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生华

浅议中国画的尺度问题

张生华

中国画的尺度问题是伴随着中国画论争、文人画、现代主义等相关问题产生的，其形制的变化有时超越了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范畴，而受制于文化、社会以及政治机制，体现出的是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对文化艺术的内在诉求；有时又回归艺术本体，成为艺术家自我观照的手段，成为艺术家表达前卫意识的一种策略。

从临摹到写生——中国画尺度变化的内在条件

19世纪末的民族危机引发了国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思考与讨论，随后延伸到艺术领域中对传统中国画的批判。最先挑起批判大旗的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他提出“以复古为更新，尊崇唐宋绘画为正宗，旁取欧西画法，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中国画改良论”，以及随后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倡导的“美术革命”论都是对元明清以来文人画中形成的临摹、笔墨陋习的批判。实际上，康有为与陈独秀二人的言论更多的是处于功利性目的，康有为对西方写实绘画推崇暗含的是“学以致用”“实业救国”“富国强民”的思想，而陈独秀更为看重的是思想解放运动；作为论争的另一方传统派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价值阐释以及挖掘在新时代的意义，而且当时社会的主流仍是传统派，在二三十年代掀起的国学运动便可为证。而真正对中国画的变革转化为实践的是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等教育家，他们最先在美术院校推行素描教学、实物写生、人体写生等西方古典主义的教学方法，一方面形成了不同于中国传统国画审美习惯的画面结构、空间、透视，另一方面也冲击了传统国画重临摹、轻写生的观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