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后庆

(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中国话剧史往往把四十年代上海和大后方话剧的发展看作是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黄金阶段，这不仅指戏剧文本的创作获得极大的丰富成果，更是指戏剧演出，尤其是商业演出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当然也隐含了与之相伴的戏剧批评的众声喧哗。作为战时的陪都，重庆集中了大量的戏剧人才，成为抗战期间的戏剧重镇，这从中国话剧批评史上诸如戏剧民族形式问题、历史剧问题、建立新现实主义体系问题，以及关于《野玫瑰》《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等的论争几乎都发生在这里可以得到佐证。此外，大后方戏剧一时繁盛，批评家们对于职业演剧下的商演模式出现的不健康倾向，诸如“市侩主义”“噱头主义”“打游击”等，也进行了严厉批评。

一

从具体过程和内容看，国统区话剧“市侩主义”的批判，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发声阶段。大致从1937年7月到1941年10月，这个阶段主要针对开始出现的“噱头”等不良演剧台风提出批评。

1937年抗战爆发后，作为第一支来渝的外省救亡戏剧团体，上海影人剧团一行34人在陈白尘、沈浮、孟君谋率领下来到了重庆。尽管演出的剧目与抗战有关，如《卢沟桥之战》《放下你的鞭子》《流民三千万》《汉奸》等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但还是有批评家针对上海影人剧团的演出说：“我们不要把他们当做‘明星’看待，他们也不要这样看待自己。观众与演员都应该以绝对严肃的态度互相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