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恩慧，王伯鲁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100872）

引言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把社会对科技的单向建构转向科技与社会相互建构的维度，为揭示科技与社会的复杂联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与方法。转基因技术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包含着不确定性，与各社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绝非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框架，建构起转基因作物产业化过程中各个行动者之间的网络联盟，可以更深入地探明科学实践与其社会背景的紧密联系。

一、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基本框架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和科学哲学家、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的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开辟出一条考察科学和社会互动的实践研究路线，其核心思想是科学技术实践乃由多种异质行动者相互建构而成的动态网络。

（一）行动这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及原则

首先，拉图尔所使用的“行动者”包括人类（humans）与非人类（non-humans）。在《法国的巴斯德化》中拉图尔明确指出：“当我使用‘actor’，‘agent’，或‘actant’时，并不对他们可能是谁以及他们所拥有的属性做出任何假设。行动者的范围不仅仅限于“人物”或“主人公”，其关键特征就是具有人的自主性。”［1］252由此可见，“行动者”是一个极为广义的概念，范围囊括自然和社会因素。各个行动者都具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相互之间可以构成网络联盟，而科学技术就是行动者构造联盟网络的活动，各行动者在其所构成的情境中相互作用的产物就是科研成果。

其次，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原则是“广义对称性原则”（General SymmetryPrinciple）。拉图尔指出“社会与自然具有同样的建构性，因为它们是同一稳定化过程的双重结果。对于自然的每一状态而言，总存在着一个对应的社会状态。如果我们对其中一个坚持了实在论，我们对另一个也必须同样如此；如果我们在某种情况下是建构主义者，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必须是建构主义者”［2］108。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框架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必须坚持解释的对称性，两者的存在与力量是平等的并且共同统一于网络之中。对于科技知识的生产而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非是外在于科技黑箱的建构活动，而是“与行动者网络构建科技黑箱的实践活动同步建构和形成的。”［3］不能认为自然或社会“哪一方更具有可信性，也没有哪一方被赋予神秘力量而能够脱离被建构起来的网络。”［4］256“广义性对称原则”从科学知识的“自然”极端与“社会”极端中开辟出了第三条道路。

最后，行动者建立网络的基本途径就是“转译”（Translation）。“转译”过程可以简述为以下情况：如果甲行动者提出的知识成为乙行动者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那么我们就说乙招募了甲。甲的想法或理论现在可被视为是乙的权益。乙的权益或兴趣被转译成了甲的权益或兴趣，于是乙的权益被巧妙地重新配置——既得到了保护，又得到了转换。通过这一过程，某些行动者可以不断吸引其他行动者从而形成网络联盟。因此在卡隆等人看来，行动者所得到的利益与兴趣本身就是谈判和互动的结果，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本质上是转译的社会学。

在转译过程中，“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权益化（Interessement）、招募（Enrolment）、动员（Mobilization）……这些术语毫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的行动者”［5］60。“问题化”是转译过程的第一步，指某些行动者将其所遇到的问题及所追求的利益转化为其他行动者共同面对的问题和利益，从而吸引其他行动者支持其研究并与之联合，“使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关节点’”［6］。“权益化”是界定行动者在网络联盟中的角色，其结果是行动者被“招募”而成为联盟成员。“动员”即核心行动者作为整个网络的推动者，对其他行动者行使权力，使得行动者的资源和力量得以被充分使用，从而维护网络的稳定运行。

（二）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特点及意义

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特点是以网络的思维看待科学技术实践。在网络思维的视野下，事物是由处于变化状态的层级结构组成的。科学活动是由多种异质成分建构而成的网络动态过程，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以自然和社会为预定前提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以动态实践的视角去考察科学知识的“今生前世”——通过追随某一行动者（尤其是核心行动者）的方式，揭示此行动者所在网络的建构过程，由此展现知识的生产。正如以开放性为特点的复杂网络，会随着其节点自身变化的取向而不断生长、演化，其结构也随之越发错综复杂。在网络建构过程中，由自然与社会、人与物等各异质者组成的网络边界在不断地变化，彼此相互牵制的力量随着“转译”的成功由弱到强，彼此的关系由模糊到清晰并逐渐固定，但任一行动者之间的微小变化都会使已建立起的关系不断地被改变，新的网络也在不断地衍生。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网络思维背后，是关系思维和过程思维起着支撑作用。拉图尔并不认为有一成不变的实体性社会存在，他认为真正存在的只有出现、变化和消亡中的关系与连结。各异质成分在网络中有着复杂的关系，行动者本身就不是中立的，其自身利益决定其必然有一定的取向，也决定了它会建立哪些关系，转译何种问题，从而逐渐使得整个网络最终成为一个关系网，各行动者结合为利益共同体而去完成同一个目标。其中，核心行动者会不断吸引新的行动者与其建立联系，其他行动者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断建构或中断关系。此外，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观点，科学活动是各个异质行动者之间相互“转译”、影响、妥协的过程，是一连串行动。因此，知识不再是单纯由科学家对外界事物所下的定义或命题，而是一个包含各种异质成分相互博弈的动态过程。以各行动者的当下活动为出发点，跟踪行动者之间构造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也就避免了将科技成果静止化、黑箱化。

