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卫佳铭

发自上海

2017年1月24日，我坐上从广州飞往上海的航班。

一下飞机，刺骨寒风吹得我腿关节阵阵酸疼。已连续三年没在上海过冬，未料本地土著也难以抵御岁末沪江的湿冷。

“佳铭，我们在这里！”只听一声女高音在喊我的名字，回头望，是舅妈。上车后，和往常一样，舅舅开车，坐在副驾驶的舅妈负责说说家里的事情。我安静听着，仿佛一个外乡人。

话语间我得知，表姐刚考上了事业单位，开年后就去新单位报到。大学毕业4年，表姐算是把国家公务员、上海市公务员、事业单位各种考试统统考了遍。

守得云开见月明的舅妈脸上扬起神秘的微笑，我低了低下巴，连“嗯”两声，表示赞同。见我对她播报的新闻兴趣不大，舅妈话锋一转，“那你什么时候稳定下来啊？”“我挺好的……呵呵呵。”“还是尽早回上海吧。”舅妈此句语重心长，正专心开车的舅舅也跟着点了点头。

我知道，这是春节劝归序曲的开篇。

两手空空踏进家门口，为保面子，我嘴上推托是工作忙没空打点。妈妈在一旁帮腔，广州有的东西上海也都有，不用买。虽然两周前，我们也曾在电话里有过争吵。不仅要支撑我熬过刚换工作的过渡期，还要帮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打圆场，到底是我难为她了。

“这次回来就别出去了吧。”果然，这是爸爸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从广州到北京，再回到广州，每挪腾一次的代价是爆发一场我与父母间关于“留下”和“出去”的战役。

最严重的争吵爆发于两年前的夏天。研究生毕业后，我想去外地实习。因为严重不符合爸妈期待而被教训了一通：上海机会那么多，你就不能在家附近找一个可心的工作吗？那么多人都想进来，只有你竟然往外跑？一时我无言以对。

除了旅行和读研的时间，我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交通便捷、经济发展、公共设施完善……这些都是我能感受到的家乡的好，但每当我打开电视机看到近乎一成不变的播报时，又会讶异于那些和这座繁荣大都市不相协调的东西。

23岁那年，我想出去。我知道，若不在此刻，便再没有更好的机会。每次有人问起未来打算，我总说“终究是会回家的”。在所谓地区优势中长大的孩子意志力和战斗力大多不强，留在家乡、结婚生子、过着安生的小日子，是我很多亲朋故交们的选择。

而我的爸妈又有着很多典型“上海家长”的特质：不希望子女远游，不喜欢谈论政治、安土重迁，且认为自己的家乡最好。几次折腾去外地工作的行为在他们眼里是大写的不着调，但我依然感激他们同意以两年为期，放我在外游荡。

辞职后找工作的空当期，我无比焦虑，想着即将到期的两年大限和低迷的现状。最难的时刻，卡里余额只够一顿外卖，一个人躺在床上呆望着天花板，不知该不该跟家人求救。

我当然知道，爸妈并不是真的冷酷无情。在没有着落的日子里，他们轮流试过我：“最近怎么没有分享新闻链接了？工作还顺利吧？”说谎，是最好的选择，好平息他们的不安和催促回家的念头。

2017年春节，沾了表姐的光，我们全家去松江多年没有走动的亲戚家拜年。舅妈又把接我那天的说辞倒腾了好几遍。我听得发困，余光向四处胡乱扫，忽然发现坐在舅妈身边、距离我两个身位的妈妈正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

多久了，没机会好好看她的脸。这个女人一辈子没有留过长发，总是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旧照片里，23岁的她也曾有一双明媚的双眸。年岁渐长，妈妈的眼睛变小了，被饭店的灯光照得甚至有些睁不开。如果不是回家看到茶几上的眼药水，我都不知道妈妈有了角膜干眼症。

上海郊区的女性中流传着钩花技艺。一根细细的钢针只在针尖处打了个“L”形就成一个钩子，用它就着花色的线就能编织出各色好看图案。妈妈十多岁时就跟着外婆学钩花补贴家用。因为记性好，学得快，妈妈经常被外婆派去别人家学习新织法。小时候，我的各种小披肩、小马甲、坐垫、茶杯网兜都是妈妈的手艺。

虽说是指尖上的劳作，但针眼细密，图案复杂，很费眼神。这两年，妈妈视力下滑得快，她把针线统统收起来，很少再碰。上次重操旧业还是三年前，我说钩针编织的围巾好看，她花了两个晚上为我织了一条。我明白她的用心，亲手织就的不只围巾，更是路遥万里的牵挂。只是数次搬家辗转中，那条围巾被我弄丢了，我没告诉她，更不敢让她再为我织一条，因为太费神了。

饭桌上，注视着我的妈妈那时在想什么，我不得而知。也许她在想象我也能早日回到她的身边，在她尚有精力时来得及为我下一代也勾画一个美丽的童年。

也许，她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洞穿了我的谎话。临行前夜，我窝在房里打包行李，妈妈鬼鬼祟祟地进来，塞给我几千元现金（也不知她何时准备的），还示意我别吱声。整个春节假期，她都笑面迎人，尽力帮我挡住所有催促“回来”的声音。

明白人都知道独在异乡的不易，全然不是“去外面闯闯挺好”这么简单。但不这样说，又如何应对一波接一波“为什么不留下”“为什么不回家”的拷问呢？我们娘俩都没有答案。