注，前云先奏是乐以致其神，又云合乐而祭，是盖降神合乐，兼赅通举，非谓自凡乐以下至大舞等，皆专为降神之乐，而合乐又当别求之他章也。”一言以蔽之，在祭祀以北辰为主的众多天神时，《云门》之乐也被用在合乐的环节中。

综上所论，宗教祭祀活动中，颛顼时期的《云门》被用作祭祀昊天上帝之乐；同时，在周代作为所存上古时期六乐之一，《云门》也用在祭祀天神的合乐环节中。

[1](汉)刘安等著，高诱注：《淮南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唐)贾公彦：《周礼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3](唐)孔颖达：《礼记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

[4](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

[5](宋)陆佃：《埤雅》，中华书局1985年。

[6](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

[7](清)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

[8](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影印本，巴蜀书社1985年。

[9](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

[10](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

[1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