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彬

女人的解放也可能是20世纪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女人是人类一半， 写女人就写半个人类，是不是？我原来是这么想的。

一两年前，我每个星期给某一个中国报社写一篇散文。过了一年多后，该报社的编辑 （他当然是一个男的）来电话告诉我：你老写关于女人的话题，我们不太想再发表你的文章。我吃了一惊。写女人不对吗？落后吗？好像是。我早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男人做女子的镜子，给她们各种各样的认同。当时是50年前，我觉得这个说法不错，有道理。今天我怎么看呢？

30年来我经常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没想到有一天在波恩会有一个女人就此问我: “你为什么想做女人呢？”我不想当女人，即使我总是坐着小便，为了干净，没有别的意思。我不喜欢看男人站着撒尿。他们还不洗手就离开厕所。我还记得1950年代的德国，我们小男孩每一次公开地一块嘘嘘，大声地喊了一声口号:谁不站着，谁不是男子汉。很调皮，对吗？这件事情不要多说了，有一点无聊。

有一次一个中国男性读者跟我家里人说:“顾彬不喜欢男人！”有道理吗？慢点，情况复杂一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长大的孩子，经常看不到爸爸。他们有的死了，有的做了战俘，有的到外地赚钱去了。我爸爸早上很早离开家，晚上工作到很晚回来。他回来我已经睡了，因此很少能看见他。

那时候，我们小孩儿老跟女人在一起，渴望有一天会来一批男人跟我们玩儿。他们来了，他们是士兵，英国人。他们的军营就是在我们住的房子后面。每天他们到我们房子前面的荒地来进行军事演习，我们小豆豆们都跟着他们，有时高兴地坐在他们的高射炮上。虽然我们不懂事儿，有一点顽皮，比方说把石头扔到他们的营房，英国军人还是对我们孩子们非常亲切。

当时我们小孩儿做战争的梦，梦见到战地打仗去。我们心上都代表一种男人主义。我们看不起女孩子。我们到野地玩骑马牧者与印第安人的游戏，到森林里爬树，在那里女人对我们来说都不存在。我们是男人，我们是英雄。上学我们经常带武器，当然是玩具枪。有时我们在树林子里找到真的兵器或真的手榴弹，就把它们藏起来。而且在家里还有真正的手枪与真正的弹药，它们是大战留下来的。我们孩子当时的生活其实危险。

无论如何我居然有一天发现了女孩子，女人的文明，在小学、在学童日托所。我是在德国的北方策勒（Celle）出生的。1952年我在这个古老城市的郊区开始上学。大概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男生受不了老师老歌颂两个女生的书法，还让她们两位把我们的名字写在我们本子的封面上。原因是老师觉得我们的书法太难看。他说他认不出我们的姓名来。两个姑娘们把我们的名字写在我们的手册上，写好了，我们发现什么呢？不光发现她们的书法好看，我们也发现她们本身的温柔，文明，美丽。

下课时我们学生大部分去学校旁边的学童日托所。那里的阿姨们都是年轻人。她们个子高，头发长，身体瘦，她们很女性。我们偷偷地看她们漂亮的体形，特别是她们裙子的低领。从那时我开始害怕女人，到今天我还怕她们。为什么？不太清楚。好像对我来说，她们代表跟男人不一样的，另外一种世界。

1950年代女人在家里什么都决定，但是如果她们想到外面工作去，则需要丈夫的批准。反正在1949年后的西德是这样。不过像鲍勃·迪伦的歌儿“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一样，时代在改变。好像1960、1970年代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历史的重心看起来从男转到女，无论在德国、美国或中国。

大地上新的口号是“Pretty girl rules the wolrd”（美女统治天下）。到目前为止，连她们的内衣也受到男人和女人的一致赞成。Victoria's Secret的时装在全世界成功。我们男人偶然路过它的商店，根本不知道把我们眼睛放在哪里，最好把它们装到口袋里头吧。不过，不看的话，女人不高兴，看的话，她们会想：你瞧这个好色之徒。

1970、1980年代以来发生了什么呢？难说。因为历史是复杂的。应该承认到现在不少女人还是不幸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种社会，谁都知道女子在那里要面对暴力。不过，女人的不幸福不再是历史的倾向，而是相反的。在学校，女生超过男生，在德国、在中国都是这样。我在汕头大学和青岛海洋大学讲课，女生坐前面，男生坐后面，女生写最好的考卷，男生写最差的。

可能20世纪以来有两种社会的趋势：一个是美学丑的发展，一个是女人自信，后者是我们要赞美的变化。人需要美，要不然生活太单调。不过，现代艺术、当代文艺、今天的文学等不一定还能代表美。几十年来，丑代替了美。另外，今天看新闻，经常看到战争，大部分是男人打仗去。可能由于这类的原因，时装表演越来越多受欢迎。无论我们怎么评论，在高台 (cat walk)上出现的女人，在女性时装杂志上看到的服装都不丑，相反我们的眼睛感觉到美的幸福。男人看模特在高台上走来走去，都是从台下观察台上的她们；电影、图画、文学作品里描写的神女经常在高尚的地方，经常从上面下来，下到大地上，到男人界。中国英文版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最近有一篇文章谈女人的内衣，报道一个美国男人把Victoria's Secret的模特叫成“angels”（天使），看上去有一点道理。