行动者网络理论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势必超越传统二元论。从本体论而言，自笛卡儿开创了二元分立模式，主体与客体之间便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许多哲学家沿着二元论的道路或成为自然实在论者，或成为社会建构论者。但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野之下，“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实在与现象这些区分都是不存在的。”［7］例如在对社会的解释对象上，“行动者”这一概念不仅仅包括人，还纳入了非人因素，打破传统观念中人处于主体地位而人以外的一切环境为毫无主动性的客体的观念，赋予非人行动者能动性，体现了人与非人行动者的同等地位。现实的对象是知识、利益、争议和权利的混合体，是“天与地、全球性舞台与地方性场景、人类与非人类”［2］3的混合体。如此，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了克服二元对立的缺陷，“又回到了混沌与权力的本体论哲学，其大量研究工作就是要从经验上展现这种本体论哲学。”［7］

从认识论而言，人们的传统观点是主张科学认识的对象要么是自然，要么是社会，因此也就有了自然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的对立。例如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虽然打破了传统的不对称分析，以社会解释自然，但也使得社会拥有了比自然更优先的解释地位，从而造成一种新的不对称性，因此ssk（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 Knowledge）的强纲领依旧难以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方法。而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广义对称性原则认为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现象和纯粹的社会现象，现实的对象总是自然与社会的“杂合体”（hybrid），科学和社会被视为同一整体，科学的内容（content）和情境（context）在同一过程中始终相互建构、无法分割，这为分析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平台。

二、转基因技术的演进与困境

转基因技术是在分子水平上对生物遗传物质进行的技术操作，具有产量高、抗逆性强、食品特性好等优势，许多国家对其大力扶持。但其所隐含的潜在风险以及与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又使得转基因作物的发展处于尴尬之境。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角，探析同一种技术何以在不同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

（一）美国转基因产品行动这网络的形成

转基因技术自诞生以来，以其众多优势迅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其中“美国是全球研发和种植转基因作物最早的国家，也是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增长最快的国家，其种植面积一直在全世界排名首位，并且每年的种植仍然呈上升趋势”［8］37。转基因技术作为非人类因素的核心行动者，在美国建构起一个强大而稳固的网络联盟，使得美国转基因技术产业雄冠全球。

首先，生物科技公司要想使转基因作物形成产业，就需要寻求科研支持。企业在转基因技术的研发方面不惜重金投入，研制新的作物品种并积极推动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以期获得巨额回报，因此公司与科研人员需要实现问题与利益的转译。从全球大环境来看，随着世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也不断增大，再加上耕地面积的减少、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的加重，使得近代农业必须要有新的突破。有鉴于此，科学研究人员明确界定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制出具有产量高、抗性强、环保、育种周期短等多种优良性状的作物以克服传统作物产量低、抗性弱等方面的缺陷。蒙塔古、切尔顿和傅瑞磊等科学家为代表的科研机构、院所使得转基因技术在农业的应用不断取得突破。以傅瑞磊博士为例，其本身就是孟山都公司的雇员，所以更注重这项技术的实用性。他首次将一个抗性基因转入了根瘤菌，使得转基因植物细胞的快速筛选成为可能。这项技术极大地加快了育种的速度和效率，为孟山都在转基因领域的成功奠定了基础。［9］25转基因产品自身所具有的多种巨大优势显示出其光明的发展前景和广阔的应用范围，吸引了其他行动者，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的“关键点”。转基因作物不仅仅是科学家的研究对象，更是与其他行动者结盟的核心行动者。

