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

很多年前，我遇到过一件事：一天上课时，班里的学生吵了起来，起因是班长从辅导员那里得到一个任务，要求全班同学周末去听一个讲座，讲座的主讲人好像是个重要的外宾。

按说这是个挺好的活动，但很多学生认为，首先无论主讲人还是讲座的主题，都跟我们专业没有什么关系，其次讲座占用了大家的休息时间，还有就是不太喜欢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要求。

于是班长就成了“怨府的所在”，大家纷纷责怪他为什么要揽下这样的任务。

后来我跟辅导员老师沟通了一下，原来这位外宾挺重要的，主办方担心听众太少会出现冷场的局面，所以才动员学生们集体去听这个讲座——说到这里，我想很多读者应该都有过类似“被抓去捧场”的经历吧？相信也都曾有过怨言。当时我也有点蒙：一边是同事，一边是学生，大家都有各自的道理和难处，我不知道该如何化解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讲座真的很有意思，那就应该不用担心会发生冷场的局面吧？

这个学期，因为一个同事去国外进修，我临时充当起我们学院的办公室秘书，其中一项工作就是跟各种讲座打交道。每个星期，学校科研处都会发来讲座通知，我负责把它们转发给学院的各位老师。说实话，每次转发之前，我并没有认真读一读邮件的内容，我一看那些讲座的题目，《从激进构式语法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语言中的复合结构》、《谈汉语光杆数量句和模态用法的互动关系》……好像都不是我能理解的话题。科研处特别烦人，隔几天就会发邮件来催：请把你们学院参加这个讲座的老师名单报给我们。我一查邮件，厉害了，我们学院好像没有老师报名参加，这就有点尴尬了……

我跟那位身在国外的同事聊天，说以前她在的时候，每次收到她的邮件我都觉得很烦，我邮箱里300多封未读邮件，有一大半都是她转发来的，我很少点开来看。如今，没想到自己也扮演起她以前的那种角色了。

后来我才知道，科研处之所以总来催要听众名单，并非是要给大家施加压力，而是为了统计人数，好安排相应的教室。

除了转发邮件，这学期我还负责举办本学院的文化讲座，请各专业的老师们来讲欧洲各国的历史、文化、语言和国情。想起刚上大学时，一位师兄跟我说，他觉得大学给他最大的收获是，每天校园里总在举办各种各样的讲座，只要他有闲暇，随便推开一扇大门，就可以听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我又想起多年前学生之间的那场争执，所以特别希望自己办出来的讲座会很有意思，能让听者觉得有所收获。

其实，办讲座的流程非常简单，邀请主讲老师、确定选题、排时间、约场地、找人做海报、在社交媒体推送预告、讲座当天布置现场、讲座完毕写新闻稿……整个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该安排多大的场地？学校有可以容纳40人～1000人的各种教室，可唯一不确定的是，我们可以召集到多少听众呢？

办第一场讲座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一个40人的会议室，结果不多不少，一共来了41人，我只好站在门边，听完了两个小时的讲座——尽管有点累，但还是值得的，毕竟我办的讲座实现了“座无虚席”。尤其有几位听众是从很远的外校赶来的，这让我受宠若惊，继而又开始担心：不知道主讲人讲得够不够生动，内容是不是充实，能不能让听众觉得不虚此行？直到讲座完毕，一位女士突然站起来，激动地说：“真是太精彩了！”这时我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

从那以后，我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把讲座放到60人、100人的大教室，几场下来，也并没有什么违和感。

后来有一位老师，是讲阿尔巴尼亚文化的，跑来跟我说，希望把讲座的时间由下午三点改为四点，好让她的学生下完公共课后也能来听她的讲座，另外她还执意选择只能容纳40人的会议室。当时我心里有一点意见，因为我并不希望来“捧场”的主力军全是老师们自己的学生，我更希望我们的讲座能让更多“跨界”的听众听到。不过这位老师的顾虑我也理解：阿尔巴尼亚是一个欧洲小国，她很担心这个讲座的主题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

事实证明她是对的。那天在现场我数了数，一共来了30位听众，除去这位老师的学生22人，同事5人，真正外来的听众只有3人。其实这位老师讲得非常有意思，信息量很大，让我用短短两小时就认识了这个独特的民族。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