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介码头居民，出生在一座风行水上的无根之城，我成为一名诗者，居然还是格律诗作者，更像是个误会，或者说，一个发生在准现代城市的后现代现象。基于生就的庄周牌脑磁盘，我在阅读与创作之初，便与兴观群怨传统礼敬如宾。我深信不论中、西，夯基于大陆牧耕宗亲文明的精英暨贵族时代业已远去，而飘浮在航海工商契约文明之上的现代城市平民阶层及市民文化或将终结历史。作为柏拉图诗王国中的异端，我本能地拒斥充盈于传统文本中的精英圣哲理想，并愿作为一介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力倡“现代城市诗词”。

提到我倡导并践行二十多年的“现代城市诗词”及诗词拓新相关主张，不得不特予说明的是，具有现代性精神内涵的现代城市远未真实、完整地呈现于此岸、当下，它更类似卡尔维诺笔下“看不见的城市”：我们所椎足立身者，是“现实城市”而非“现代城市”。面对这一令人沮丧的真相，我在网帖《开启现代城市诗词创作的筚路蓝缕之什：独孤食肉兽千禧前作品选》序文中如是自诠：“现代城市纵是现实主义之外的虚构，它亦有能力参与建构更为多元的诗词审美文本，一如战乱兵燹中的陶氏东蓠……藉符号游戏诗栖混凝土丛林，无所谓异化、堕落……我生于兹，长于兹，恋于兹，还将弃尸于兹，我拒绝像金斯堡们般矫情地一边消费它，一边诅咒它。”因而就出发点暨目的论而言，我与陶潜、竹林七贤乃至柳周姜吴们时或暗含骚怨的个人写作迥然不同，我之去现实而取现代，非倒逼结果，而是天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