转基因作物想要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推广，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达到相关安全标准、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模式。而由于转基因技术最先从美国发展起来，全世界无管理模式先例可寻，相关管理部门也是措手不及。有鉴于此，生物技术公司通过“说服”或者说“转译”试图使政府及相关机构参与进来共同管理这一新兴事物。政府部门经过权衡，认为联合管理也不失为可行之举，于是美国农业部（USDA）、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和环保署（EPA）这三个部门便根据已有的法律，分别负责管理转基因的3个不同方面：根据美国农业部规定，任何在美国土地上种植的作物必须经过USDA的审查评估，证明其对其他作物没有伤害后才能获准种植。USDA认定此种作物安全后，须再经FDA一系列项目的检查，FDA认定转基因食品除其中含有少量的外源DNA以外，其余方面和传统食品并无区别，故认定其为“一般认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简称GRAS）。当农作物所转的基因涉及对其他生物的毒性时需EPA来鉴定、批准，EPA的批准有时间限制，到期后需重新申请。［9］58-60至此，生物科技公司围绕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这一“关键点”问题转译的结果，就是转基因技术在通过美国相关机构的认可后，可以名正言顺的进入市场，发展产业化生产。

生物科技公司对转基因作物推广必然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转译”为国家发展战略。美国领导人一直把生物技术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领域加以扶持，以扩大农产品的出口量并将转基因技术向全球推广，从而在世界粮食的生产和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这一思路为相应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政治上的动力。1991年2月，美国竞争力总统委员会在其《国家生物技术政策报告》中明确提出“调动全部力量进行转基因技术开发并促其商品化”的方针，对转基因产品给予专利和知识产权保护，使得孟山都、杜邦等生物技术公司成为转基因种子与作物商业化的主角。2010年4月13日，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发布了《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可持续性的影响报告》，报告分析了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可持续性发展的积极影响。［10］由此可见，孟山都、杜邦等跨国公司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共同利益“关键点”是网络中的核心关键点。

经过各方支持，最终生物科技公司将转基因作物销售给种植户。生物科技公司的利润转译为种植户的利润，种植户的主要经济利益来源于粮食产量，而粮食的产量与耕种面积和单位产量直接相关。由于受土地开发资源的限制，美国种植面积难以扩大（2013年美国人均耕地面积为7.5亩，且呈递减趋势），因此农业增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单位产量的提高。美国农作物主产区常由于自然原因而导致减产，农作物经济效益的提高必须依赖于新的技术来弥补传统农业技术的缺陷，因此转基因技术的出现给农业增产稳产带来了希望——抗旱、抗虫等转基因作物降低了自然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时减少农药、化肥以及人工投入，从而在增大产量的同时能够节约成本，也适合美国机械化耕作的条件。此外，农民也能有更多闲暇时间，拥有更多的农外收入。［10］

如此一来，以孟山都、杜邦等为主要代表的生物科技公司作为主要推动者，不断与其他行动者进行转译，使自己遇到的问题成为实现对方目标的“关节点”。转译双方都努力指明对方想要取得利益、达到目标的途径，经过一系列的谈判磋商之后最终结成联盟（转译过程如图1）。

图1 美国以生物科技公司为主要推动者的“转译之网”

围绕转基因作物这一非人行动者为核心，以国家政策扶持为方向，以生物科技公司为主导，以政府管理为保障，以科研机构为支撑、以种植户为动力的强大而稳定的行动者网络便形成了。（如图2）。

图2 美国转基因产品行动者网络联盟

（二）欧盟国家转基因产品行动者网路中的困境

与美国的情况不同，转基因作物在欧洲某些国家的发展可谓步履维艰。转基因技术何以在不同区域有着近乎相反的命运？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科技研究与创新是由各个行动者不断博弈与合作的产物，任一行动者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个体，其缺失或失控会导致网络的不稳定甚至瘫痪。排除历史与文化等原因，转基因技术在与各个行动者转译的过程中，与政府这一行动者的转译发生障碍，从而导致了整个网络的脆弱与不稳定。如图3，欧盟下属负责科研的核心机构为研究与创新总司（简称DGRI），此部门与科学家之间进行转译，投入2亿多欧元，资助100多个项目，以推动科学家研究转基因的安全性。科学家与孟山都、巴斯夫等科技公司进行转译推出转基因土豆、转Bt基因抗虫玉米MON810等产品，公司将种子或作物向欧盟下属政治机构——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SANCO）提交申请，并由其将所有材料转交欧盟食品安全总局（EFSA）接受审查，此机构评价标准极为严格，常要求各公司补交各种材料，使得审批程序极为烦琐、漫长。此外，最重要的是欧盟所有法律必须经过各成员国投票表决才可生效，然而投票方式复杂且各国所持态度不同，例如奥地利一直以来反对发展转基因作物，原因是其有很强的有机农业传统，希望维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强势地位。［9］25，61-65

