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林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4）

有人类学家指出：“近几十年来理论界的趋向，是越来越不能忽视性别作为一个实践的和解释的问题。”[1](127)的确，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或性别理论（gender theory）作为学术研究的新理念和新视角，在当今时代正越来越为哲学、史学、法学、文艺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科学所不可绕开。作为社会文化批评之一，以“gender”为核心的性别研究，立足人文关怀，着眼性别差异，努力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人类的语言、文本、思维特点、行为方式乃至婚姻制度、族群意识、社会结构、宗教信仰、艺术创造、文化交往等等方面问题，从而构建起不乏现代批判色彩的理论体系，并且在与人类学的互动中相互激发、彼此受益。

一

性别问题在人类学领域受到重视较早。自1861年瑞士人类学家巴霍芬的《母权论》以来，相继有《两性社会学》（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婚姻史》（E·A·韦斯特马克）、《原始人与性的研究》（恩斯特·克劳利）、《母亲：情操和制度的起源研究》（罗伯特·布里福特）、《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玛格丽特·米德）等力作问世。不过，倘就理论自觉而言，“将性别当作一个分析域是20世纪末的新生事物”。[2](166)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类学中有关妇女及其生活、文化的论述大多可在各书中关于人格、性别角色以及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的章节中找到，但大部分人类学著作都不是专门研究性别文化的，而且人类学理论一般也不把“社会性别”作为专项研究课题。尽管该学科中也不乏有名望的女性学者，但她们大都被视为实践者而非理论建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