1980年代西柏林的街上经常能听到、看到女人游行的口号：“我们要一切，一切要马上就来！”当时的西柏林全部依赖西德，两个德国统一后柏林还是依靠德国的西部，因为柏林的福利很好。根据2007年的统计，当时柏林百分之五十的居民不工作，靠城市的福利好好过日子。因此谁都可以要“一切”。

1977年我开始做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的“副教授”。我的学生大部分是女的，都是女权主义者。在她们的影响之下，我改了我的思路、我的生活方式等。我跟随她们从“男性文学”转到 “女性文学”。我从事这个新的研究方向十年多。我跟我的学生（也包括一些男生在内）一起研究、翻译了中国现代、当代女作家的优秀作品。

我为什么有一天“停止了”继续把女性研究放在我研究的中心呢？有好几个原因。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男人，集中在女人的世界，不但男人，更让女人表示怀疑。1985年到了波恩大学后，我发现我的学生对女权主义不感兴趣。她们好像代表另外一个时代。她们给我的感觉是她们非常自信。她们不再认为男女是对立的，而是平等的。我就开始孤独。

我开始孤独，为什么呢？在柏林，我学会了“恨”男人，恨我自己。我在波恩听不到女人对男人的起诉。波恩属于比较宽容的地区，因为罗马帝国、法国曾经在这里一段时间，也因为狂欢节的影响。波恩的女人很强，不需要我这类的人为她们说话，她们自己说。

我的孤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女人得到了自信以后，她们不要男人保护她们，无论口头上，还是研究方面上、生活上。虽然我开了女人的研讨会，出了有关妇女文学的不少书、文章、译本，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女学者邀请我参加她们开的关于女人的讨论会。虽然我今天还注意女作家，可是我对她们产生了距离感。

我最近产生的距离感跟媒体有密切关系。德国的媒体所谓的女明星老是公开地攻击或讽刺男人。目前我受到一种不安全感的苦。我们西欧男人这些天说话、写作非常小心。谈犹太人、写外国人，或者跟女人接触，我们都怕会犯错误。因此我们老审查自己的话和态度，要不然我们倒霉了。

德国的女人，反正媒体上的女生是这样，老污蔑男人。如果我们敢像她们一样，问不合适的问题，我们马上就会有麻烦。我还记得1980年代有一个电视台女节目主持人问一个男流行歌手:“你的裤衩儿放哪里啊？”媒体没有反应，女人没事儿。1990年代一个男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美国女电影演员Sharon Stone:“你的内衣在哪里？”媒体就反应了。

更糟糕的是：上次德国选举前，有一个女记者在媒体报道了一个政治家对她说的话。这句话是一年前在彼此之间说的，因此是私人的话。女记者报道，她当天穿了Dirndl，这是一种突出女性身材的德国南方和奥地利的服装。根据报纸的报道，政治家看到了这种民族衣服，告诉她:“你真会充实你的裙子。”于是，报纸指责这个政治家sexism（性别主义）。指责了一年了！要求他下台。原来小事儿变成了国家的大事情。在这期间男人不再敢赞美一个女孩子的衣服，因为他们怕女人会觉得他们的眼睛在检查她的身体。

在中国，我们最近老听到女孩子们把好看的男明星叫成young fresh meat（小鲜肉）。国内国外很少对这种污蔑的说法做出反应。几个星期前还有一个女明星告诉媒体她跟男人一样放屁。如果男人不但在彼此之间，也是在媒体上对女人敢这样说，他们完了。

好像这个时代，女人想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在科隆大教堂的祭坛上有女人随便打开胸罩；在波恩的大学区有女人随便抓住男人的中心。她们要怕法院的惩罚吗？不。要怕媒体骂她们吗？更不。为什么不呢？好像女人还算弱者，男人算强者。但是女人越来越强，男人越来越弱。男人不敢公开地说他们在女人的手里，会丢脸，因此男人沉默。

其实男人不再是强者，口头上或行为上犯错误，他们都要负责。男人越来越害怕碰到女人。比如在德国，因为女人无论说什么都是对的。十年前，一个男老师要坐十年的牢，原因是他的女同事起诉他在办公室强奸她。他在监狱死了后，法院才发现女老师的故事全是编造的。这类的事情目前在德国不少。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这些女人是否代表所有的女人。同时我们也可以质疑，对女人不好的男人能否代表所有的男人。反正国内国外有好男人，好像不容易看到他们，但是他们是有的。我们跟我们崇拜的女人去找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