图3 转基因产品在欧盟国家的转译之网

这种情况导致其他行动者的一系列利益转译行为均不通畅，如图4所示，在科技公司方面，除孟山都外，德国生化巨头巴斯夫（BASF）宣布将生物技术研发部门全部迁到美国，关闭了在欧洲的实验室。这样转基因技术就失去了强大的市场推动者。虽然欧盟支持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基础研究，但是科学家们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应用，于是多数选择将实验室迁出欧洲，从而使得转基因技术在欧洲的研发失去了科研支持，农民只能选择种植传统技术作物。由此可见，问题转译作为建构技术创新网络联盟的基本途径，只有促进其过程顺畅才能使得各类异质行动者产生积极作用。

图4 欧盟国家转基因产品行动者网络断裂图

经过对比可知，技术的内容是在网络构建的动态过程中形成和演进的，是各个行动者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一项技术的发展是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协同合作的产物。只有各个行动者之间顺利转译，各自达到自己的目标，获得自己的利益，才能结成坚固的联盟并共同维护网络，扩大网络。

三、行动者网络中的复杂关系分析

行动者网络在为转译活动搭建平台的同时对行动者的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动态为特点的网络以及多重身份的行动者使得责任的认定变得困难。此外，行动者网络视野下的事物均为两者或多者的杂合体，科技与人文紧紧镶嵌，因此须重新审视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行动者网络中的责任关系

网络中的科技、个人、组织等作为行动者，共同担负着转译过程中其行为与成果的责任。尤其是对类似于转基因技术这种收益与风险并存的技术，如何处理各行动者之间的责任关系至关重要。行动者网络中的转译过程不断演变、推进，各行动者之间的联盟关系也随之或远或近、或松或紧。正是由于这种以动态为特点的实践过程，使得责任不能简单地完全归咎于某一行动者或某一转译环节，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变得越发困难。

当今时代，许多行动者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科学家为例，很多科学家都有双重身份，既是科研人员又是政府机构的负责人，或者公司的股东等等，他们变为一种双重甚至多重行动者。例如2010年科技部公布的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973项目中，入选973计划的科学家共279人。在这279人中，“现任行政领导近210人，包括高校校长、各学院院长，科研机构所长，公司副总裁、总经理、总工程师等，占总人数的近75%。这其中，还有一些专家为单位现任法人代表。此外，在剩下的近70人中，还有10余位研究人员曾担任行政职务。”［11］因此，科学共同体早已不再仅仅是知识的共同体。

当科学共同体作为被转译者时，深受其他转译者的影响，包括政府、企业、舆论信息等等。这些行动者在网络中都是极为重要的角色，直接影响资金、设备等资源的分配，舆论氛围的导向，与科研有关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的制定，掌握着网络中重要的转译力量，同时也设定科研成果的门槛与标准，并对其进行相关检查，因此它们负有对成果的潜在风险进行预测和预警的责任。因此，在追究某一行动者的责任的时候，不应忽视他的转译者对他的影响，其转译者的责任必须予以考量。

从出现问题的转译结果入手，回溯到以各个“关键点”为中心的转译过程。只有合理的转译活动才能维持网络联盟的稳定，促进网络的完善。尤其是对于人类行动者而言，有义务和责任遵守转译过程中的行为伦理的要求和规定。例如，“行为的道德性要求”［3］是为了避免行动者在转译活动的腐败行为，“商谈中的伦理要求”是使处于主导地位的行动者多考虑处于弱势的行动者的处境，而不是“对其他行动者进行压制以及不应该形成学术霸权”。［3］这些都是行动者所应共同承担的义务与责任。只有行动者之间相互信任、诚信合作，承担其应有的责任，才能打造一个健康的稳定、开放、有活力的网络联盟。

（二）从行动辄网络理论视角看科技、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拉图尔和卡隆用行动者网络理论来解释科学和技术，除此之外，行动者网络理论还能运用到范围更广的人类行为领域。正如约翰·劳和米歇尔·卡隆曾说:“网络这一隐喻，是理解技术创新同时具有社会和技术双重特征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以互联网异质性为基础的隐喻，是社会技术工程的基础。”［12］自然、社会以及一切人类的活动成果共同建构起一个结构复杂的网络。

从这样一个视角，我们可以重新来审视国内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挺转”与“反转”的激烈争论中，其中不乏有学者列举出一些较为极端而不具代表性的来自人文领域的反转基因案例，就片面地认为民众、媒体、人文学者是妨碍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敌人。“挺转派”对“反转派”最常见的指责就是：这些人都是文史哲领域的学者，鲜有理科背景知识，因此他们的建议是没有价值的，而大众更是杞人忧天，对转基因技术的指责毫无科学依据。例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李成贵认为“人文意识一旦泛滥就变成了廉价甚至无聊的东西，就是对科学精神的生硬骚扰。”［13］85中科院遗传所高级工程师姜韬认定反转基因力量“来自人文学界的反科学和反智的力量”，认为“对科学本身的质疑来自人文领域，主要是不甘为2+2=4这样冰冷冷的规定和结论所左右；还有就是担心科学结论的唯一性会导致专制”［13］108，更有甚者，有的学者直接认为凡是没有生物科学背景的人都没有资格谈论转基因技术，只有科学家才有发言权。

对此，可列举两个数据统计以助于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个直观感受。

首先，选取《人民日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和《瞭望东方周刊》四家媒体关于转基因的349篇报道文本做了信息来源统计，文本采集的时间区间为2004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十年时间。［14］四家媒体中，《人民日报》属于权威党报，《新京报》是市场化的都市类大报，《南方周末》则是主流的新闻周报，《瞭望东方周刊》是综合类新闻杂志，四家媒体基本代表和覆盖了不同类型的报刊且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长期关注转基因问题的主流媒体。

统计的部分结论如下：第一，专家使用最高，以理工科背景的信源为主；见表1。

表1 四家媒体转基因争论（2004-2013）的信源策略［14］①分类信源统计的是每一类信源在349篇样本中的使用情况；使用了复合式信源的样本共有43篇；单独统计每一类复合式信源的使用频次情况。

第二，在31篇专业人士的文本中，13篇为意见领袖及学者（其余18篇为消费者协会），人文社会科学背景的信源尤其是伦理学、哲学等领域学者的观点与思想不足甚至缺失；见表2。

表2 四家媒体转基因论争（2004-2013）的信源类别与背景［14］

根据巴拉巴西等人的无尺度网络理论，类似于这四大报纸的各个权威媒体正是处于中心节点的位置，其他的次要节点即其他小型报纸或网上的非权威消息大部分是来自于这些中心节点。那么这就对只注重专业报道而缺乏人文思想的现象起到了放大作用，使得整个媒体的复杂网络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次，如今农业部公开信息栏目，仍列有2004年“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构成名单（见表3），从这份统计分析名单中可见，农业部组织的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构成以系统内部人员为主，缺少环保机构专业人员，社会伦理等人文学科专家的意见更是无从表达。［15］因此，应对转基因安全审批人员的构成适当作出结构调整，使其更多元化、均衡化，进一步完善对转基因产品的监督机制。

表3 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SAC／TC276）成员构成［15］

诚然，民众知识程度固然有限，某些媒体固然有虚假报道，但绝不能以此认为科学技术就应该束之高阁、独立于人文文化，尤其是像“转基因”之类还没有完全探明其黑箱中内在机理而带有风险的技术，更需要对其进行伦理的、哲学的反思，以一种审度的态度去看待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人文文化与科技都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二者应有协调一致的关系才能使得社会系统自洽、和谐。

统而言之，众多学者和媒体在正确理解科技与社会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上还有待提高。但反过来看，其实这也恰恰说明了科学需要舆论支持，科学离不开社会——就第一个数据统计而言，人民日报是党报，新京报是商业化的报纸，媒体实际上深深浸润着周围环境的影响，而科学恰恰是以政府、商业资金等为支持宣传自身，促进自身发展，而不是与他们决裂。

拉图尔认为，现代社会正是不断地创造一个纯粹的客观世界，它掩盖了客观世界被分离的一系列动态过程,包括人与物的活动。自然、社会、科技、文化的混合体(hybrid)就是在这一净化(purification)过程中产生出来。当一个社会越来越现代的时候，人们会发现人和物、科技与社会越来越融合。现代社会是由多个行动者和转译过程连结而成的复杂网络，很多问题看似是科技问题，实际上早已超越了科技领域而涉及各方面利益。臭氧层空洞所属的社会性，依赖于话语者的主观性，决定了它难以被划归为真实的自然现象；工厂以及国家首脑们的策略也充满着化学反应，因此难以被简单的还原为权利和利益。任何一个节点、任何一个链接的改变都会牵动整个网络。科学在建构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在建构科学。

结语

一项新技术的长期影响是难以预见的，其发展过程由科技与社会多重因素共同决定，涉及的问题已超出科技领域的范围而触及各方面利益，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方法进行剖析，可以考察科技成果生产的实际过程。

行动者网络理论以行动中的科学和重塑中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在动态的视角下把科学知识的内容纳入到自然与社会的混合本体论范畴之中，颠覆了传统的二元分立思维方式，同时也为科技与人文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弥补了科学知识内部的微观研究与其外部的宏观社会体制之间的鸿沟，开辟出了一条科学实践研究的路径。行动者网络理论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个领域，适用于分析更广阔范围中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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